作者Irecliff (夏日午後,書,綠茶)
看板NTHU-Socio
標題到底工會該談些什麼? 孫窮理
時間Thu Dec 7 00:53:20 2006
http://www.blackdog.idv.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2
記者的「專業自主」和「勞工權益」吵了十幾年,兩者還是彌合不起來,一碰到要
談到組織的問題的時候,這兩個東西就會跳出來乒乒碰碰地亂撞,聽著實在有些心
煩,其實不只是記者,哪一種工人沒有專業自主的問題呢?從現代工會的原型工人
基爾特(Craft Guilds)來看,它既是利益團體、也是專業組織,更是教育機構,
資本主義興起,資本家把生產工具佔據了去,工會的豐富性就該這麼消失了嗎?
苦勞網的這篇「媒工作大遊行九月一日登場」在記協的討論板上引起了小小的爭議
,五月二十五號媒觀和記協一起召開的「新聞不是連續劇、媒體不要踐踏自律承諾
」看起來是針對媒體處理鐵道怪客的新聞而發,但事實上,從「消費者」的角度去
批判媒體的工作,原本無效,總是會有更多的消費者會用收視率來證明媒體選擇的
正確性,所以詩凱選擇直接切入核心問題-媒體自律公約以及記者的組織問題,我
覺得十分的準確,記者本身的集體力量,才能對「媒體亂象」做有效的回應。
一直以來,對於記者組織的想像,就有「專業自主(專業團體)」和「勞工權益(
工會)」兩種不同的主張,我在想的問題是,這兩者真的有那麼大的落差嗎?沒有
一個可以用集體的力量,押著資方,坐下來談判的工人組織,所謂專業自主,根本
就是空談;但換個角度說,工人跟老闆談什麼?難道只談工資、工時、休假……這
些「勞工權益」問題嗎?那未免把工會的格局也談得太小了。
我們從歷史來看,在西方,工會(Trade Union)與中世紀的工人基爾特(Craft
Guilds)*傳統有極密切的關係,工人基爾特是由手工藝工人組成的團體,他們基於
共同的利益、對抗領主的侵害,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因為徹底掌握生產工具的大資本
家還未出現,手工藝工人一定程度可以自己掌握生產工具及生產技術,所以,工人基
爾特不純然是維護利益的組織,它同時是「專業者組織」,在其中,進行著技藝傳承
的工作,所以它也是教育組織,一般認為,工人基爾特的教育功能,一直到大學制度
出現,才逐漸地被取代,從這個角度講,它也是大學的前身。
雖然,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工具漸漸為資本家所掌握,連帶著工人越來越只是
單純地出賣勞動力,而生去了技術的主導性,但是不可否認的,歷史地看工人組織,
「專業」與「權益」兩者,從一開始就不是分開的;而在我們這些資本主義後進國家
,工人組織卻從來不曾歷經過這樣的歷史,在台灣,早期工會是國民黨控制生產秩序
的工具,在有了所謂「自主工運」之後,多了一些爭取權益的功能。
工會爭取勞工權益當然是天經地義,但是實際上,如果工會只看到權益問題,而失去
了對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的掌握,很容易轉變成只能在經濟上鬥爭的「利益團體」,
這也會使得工會失去在生產秩序上,與資本家平等協商的力量,尤其是在各種新生產
技術與管理方法,不斷在「競爭力」的說辭下被引進,新的工具,所創造出來的收益
,往往是從減少雇用、或者利用不熟練的勞動力來取代熟練的勞動力換來,工人無法
對此有所回應,就只能限縮在勞動法規與契約的保障下去錙銖計算,談判立即陷入不
利的地位;從更大一點兒的面向來說,每一種生產,都是有其社會性的,資本主義的
邏輯是讓資本家無限制地擴張生產、以利潤和競爭為唯一的目標,造成的結果,卻是
社會不斷承受它的外部成本,但是對工人來說,卻不見得要接受這樣的世界觀,它的
前提是,工人得把他所從事的生產的社會性想清楚,這才有與其他社會力量結合的可
能性。
在台灣,許多工會的抗爭,往往要到了關廠或者被合併的關頭,才想出他們產業的社
會意義(像是文化保存、公共服務這些理由),但社會意義必須是長期經營,早已經
獲得社會認同的東西,不是急就章,或密集的文宣攻勢可以換取的,更重要的是,這
些思考與行動,是不是內化到工人的腦袋裡、是不是表現在他們平日的組織和工作及
生活上面?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談「專業自主」並沒有什麼不對,談「勞工權益
」也不一定就對;這兩著是一體兩面的東西,「自主」是就積極面講,「權益」則是
消極的,不管哪一種工人,在自己的職業領域裡面、在組織工作上面,如果無法貫徹
地去掌握,我認為,在認識的工作上是不夠的。2004年,由NoLogo一書的作者
Naomi Klein製作、Avi Lewis執導的紀錄片「TheTake」,講述阿根廷工人,在老闆
宣布關廠之後,接管工廠的故事,引起全球工人運動者的興奮。然而,要讓工人說出
「老闆是工廠裡最沒有價值的人」這句話,中間需要經過多少的過程呢?
媒觀和記協談李泰安事件的新聞亂象,可以直接點破「消費者」的無力觀點,而直指
其必須透過新聞工作者的集體行動來加以制衡,這的確有其洞見,問題是這個所謂的
集體行動的長相到底該是什麼樣子?在記者這個圈子裡,聽到樓梯響了好幾年,卻從
來不曾看到人下來;而不只是記者,更大的台灣工運面臨挫敗、工會組織退縮回場廠
及經濟鬥爭的小圈圈裡,隨時準備被各個擊破的時候,我還是在想,到底工會該談些
什麼?
*註:這種形式的組織,甚至被認為是「中世紀的市民社會」的基礎(如黑格爾與馬
克思),假如真的有所謂的「公共化」的話,恐怕這也是一個重要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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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相信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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