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south.org/modules/wordpress/?p=55 公民社會的實踐與發展：一個社會運動的觀點 （本文發表於「公民社會與台灣民主論壇」） 作者：邱毓斌 一、民進黨與社會運動 ◆民進黨與社會議題 回顧從黨外到民進黨的歷史，少數的左翼始終沒有在黨內形成一股穩定的力量。是以 ，民進黨是一個沒有左翼的政黨，在看待諸多社會矛盾的時候，民進黨多以功利的角 度出發，希望可以藉由對社會議題的發聲與關切，好能壯大反國民黨政權的陣營—— 而非把解決矛盾視為政治上的首要目標。 ◆民進黨與社會運動部門 國民黨執政時期，許多社運團體與民進黨之間存在著一個鬆散的聯盟關係，而黨內幾 個派系也曾在前揭政治動機下成立了若干的社運團體。隨著民進黨的政治斬獲不斷增 加，特別是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之後，亟需要大量的政治專業工作者，於是社會運 動團體成了民進黨的主要「人力銀行」之一，許多社會運動者成為民進黨的檯面前後 工作者。這個趨勢一直到1990年代中後期才趨緩下來。 就此而言，社會運動與民進黨之間理當能形塑出一種比較穩固的「支持／代理」的合 作關係，然而這樣的關係卻一直沒出現，反而造成了若干緊張關係。或有以下理由可 以解釋：社會運動微薄的基石隨著這樣的人才入黨而流失，而若干派系與青年黨工視 社會運動團體為培訓單位以及個人生涯踏腳石，最後，以贏得政權為最終目標的選舉 總路線逐漸視社會運動為trouble makers。 ◆民進黨執政後的「社會運動制度化」 如果取代國民黨成為執政者是民進黨關心社會議題的主要動機的話，那麼在執政後， 顯然民進黨喪失了再去關心甚至解決社會矛盾的理由。如此，我們就不難理解像「反 核四」這個在黨內具有高度共識的社會議題，最終是落得如此後果。 民進黨執政後一個比較清楚的方向是，試圖把社會爭議「制度化」（當然，這不是從 2000年才出現的作法），例如，在部會乃至府會層級開放了許多相關的委員會納入了 過去被排斥在外的民間團體代表。不過，這類的制度化仍是相當浮面的，比如說，對 於委員的挑選原則，經常是以政治立場而非以專業考量為優先。另外，在攸關執政重 大利益時，屢屢傳出當局介入或壓制委員的情事，一個最近的例子就是中部科學園區 的環境影響評估會議。 ◆民進黨鼓勵一個開放活躍的公民社會嗎？ 如果民進黨缺乏主動處理社會議題的意願，或許我們退而求其次來問另一個比較實際 的問題：民進黨政權會樂意看到一個活躍的公民社會嗎？可惜在檢視民進黨執政經驗 後，無論就鬆綁過去威權政體所遺留下的人民團體相關法令政策，或者降低對於人民 團體的介入與干預等方面，我們並沒有看到顯著的進步。前者，我們看到像工會法修 正版本仍然限制著受雇者的結社以及罷工權力，或者人民團體法修正草案仍維持著對 社團包山包海式的限制；至於後者，即便手段與效果都與過去威權時代不同，惟各級 政府對於人民團體在改選時的干預與影響仍是常見的新聞。 二、對於社會運動的幾點觀察 ◆「朝向國家」vs「朝向群眾」的社會運動 台灣的社會運動有著很濃厚的「朝向國家」的性質，運動的訴求通常是以國家為對象 。這裡面包括了對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施壓，對於立法院／政黨的施壓，要求法令與政 策的制訂或者修改。當然，社會運動的重要本質之一就是試圖去介入政治的決定過程 ，不過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落伍社會政策，加上兩千年後日趨激烈的政黨競爭，某種 程度強化了這個趨勢。過度的面向國家，造成了兩個互相關連的後果：第一，社會運 動團體過度「鑲嵌」於政治體系之中：為了能夠取得運動成就，有些團體與相關部會 或特定政黨（人物）之間形成了穩定的關係。第二，運動策略的擬定逐漸以能影響政 治部門為主要考慮，諸如遊說，造勢，迎合媒體報導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社會運動在 另一個面向上的退卻：朝向群眾。許多組織其實很少花成本於組織群眾、鼓勵成員的 對話等工作上面。 不過，這幾年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反省，像部分的社區大學、文史工作室以及環保團 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在鼓勵人民討論並參與相關的公共事務。筆者認為，這些草根層 次的經驗，將會是下一階段活躍的公民社會的重要來源。 ◆社會運動與政治化 台灣的社會運動團體對於政治是不陌生的，甚至是高度鑲嵌於其中的。但是，很諷刺 的是，在現實主義的原則下，這些政治經驗僅停留在「利益交換」的層次，許多團體 並沒有進一步去批判現有的政治模式，更遑論有討論／追求一個新的政治模式的動力 。我們可以說，「去政治化」是台灣社會運動的一個明顯特徵。於是，像總統制內閣 制，立委選舉改制，或者統獨國家認同之類的問題，多數團體是根本不討論的。即便 是最近很熱門的倒扁運動，我接觸到的幾個工會團體，其實興趣也不大，倒不是因為 喜歡阿扁，而是覺得基本上這與團體當前關心議題並沒有什麼直接相關。 這麼說，並不代表社運中人毫不在意政治發展，或者滿足於現有的政治型態。但是， 回到前述朝向國家的特性，「社會運動政治化」始終沒有被放在運動的日程表上。舉 例來說，全國產業總工會在2004年二月對會員工會的幹部做了一次調查，被問到「台 灣需要一個真正代表勞工階級的政黨嗎？」時，有75.13%的工會幹部認為必要。諷刺 的是，雖然多數的工會幹部認為必要，但是這幾年不論是該會或者其他工運團體，鮮 少聽聞有關第三勢力或者組黨的討論，更遑論任何行式的實際行動。 ◆「誰」在搞社會運動？錢從哪裡來？ 台灣的社會運動團體沒有足夠的專業工作者，同時流動性非常大。這除了造成組織動 能不足，工作人員過勞之外，很重要的是組織發展的經驗沒有辦法傳承，相隔幾年（ 如過能夠存活下來的話）之後，過去的歷史可能並沒有跟著傳下來，在組織事務上更 可能會浪費多餘的力氣嘗試，甚至犯重複的錯誤。其次，沒有足夠人力，就無法開展 出積極的組織策略或者開發出適當的發展策略。這也間接了強化了「朝向國家」的特 質，因為這是最省力，而且能見度較高的策略。第三，人力的缺乏降低了組織內部以 及組織之間的適度分工，每個人（團體）都是校長兼撞鐘的時候，像研究、出版、教 育以及組訓等通常是被犧牲的工作。很難想像，在這部分，社運團體倒是跟上了主流 企業的發展：業務外包—只是前者是本身資源無以負荷，後者則是從中獲利。 另一個相關的是經費問題。有三類的團體在經費上比較健全，第一種是會員人數眾多 而且不於流失的團體，具有固定的會費收入；第二類是與政府單位友好的合作團體， 官方補助成為穩定的經費來源；第三類則是會員經營比較成功的團體，透過固定或者 多元的募款管道，足以為團體籌到充分的經費。不過，雖然有三類，但是只佔了少數 ，多數社運團體都是苦哈哈的慘淡經營。台灣民眾的捐款行為多半不以公共事務作為 目的，而多金的慈善團體更不會像英國或香港的Oxfam關注並挹注公共事務，很多團體 只好向各級政府申請經費。這通常出現三類後遺症，第一自然是拿人手短，立場鬆動 ；第二，許多團體為了取得經費而耗盡精力，從申請到結案的行政程序，讓已經短缺 的人力更是捉襟見肘；最後，當官方補助變得習以為常，團體容易喪失自闢經費來源 的想像與動力。其實，多元而積極的基層募款動員在1980年代並不罕見，但是這顯然 是目前許多團體已亟待找回的能力。總體來說，經費的短缺，不僅是組織能力以及實 力的反映結果，也使得政府或者政黨影響介入社運團體更為可能。 ◆建立一個對話平台？ 總結來說，無論是現實主義式的朝向國家的特質、去政治化、忽略組織發展與培力策 略、缺乏專業工作者以及消極的財務狀況等等台灣社會運動常見的特質，這些都是互 相關連而很難單獨針對一項來個別解決的。外在的政治與社會條件或許不容易改變， 但是，社會運動團體之間的互相對話、瞭解乃至具體合作，則是一項可以著手實行的 工作，也許能讓這些問題與難處找到出口的方式。 步入千禧年後，國際上反對資本全球化的社會運動展開了一項新的培力計畫，就是「 社會論壇social forum」。這不只是在國際層次（如：World Social Forum, European Social Forum, 與Asian Social Forum）或者區域層次（如East Asian Social Forum）舉辦，許多國家的社會運動也舉行了國內的social forum。來自不同背景的社 運工作者、研究者、學術工作者齊聚一堂，透過研討會、演講、座談、辯論、甚至是 放電影、擺攤位等方式，互相交換經驗，辯論策略，乃至擬定合作計畫。有論者批評 這樣的形式是一種嘉年華或者大拜拜，但是我們也的確看到許多的運動因此而出現， 或者使得團體更為成熟。在台灣，對於這類平台的搭建，我們或許有著同樣的急迫性 ，不只是有助於解決各團體內部的問題，也可以讓我們透過對話與合作來瞭解，從而 面對，各種舊的與新的問題與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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