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才是大問題 ■苦勞評論2005/06/20 　　在一場全面性的戰爭中，個人的志願，該怎麼被理解？ 　　日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與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後代的代表，前往日本靖國神社迎回高砂義勇軍英靈的行動，被旅日國策顧問金美齡在媒體上以一句「當初的高砂義勇軍是志願為國家做事。」做了回應。這輕巧的「志願」二字，讓自己成為自己的裁判，企圖解消一切外來的質疑。但志願，從來就不能超脫一切取得正當性。 　　對於台籍日本兵到底是志願或者是被強迫的論述及學術研究，汗牛充棟。當時在國家主義的大社會氛圍下，意識型態上有愛國主義的宣傳，又有從軍取得高報酬、高職位的經濟誘因，加上原住民部落又經歷軟硬兼施的「理蕃」政策，當時的台籍青年及原住民從軍，是志願，或是強迫，在無法恢復當時社會情境及每個人真實心理時，現今的論爭，當然淪為立場各異之人各說各話。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洪流中，無論是否「志願」參戰，殖民地與受害國的人民始終身處戰火的肆虐中，擔驚、受怕。如果人民沒有選擇免於戰火肆虐的自由，那麼「志願」參戰又怎能超脫一切歷史情境，為這場侵略戰爭取得正當性呢？不論是不是「志願」，並不能免除興戰起禍的責任，也不能消解隨之而來的追究與譴責。 　　二次大戰後，作為侵略國的德國或日本國民，能因為「我是志願」一句話而脫罪嗎？戰爭從來不只要求人民吃苦奉獻，還提供人民一個美好的許諾，一個激越昂揚，萌發「志願」的理由與意義，藉以掩蓋血腥的陰暗面。在大日耳曼民族的號召下，德國國民自我納粹化，而日本則建構了一套大和民族優越及「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全日本國民那個不是夢境的共同構築者？正因人人身處其中，「志願」才應該被審視、反省。 　　怎麼會「志願」？這正是德日兩國於二戰後，探討反省自己社會出了什麼大紕漏的核心問題之一。德國暫且不論，就日本而言，雖然整個社會對歷史反省冷漠，但總還是有人對於日本國民在愛國主義的動員下狂熱參戰充滿疑惑，研究當年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今日本社會還有沒有類似的種子？ 　　撇開冷門的日籍作家及學者，在台灣炒作到不行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曾經對於在1995年發生的地下鐵沙林毒氣事件直接做出這樣的比喻： 現在的奧姆真理教團的存在，也許很像戰前「滿州國」的存在，1932年滿州國建國的時候，正好同樣也有一些年輕氣盛朝氣蓬勃的新近技術管理者、專門技術人員、學者們，拋棄了在日本大有前途的地位，渡海到大陸去追求充滿新的可能性的大地。……他們的意志是純粹的，也是理想主義的。何況其中還含有堂堂正正的「大義」。他們可以懷著確實的信心，「我們是走在正大光明的道路上啊」。 問題是其中含有某種重大的缺陷。滿州國的情況，（欠缺的）是所謂「正確的立體歷史認識」。……只有所謂的「五族協和」、「八紘一宇」之類好聽的美麗口號自己猛往前衝，背後卻難免產生道義上的空白，暗藏著血腥的現實。而那些野心勃勃的技術幹部，則無可避免地被捲進那激烈的歷史漩渦中去。註1 　　正因這樣的「志願」，戰禍難以挽回的日益擴大，所以「志願」才是個大問題。 　　既然當年是為了大日本帝國的發展而「志願」參戰南洋，即使是台籍日本兵，也不能免責於戰爭的血腥。親日台灣人眼中志願的原住民高砂義勇軍，在巴丹半島、印尼克勒唏特爾等戰役中驍勇善戰，為日軍打前鋒，犧牲慘重，如同許昭榮所文：「生為日本國民，為日本出征作戰，死為日本英靈，應受日本國民奉祀祭拜。」註2 　　高砂義勇軍從日本的角度稱為「義勇」，同時也等於作為日軍敵方傷亡的慘重。有沒有人深究，高砂義勇軍，宰了多少南洋當地原住民及平民？有沒有跟著日軍一起吃人肉、強姦婦女？攻陷巴丹要塞後，美菲軍戰俘被押往菲律賓邦板牙省時，數千人死於飢餓、疾病或被殺害，在這個世界著名的「巴丹死亡夜行軍」中，志願的高砂義勇軍是不是共犯？ 　　對戰爭的譴責，如果每個人只意識到用自己的食指對外指著社會大罵，而忘記還有四根手指頭，也指到當時被動員的自己，最後只會為了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掉過頭支持戰爭與當時的體制。多年來，台籍日本兵團體「台灣少飛會」，一直跳出來公開反對高金素梅至靖國神社迎靈以及向日本求償，在2003年5月，台灣少飛會事務局局長邱其垚曾經以日文寫過一封抗議文給高金素梅及藤井志津江註3： 當日本領台為確保施政，嚴格執行治安政策（含理蕃政策）為不可避免，係普世公認之必要之惡，無庸置疑。至日治中期起，全台灣島民均可享受近，現代化安居樂業的生活史實，斷無人敢於否定。註4 　　社會集體犯罪的複雜性在於，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當譴責沒有深化到自我批判的層次時，輕易的原諒自己與社會，只會塑造封閉和迴避責任型的社會體質。為了對抗共產黨，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及台灣強拉了多少男丁當兵，枉造多少冤魂，存活下來的老兵，難道不也對認同國民黨的統治進行自我內化？現在台灣對於白色恐怖的態度，多少國民黨黨員及老兵，還認為戒嚴與白色恐怖是台灣經濟發展、邁向民主政治的「必要之惡」。 　　泛綠親日老兵與泛藍反日老兵，在為自己的認同脫罪上，看不出來到底有什麼差別。靖國神社和忠烈祠，不過是相同社會脈絡的產物，只是精細有別而已。 　　其實被強迫入伍的說法，已經是一種參與戰爭這個複雜事務的簡易原諒。要說當年完全是志願，也是可以，那就不能一方面認為自己的志願從軍應受到尊崇，另一方面又以時代下的悲劇為由，要人選擇性遺忘自己曾是參與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侵略的共犯。更等而下之者，將當年自己經驗到的台日間袍澤情誼、部隊紀律的片面無限美化，當成唯一的戰爭記憶，以受訪、證言、口述史的方式，共謀與台日右翼為日本侵略歷史翻案。 　　亡者已矣，活著的台籍老兵如今作為死者志願參戰的代言人，就得被一一檢視，在「志願」下，自己雙手染了多少血腥。也別妄想只會被後人紀念與膜拜，還可能被視為大時代下人格扭曲的可憐人，更別怨人鞭屍。 -------------------------------------------------------------------------------- 註釋： 註1：村上春樹，賴明珠譯，《約束的場所》，時報出版，2002年1月，p. 254 註2：許昭榮，〈高砂義勇隊的故事〉，自由時報，2005年6月19日 註3：應為「藤井志津枝」，邱其垚應是筆誤植為「藤井志津江」。藤井志津枝為政治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教授，長期撰寫日本殖民台灣時期的學術論文。 註4：邱其垚，〈致 高金素梅委員 藤井志津江教授 公開函〉中國語版，2003年5月6日 悼念高砂義勇隊 勿忘南洋受害者 ■聯合新聞網2006/02/23 ◎作者：袁竹生（博士生、馬來西亞籍） 對於烏來的高砂義勇隊紀念碑，有媒體評論認為應該更寬容看待後殖民歷史情緒，要求顧及台灣當年歷史情境中不同遭遇者的際遇。這種論調彷彿以為日本戰爭行為只關係日、台、中三方，完全忘記戰爭的其他受害者。 在台灣原住民和漢人日軍參與的太平洋戰爭中，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國犧牲了五百四十二萬四千一百人。對這五百多萬受害者，參戰的台籍日軍和遺屬從來沒有表示過歉意。在台灣的論述中，台籍日軍似乎不是無辜的受害者，便是忠貞愛國的英靈。而在東南亞民眾的記憶中，台籍日軍面目不一，既有為民眾說情的善良通譯，更有狐假虎威、為虎作倀的日軍爪牙。 遺屬、社會悼念陣亡軍人是人之常情。然而當陣亡者是侵略者（自願、半自願、非自願都好），如不是為黷武主義張目，紀念便應以和平為出發點，而不是宣揚死者英勇和功勳。看看歐陸戰勝和戰敗國如何一同紀念二戰，便知分寸在哪。 二戰中，讓四千二百萬歐洲人平白犧牲的不只是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政府在威迫利誘下都曾站在軸心國一邊，被占領的國家自然也都有人參戰，但今天沒有一個歐洲國家敢宣揚軸心國陣亡軍士的英勇。 媒體能夠把法西斯歷史簡化成國內的後殖民情結，以為反法西斯主義純粹是大中國主義作祟，大和魂在台灣被歌頌便不足奇。台灣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族群事務部聲明反對拆除高砂義勇隊紀念碑，立委高金素梅則宣稱要另建祖碑，我希望如果有牽涉戰爭，請不要只看到被徵召的祖先是受害者，不要忘記在他們協助下（即使非自願）死於日軍毒手的五百四十萬東南亞、南太平洋人。 台灣如果不能有跨越美日的國際觀、普世的人文觀念，如果只會感激日本人對高砂義勇軍的讚賞，而不能理解東南亞、南太二戰死者遺屬和社會的創痛，便不要埋怨朋友越來越少。請不要在有「南向」需要時才想起我們。 【2006-02-23/聯合報/A15版/民意論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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