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與加害者的歷史記憶 ■苦勞評論2006/04/07 　　當歷史已經弔詭到，將受害者也扭曲成加害者，要怎麼對這段歷史進行詮釋？ 　　章詒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以描述幾個重要的民盟典型人物，批判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評斷大鳴大放、三反五反、文革時，最不該將自己當成純粹的受害者，只知道伸出一個手指指著別人，《往事並不如煙》固然有類似的問題，但不得不提到，章詒和在〈斯人寂寞：聶紺弩晚年片斷〉一章中，卻還算自我批判了她在文革10年牢獄之時，曾經為了避免體力勞動，自願記錄一名已然瘋的婦女所說的種種反動言語。最後這些紀錄，直接導致讓這名婦女被槍斃時，章詒和說道：「從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認為自己無罪，但從槍斃她的那一天開始，我便覺得自己有罪了 。」 　　同樣的，我們該怎麼看待不同原住民所詮釋出來不同的高砂義勇軍？ 　　在日本殖民時期，高砂義勇軍的出現當然是個歷史的悲劇，但經過複雜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悲劇，能變成非黑即白的忠奸劇，也可以成為壯烈的愛國從軍劇，還能搞成商業與娛樂並具的偶像劇。端看當事人、社會如何選擇性地記憶、詮釋而已。 　　2月底鬧得軒然大波的「高砂義勇軍紀念碑」，看來還沒有歇停的跡象，台北縣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昨天（4月6日）召開記者會，要求尊重原住民族的歷史事實和記憶，反對拆除和更動高砂義勇軍紀念碑。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吳叡人教授則提出「記憶的自由」（Freedom to Remember）概念，呼籲集體記憶是族群認同的核心，而「記憶的自由」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權利。 　　這種記憶的自由，卻從來都不曾記得〈悼念高砂義勇隊，勿忘南洋受害者〉文中更值得被記憶的南洋人民。只從日本殖民者及高砂義勇軍兩者的關係來看，台灣的原住民族當然是個受害者，但能夠這麼單純嗎？別忘了我們曾在〈志願，才是大問題〉提到的：「有沒有人深究，高砂義勇軍，宰了多少南洋當地原住民及平民？有沒有跟著日軍一起吃人肉、強姦婦女？攻陷巴丹要塞後，美菲軍戰俘被押往菲律賓邦板牙省時，數千人死於飢餓、疾病或被殺害，在這個世界著名的『巴丹死亡夜行軍』中，志願的高砂義勇軍是不是共犯？」 　　就因為不單純，所以台北縣政府及高金素梅的片面論述才會被一些人視為粗暴，而挾著國家機器及公權力的拆除「效率」，更是有白色恐怖的陰影。 　　但另一種片面論述呢？在紀念碑事件中，由於對立面是台北縣政府的動作加上傳統泛藍的威權論述，在這種相對性下，可以將自己置放進「民」的位置，取得國家機器暴力 v.s. 族群集體記憶的道德高位，但這個「民」仔細論證，將高砂義勇軍實踐大和魂、驍勇善戰、台日間袍澤情誼、部隊紀律等等極端美化，認同另一個國家機器暴力，要是這種記憶「不能被侵犯」，豈不是將記憶自由無限上綱？ 　　不去刨深記憶的根源，停留在尊重多元、不要遺忘、擁抱悲情等等感性的訴求，其實是某種政治意識型態合理化的偷渡手法，這種打混仗的結果，在台灣才會出現最等而下之的，如同「在日台灣同鄉會」在2月21日的聲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台灣原住民驍勇善戰被譽為是日本最強的部隊，如今後代要用什麼語言，要如何紀念其祖先，不容他人置喙。」照這種邏輯，宰了數百萬猶太人的德國納粹，更是史無前例地英勇，納粹後代要用什麼語言和方式紀念其祖先，更不容他人囉唆。 　　當然必須看到吳叡人還提到的「讓他們經由內部的相互溝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識，決定自己想要如何記憶，進而重建自己的共同記憶。」這個重要的觀點，但再再需要先從被台灣社會高度扭曲、撕裂的高砂義勇軍做起。 　　呼喊自我記憶的權力及詮釋權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肯對自我的記憶進行選擇性的詮釋，只想著後人的頂禮膜拜，絲毫沒有自我反省及討論的空間，仍然自顧自地一路操作下去，沒錯，作為一個人，固誰皆有自吹自擂、自怨自哀的「權利」，卻也別怨他人生時唾惡、死後鞭屍，畢竟，在這其中，一旦誰也沒有去理解誰，誰也沒有反省誰，誰也沒有道歉誰，當然也就沒有了理解和原諒。老話一句，不過是大時代下人格扭曲的可憐人。 -------------------------------------------------------------------------------- 延伸閱讀： 2006/04/06 不容警總再現，拒絕扭曲事實　烏來高砂義勇隊慰靈紀念碑遭強制拆除事件 ◎台北縣烏來鄉高砂義勇隊紀念協會 2006/04/05 看見並擁抱共存的悲情與記憶落差 ◎張茂桂（外省臺灣人協會理事長、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2005/06/20 志願，才是大問題 ◎苦勞評論 2006/02/23 悼念高砂義勇隊，勿忘南洋受害者 ◎袁竹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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