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历史记忆 ■苦劳评论2006/04/07 　　当历史已经吊诡到，将受害者也扭曲成加害者，要怎麽对这段历史进行诠释？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以描述几个重要的民盟典型人物，批判毛泽东主政时期的中国。评断大鸣大放、三反五反、文革时，最不该将自己当成纯粹的受害者，只知道伸出一个手指指着别人，《往事并不如烟》固然有类似的问题，但不得不提到，章诒和在〈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一章中，却还算自我批判了她在文革10年牢狱之时，曾经为了避免体力劳动，自愿记录一名已然疯的妇女所说的种种反动言语。最後这些纪录，直接导致让这名妇女被枪毙时，章诒和说道：「从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认为自己无罪，但从枪毙她的那一天开始，我便觉得自己有罪了 。」 　　同样的，我们该怎麽看待不同原住民所诠释出来不同的高砂义勇军？ 　　在日本殖民时期，高砂义勇军的出现当然是个历史的悲剧，但经过复杂的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悲剧，能变成非黑即白的忠奸剧，也可以成为壮烈的爱国从军剧，还能搞成商业与娱乐并具的偶像剧。端看当事人、社会如何选择性地记忆、诠释而已。 　　2月底闹得轩然大波的「高砂义勇军纪念碑」，看来还没有歇停的迹象，台北县乌来乡高砂义勇队纪念协会昨天（4月6日）召开记者会，要求尊重原住民族的历史事实和记忆，反对拆除和更动高砂义勇军纪念碑。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助研究员吴叡人教授则提出「记忆的自由」（Freedom to Remember）概念，呼吁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而「记忆的自由」是各族群不可侵犯的权利。 　　这种记忆的自由，却从来都不曾记得〈悼念高砂义勇队，勿忘南洋受害者〉文中更值得被记忆的南洋人民。只从日本殖民者及高砂义勇军两者的关系来看，台湾的原住民族当然是个受害者，但能够这麽单纯吗？别忘了我们曾在〈志愿，才是大问题〉提到的：「有没有人深究，高砂义勇军，宰了多少南洋当地原住民及平民？有没有跟着日军一起吃人肉、强奸妇女？攻陷巴丹要塞後，美菲军战俘被押往菲律宾邦板牙省时，数千人死於饥饿、疾病或被杀害，在这个世界着名的『巴丹死亡夜行军』中，志愿的高砂义勇军是不是共犯？」 　　就因为不单纯，所以台北县政府及高金素梅的片面论述才会被一些人视为粗暴，而挟着国家机器及公权力的拆除「效率」，更是有白色恐怖的阴影。 　　但另一种片面论述呢？在纪念碑事件中，由於对立面是台北县政府的动作加上传统泛蓝的威权论述，在这种相对性下，可以将自己置放进「民」的位置，取得国家机器暴力 v.s. 族群集体记忆的道德高位，但这个「民」仔细论证，将高砂义勇军实践大和魂、骁勇善战、台日间袍泽情谊、部队纪律等等极端美化，认同另一个国家机器暴力，要是这种记忆「不能被侵犯」，岂不是将记忆自由无限上纲？ 　　不去刨深记忆的根源，停留在尊重多元、不要遗忘、拥抱悲情等等感性的诉求，其实是某种政治意识型态合理化的偷渡手法，这种打混仗的结果，在台湾才会出现最等而下之的，如同「在日台湾同乡会」在2月21日的声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台湾原住民骁勇善战被誉为是日本最强的部队，如今後代要用什麽语言，要如何纪念其祖先，不容他人置喙。」照这种逻辑，宰了数百万犹太人的德国纳粹，更是史无前例地英勇，纳粹後代要用什麽语言和方式纪念其祖先，更不容他人罗唆。 　　当然必须看到吴叡人还提到的「让他们经由内部的相互沟通和共同反省以形成共识，决定自己想要如何记忆，进而重建自己的共同记忆。」这个重要的观点，但再再需要先从被台湾社会高度扭曲、撕裂的高砂义勇军做起。 　　呼喊自我记忆的权力及诠释权固然重要，但如果只肯对自我的记忆进行选择性的诠释，只想着後人的顶礼膜拜，丝毫没有自我反省及讨论的空间，仍然自顾自地一路操作下去，没错，作为一个人，固谁皆有自吹自擂、自怨自哀的「权利」，却也别怨他人生时唾恶、死後鞭屍，毕竟，在这其中，一旦谁也没有去理解谁，谁也没有反省谁，谁也没有道歉谁，当然也就没有了理解和原谅。老话一句，不过是大时代下人格扭曲的可怜人。 -------------------------------------------------------------------------------- 延伸阅读： 2006/04/06 不容警总再现，拒绝扭曲事实　乌来高砂义勇队慰灵纪念碑遭强制拆除事件 ◎台北县乌来乡高砂义勇队纪念协会 2006/04/05 看见并拥抱共存的悲情与记忆落差 ◎张茂桂（外省台湾人协会理事长、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5/06/20 志愿，才是大问题 ◎苦劳评论 2006/02/23 悼念高砂义勇队，勿忘南洋受害者 ◎袁竹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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