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曾被封為荊國公，所以後人也稱他為王荊公。他是我國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學家。王安石祖籍係原臨川縣城（今撫州市）鹽埠嶺，父親王益大半生攜帶家眷在外地任地方官吏。天禧五年（1021年），王益任臨江軍（今江西樟樹市境內）判官時，王安石于同年的農曆十一月十二日辰時出生於縣城內的維崧堂。王安石雖一生奔波宦途，但亦曾多次回歸臨川故鄉，其中第一次是在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因祖父王用之病故，十三歲的王安石隨同父親從韶州（今廣東韶關市）趕回故鄉奔喪，並在靈谷峰上守孝三年；第二次是在宋仁 宗慶曆三年（1043年），二十三歲的王安石考中第四名進士後，任淮南（今江蘇揚州市）簽書判官不久，借著到江南漕運上公務出差的機會，回鄉看望祖母和祭掃外祖母墳墓；第三次是在宋仁宗皇佑 二年（1050年），王安石時年三十歲，從鄞縣（今浙江寧波市）做了三年縣官後，任滿回汴京等待分配新的職務，趁空返回故鄉。由於他一生中在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居住的時間比校長，他的父母和大兒子王靂都葬在江寧，因此他罷相後選擇在江寧蔣山的半山園閒居，于宋哲宗無佑元年（1086年）病逝，享年66歲。 王安石從小天資聰穎，博學多才，“自諸子百家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他在隨父親奔走南北的生活經歷中，親身體驗了大地主、大官僚對中小地主、下層官吏的壓制，目睹了兼併勢力造成的“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在歷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地方官吏之後，他經過長期的社會觀察和調查，對當時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社會危機更有深刻認識，懷有“矯世變俗”改革政治的志向，曾向仁宗皇帝上萬言書，但未被仁宗採納。宋神宗即位後，王安石被提拔為參知政事，繼而兩度出任宰相。他在執 政期間，積極改革弊政，推行新法。新法的內容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將兵法以及培養人材的學校制和科舉制的改革等等。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王安石變法”，或稱“熙寧變法”。 王安石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也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唯物主義思想家。他反對唯心主義理學，創立了“新學”。在他的哲學思想中，肯定事物“有偶有對”，有矛盾對立，因而促使事物發生運動變化。他運用樸素的唯物辨證法和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主張“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提倡不斷革新的精神。他抓住“理財”和“整軍”兩大課題，推行變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抑制兼併，抵抗外侮，富國強兵，使當時的國家得以長治久安。儘管王安石制訂的新法在取得一些效果後被守舊派罷去，但對後世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所以列寧稱王安石為“ 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王安石在我國文學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詩文方面有著卓越的成就，對北宋的文學革新運動作出了重大貢獻，被後人推祟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反對西昆派對聲律對偶的片面追求，主張“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提出“以適用為本”的現實主義文學觀點。他的前期詩歌有充實的現實生活內容，格調遒勁清新，詞雖不多而立意高峻，反映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激烈的變法鬥爭。他的散文重視以富有說服力的理論作內容基礎，具有用語簡煉、樸素、立意超卓的特點。王安石寫作態度非常嚴肅，他的膾炙人口的名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據說其中的“綠”字改了十余 次方才定下來的，這種嚴肅認真的寫作態度是非常值得後人學習的。王安石晚年由於心情十分苦悶，且受佛教的影響頗深，詩中雖多閒適遣興之作，但亦有關心時世、格調高昂之作，在藝術上更臻于爐火純青的境地。所著《字說》、《鍾山日錄》多已散失，現僅存《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中的《周官新義》殘卷行世。 在封建士大夫中，王安石的個人品節是難能可貴的。他位尊宰相，卻“視富貴如浮雲，不溺于財利酒色”，質樸儉素，生活簡約。他的妻子吳氏曾經瞞著他為他買了一名小妾，王安石發現後，將小妾退還原來的丈夫，並贈給金錢。王安石性孝友，所得的奉祿，任憑家人取用。他在為母親守孝期間，一個送信的人來到他家，見他穿著樸素，竟誤認他是“院子”（家仆）。他一生為官清廉。反對貪鄙，從不坐人抬的轎子。有一次生病時，部屬送給他一些黨參，他也斷然拒絕。晚年退居江寧時，他住在蔣山半山園的幾間簡陋的房子裏，後來又捐出作寺院；每逢外出，他騎一條小驢 子，途中要逢客人，便下驢坐在小凳子上交談。王安石這種平易近人、生活簡樸的作風，使得那些百般誣衊、攻擊他的政敵，也不得不承認他“素有德行”，“平生行止無一污點”。（曉林） -- 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partime95 討論區:http://www.justice.org.tw/95talk/book.as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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