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片段是節錄自<我們沒有共同的未來：西方主流「環保」關懷的政治經濟學> 在這個網頁上 http://tinyurl.com/6pzg2 我覺得是發人生省的... "在這種「環境管制只能有限度的做做」之社會結構下，環境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便出現 了：哪些環境破壞性活動會被限制，哪些不會？哪些人擁有決定權，為什麼？哪些人被排 除在決策過程之外？哪些人因這些決定而受害，哪些人因而獲利(schnaiberg and gould, 1994: 4)？更重要的是，哪些政治經濟因素與意識型態促成了上述的決定與後果？這些問 題的形成，說明了環境議題絕對不是以各種振奮人心的環保口號與標語可以有效應對與解 決的。環境保護的議題，必定是關於權力運作的；它與其它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議題 一樣，不同的行動者（小至個人，大至國家甚或區域、洲）有不同的利益所在，也必定會 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各顯神通。而與政治經濟邏輯相同的，社會中的弱勢者與全球體系中 的弱勢國家或族群，往往也就會成為「環境保護」行動中的犧牲者。 正因為上述環境保護議題的特性，當前全球環境議題之受西方工業化國家所主導便不難理 解了。以1987年在加拿大蒙特婁為了保護臭氧層而簽訂的蒙特婁公約(montreal protocol)為例，這個公約可以說是1980年代西方社會環境意識抬頭以來國際間最早為了 保護地球環境而簽署的一個重大環境公約。蒙特婁會議之所以能夠在短暫的時間之內凝聚 國際共識並且基進(radically)的簽署了具約束性的公約，自然是因為臭氧層的破壞對於人 類具有無比，甚至最立即明顯的危害性。因為少了臭氧層的保護，太陽的紫外線除了會破 壞農作物外，更會引起皮膚癌與白內障等疾病。然而，上述觀點全然是西方工業化國家人 民的觀點。更正確的說，它是全球佔少數的西方工業化國家中產階級與富人的觀點。對於 佔全球人口五分之四的開發中國家大多數人民而言，臭氧層破洞所可能產生的問題離他們 大多數人太遙遠了。更正確的說，他們沒有那個「福份」去擔心那麼遙遠的生態破壞問題 ；他們有著更急迫的生存問題必須擔心。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在1980年代中期，全球約有11億的開發中國家人口處於絕對貧窮狀態 ，這個數字遠超過富裕的工業化國家人口之總和（七億多）(world bank, 1990)。對於這 些貧窮的人，以及其它生存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的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人口而言，他們所面 臨最重要的環境問題是因為貧窮而造成的人口快速增長、林木砍伐、表土流失、漠化 (desertification)，並且因此更加貧窮而難以自拔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 (adams, 1990; fisher, 1993)。也就是說，由於沒有其它可行方式，大多數的開發中國 家窮苦人民以過渡剝削自然的方式來維持生活；而過渡剝削自然的結果是讓他們變得更加 貧窮。即便《我們共同的未來》一書也指出，貧窮是環境破壞最主要的原因與結果 (wced, 1997: 3)。再者，開發中國家累積的外債──在蒙特婁公約簽署的1987年共約13, 000億美元──使得他們每年必須輸出600億等值的資源以償還外債(fisher, 1993; miller , 1991)。外債負擔直接導致這些國家必須快速剝削自然資源，更造成環境的破壞。因此 ，對於大多數開發中國家人民而言，最迫切的「全球」環境議題絕不是臭氧層破壞的問題 ，而是如何減緩資源剝削、林木砍伐、表土流失與漠化。而要達到這些目的，最重要便是 必須平衡西方富國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差距，並且使後者儘速脫離「貧窮陷阱」。 上述開發中國家所面臨的生態問題終究會對全球環境產生影響。然而，這些問題及其根源 的解決對於工業化國家而言不但絲毫不具優先性，而且和他們的自身利益相衝突。（這也 是為什麼在里約的地球高峰會中，對於誰該支付環境保護費用的問題南北雙方一直談不攏 的原因。）保護臭氧層對北方國家而言具有優先性除了前述的原因之外，更在於：（一） 臭氧層的稀薄在北方國家所處的溫帶地區較為嚴重(lean, hinrichsen, and markham, 1990)。（二）北方國家人民由於膚色白，他們所受紫外線的影響程度也比較嚴重。（經 過20年，白人終於明白了六０年代黑人民權運動所喊出的口號「黑就是美」之真諦！） （三）更重要的，限制破壞臭氧層之cfcs的使用雖然會對北方國家的一些企業有所影響， 但是更有不少企業能從發展替代品而獲致更高的利益(hurrell and kingsbury, 1992)。 因此，由北方國家主導的全球環境保護工作才會在1987年邀集各國來為了北方國家人民「 共同的未來」簽訂蒙特婁共約；在這同時，全球許多南方國家的窮苦人們還必須為著他們 明天的糧食而掙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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