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 2008.01.07　 法律鬥爭或宰殺？ 廖元豪 　德國法學名家耶林所著之「法律的鬥爭」一文，在沈明倫檢察官引來抒懷後，相信不少人有興趣想要知道，法律怎樣鬥爭。 　至今，我還記得當年首次讀到「法律的鬥爭」，情緒是如何的激盪。原來法律不只是死板的法條，律師法官更不是冷血刻板的呆子。相反的，法律要用來捍衛權利、實現正義，而法律人則應充滿熱情與鬥志。大一的我甫讀完時，血管中好像流動著烈酒，令人興奮、迷醉、灼熱。 　不過，如今我非常懷疑，到底還會有多少法律人仍然留存著這種熱血。我更懷疑在台灣社會中，大多數「正常」民眾，會對「法律的鬥爭」有什麼期待。 　現實是：法律在修理弱勢之際，「鬥爭」得理直氣壯，毫不手軟。是法律這種東西，讓台灣原住民族徜徉的場域，一夕之間變成漢人「公有」的土地，伐木狩獵都得經過漢人核准。法律保障富商鎮壓媒體的權利，卻也同時保障政客羞辱新住民與原住民的言論自由。法官對於迫遷樂生療養院院民可能傷害院民健康權之主張，斤斤計較要求「具體證據」；卻從不質疑政府規劃的捷運路線是否為法律要求的「侵害最小方法」。千萬人賴以生存的水愈來愈髒，法院不承認有「權利」受害；一個污染業者挨罰，司法則毫不猶豫地提供保障。當雇主「業務緊縮」時，法律很體貼地賦予 資遣員工的權利；但被資遣員工是否「生計緊縮」，就在所不問…，這哪兒是鬥爭？應該正名為「宰殺」！ 　只有在雙方資源與實力相當的時候，「鬥爭」才可能存在。教育部及台北市政府，為了中正廟而互打法律戰。中選會與泛藍各縣市的「一階段」與「二階段」之爭，也在爭奪選罷法的解釋權。這些「精彩」到可以編入法律教科書的鬥爭案例，絕無可能發生在強弱懸殊的當事人之間。弱勢在法律之下，僅求苟活，鮮少有公平「鬥爭」的機會。 　耶林只告訴我們，要為法律而鬥爭，但若法律本身就是壓迫的工具，那被壓迫者何須為鞏固壓迫工具奮鬥？對於那些受到司法迫害的人，要求它們「尊重法律」、「尊重司法」，不等於要求它們作順民或奴隸嗎？耶林更沒有看出，法律的意義會隨著詮釋者的位置而改變。而且在現實上，多半是有權勢者說了算。弱者對法律的解釋，只會被認定成邪說異端。 　「法律的鬥爭」要跟「正義」劃上等號，得先對法律的權力特性保持高度敏感。法學教育應該培養學子有意識地「從弱勢觀點思考法律策略」，而不僅是傳授假性「中立」的註釋學。司法制度更不應只建築在保障政府、企業，或其他主流勢力（美其名曰「社會秩序」）之價值上；而應降低訴訟門檻，大幅承認公民訴訟與集體訴訟，並增加律師可及性，以使一般民眾、少數族群、窮人、異議人士較容易挑戰現狀。唯有當民權訴訟、環境訴訟、社會訴訟遍地烽火的時候，法律的宰制性才可能稍微鬆動｜也才勉強說得上「法律的鬥爭」。 　至於官員與政客、檢察官、企業大亨這些有權者，還要哀怨談「法律的鬥爭」，就省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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