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报 2008.01.07　 法律斗争或宰杀？ 廖元豪 　德国法学名家耶林所着之「法律的斗争」一文，在沈明伦检察官引来抒怀後，相信不少人有兴趣想要知道，法律怎样斗争。 　至今，我还记得当年首次读到「法律的斗争」，情绪是如何的激荡。原来法律不只是死板的法条，律师法官更不是冷血刻板的呆子。相反的，法律要用来扞卫权利、实现正义，而法律人则应充满热情与斗志。大一的我甫读完时，血管中好像流动着烈酒，令人兴奋、迷醉、灼热。 　不过，如今我非常怀疑，到底还会有多少法律人仍然留存着这种热血。我更怀疑在台湾社会中，大多数「正常」民众，会对「法律的斗争」有什麽期待。 　现实是：法律在修理弱势之际，「斗争」得理直气壮，毫不手软。是法律这种东西，让台湾原住民族徜徉的场域，一夕之间变成汉人「公有」的土地，伐木狩猎都得经过汉人核准。法律保障富商镇压媒体的权利，却也同时保障政客羞辱新住民与原住民的言论自由。法官对於迫迁乐生疗养院院民可能伤害院民健康权之主张，斤斤计较要求「具体证据」；却从不质疑政府规划的捷运路线是否为法律要求的「侵害最小方法」。千万人赖以生存的水愈来愈脏，法院不承认有「权利」受害；一个污染业者挨罚，司法则毫不犹豫地提供保障。当雇主「业务紧缩」时，法律很体贴地赋予 资遣员工的权利；但被资遣员工是否「生计紧缩」，就在所不问…，这哪儿是斗争？应该正名为「宰杀」！ 　只有在双方资源与实力相当的时候，「斗争」才可能存在。教育部及台北市政府，为了中正庙而互打法律战。中选会与泛蓝各县市的「一阶段」与「二阶段」之争，也在争夺选罢法的解释权。这些「精彩」到可以编入法律教科书的斗争案例，绝无可能发生在强弱悬殊的当事人之间。弱势在法律之下，仅求苟活，鲜少有公平「斗争」的机会。 　耶林只告诉我们，要为法律而斗争，但若法律本身就是压迫的工具，那被压迫者何须为巩固压迫工具奋斗？对於那些受到司法迫害的人，要求它们「尊重法律」、「尊重司法」，不等於要求它们作顺民或奴隶吗？耶林更没有看出，法律的意义会随着诠释者的位置而改变。而且在现实上，多半是有权势者说了算。弱者对法律的解释，只会被认定成邪说异端。 　「法律的斗争」要跟「正义」划上等号，得先对法律的权力特性保持高度敏感。法学教育应该培养学子有意识地「从弱势观点思考法律策略」，而不仅是传授假性「中立」的注释学。司法制度更不应只建筑在保障政府、企业，或其他主流势力（美其名曰「社会秩序」）之价值上；而应降低诉讼门槛，大幅承认公民诉讼与集体诉讼，并增加律师可及性，以使一般民众、少数族群、穷人、异议人士较容易挑战现状。唯有当民权诉讼、环境诉讼、社会诉讼遍地烽火的时候，法律的宰制性才可能稍微松动｜也才勉强说得上「法律的斗争」。 　至於官员与政客、检察官、企业大亨这些有权者，还要哀怨谈「法律的斗争」，就省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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