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在天堂與地獄之間遊走的人 探索人類心靈底層的罪惡 (文／南方朔) 這部小說，凡屬人類，都當閱讀。 因為，它談的是『罪』--不是普通的『罪』，而是邪惡的『罪』。它滲透在體制中，在人類心靈的脆弱裡。在野蠻殘酷的歷史過程中，邪惡沒有無辜，也永不可能被寬恕，唯愛始能救贖。 瑞秋‧賽佛（Rachel Seiffert, 1971-），出生於英國牛津，父親是澳洲人，母親是德國人，居住在德國柏林，卻以英文寫作，這種身份的多重性，遂使得她在看待納粹罪惡時，有了完全與眾不同的視野，因而完成了這部第一次出手就舉世讚歎的長篇創作，它是納粹傷痕文學偉大的沉澱，也是對野蠻殘酷這種邪惡人性的深刻掘發。整部小說絲毫沒有華麗的文采，但在平舖直敘裡，卻對罪惡問題做出了無與倫比的剖析。 自從納粹第三帝國瓦解至今，以『被害者』為中心的傷痕控訴文學成了唯一的主流，甚至還變成了一種定期演出的儀式。在納粹時代，德國充斥著指控猶太人貪婪聚歛的報導與著作，戰後一切反了過來，全都是控訴納粹邪惡的傷痕文學，這都是隨著現實演變而形成的弱勢，卻沒有『受害者--加害者』之間的對話與自省，因而也就意謂著這段歷史還不可能成為過去。 而瑞秋‧賽佛所寫的《暗房》，即是第一部從加害者這個角度而著眼的創作。這部作品由三個看起來分立，但內在精神上卻統一的單元故事所組成： 第一個單元是〈何姆〉，他是個出生於一九二一年的缺陷人，右胸少了一根肌腱，因而在納粹德國愛國主義當道的時刻，不能光榮的參軍，只得在一家私人照相館擔任助手。作者藉著這個誕生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殘缺少年的故事，敘述殘缺而暴烈的納粹之興起和失敗。個人的殘缺對照著時代的殘缺，在巧妙的隱喻裡，可見作者的辛苦用心，這個單元的故事，藉著這個照相館助手，以相片式的圖象語言來呈現，對那個時代的變化發揮了高度提綱絜領的效果。 第二個單元是〈蘿芮〉，她是個少女，戰後由於身為納椊黨員的父母被捕，自己一人帶著四個幼小的弟妹，從避難的巴伐利亞，千里迢迢的要到漢堡投奔外祖母的故事。這五個少年及嬰兒的返鄉，乃是另一個受苦的旅程，在這個旅程中他們挨餓受凍，甚至還失去了一個弟弟。五個代表了弱者的少年及嬰兒，述說著加害但同時也受害的辯證式關係。而在這樣的返家投奔外祖母之過程中，蘿芮也似乎慢慢理解到自己的國家和父母曾經做了甚麼樣的事。罪惡意識也因而開始萌芽。 第三個單元是〈麥可〉。他是戰後很久，差不多是一九七○年代才出生的新世代，是個中學教師，戀愛並迎娶的乃是土耳其移民的後裔女子。他為了探索自己的家譜，而一路追索到納粹時代擔任武裝親衛隊員的祖父所做的事情。在他探索的過程中，他發覺到邪惡是如何透過體制而變成集體罪惡的。這是個難堪的，高度挑戰的自我反省。他理解到罪惡不會因為希特勒的死去，戰後的懲罰，以及時間的久遠而成為過去，也不可能在已變成儀式化的紀念行為中被遺忘。這個代表了『多元文化世代』，透過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才出現的深層反省，終於理解到罪惡的內在性。每個德 國人的後代，都是這種罪惡的繼承者，由於這個單元裡的中學老師所隱喻的乃是一種新的理性與新的價值，因而這方面的故事敘述，所代表的遂具有加害者這方終極救贖的意義。 因此，《暗房》這本小說，三個不同的單元，三個故事，它所總結的，其實乃是納粹罪惡的整體過程，包括了它的興起，崩潰，以至於最後的自我救贖。由作者的敘述也可看出，她其實是把納椊罪惡問題的思考，提到了一種歷史哲學和靈魂探索的新高度。《暗房》之所以傑出，乃是作者把『加害者』這邊的自省放進了整個納粹傷痕文學的傳統中，長期以來只有單向的指控式傷痕文學，因為有了這個作品，而開始變得完整，從而也更增加了深度。 由這部作品，就讓人不由得想到德國作家兼詩人，曾獲諾貝學文學獎的君特‧葛拉斯（Grass, 1927-）。他是近代德國激烈的『反民族主義者』，對納粹罪惡充滿了贖罪的歉意。由於一九二三年希特勒的掌權，一九三八年『水晶之夜』對猶太人展開攻擊，以及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皆發生在十一月九日這一天，因而他遂稱德因為『十一月之國』，並於一九九六年出版了一本限量發行的詩集《十一月之國》，在這個詩集裡，有一首石名的十四行詩，他即有如下詩句： 那是我所來之地，歲歲紀念每個第九天 也是我想離去之地，越過那些籬 它非我所建 穿著錯鞋奔向那我也有份的方向 我也有責任對那些殘留的骯髒 無論瑞秋‧賽佛，或者君特‧葛拉斯，都代表了罪惡意識的進一步反省。我們都知道隨著納粹第三帝國的覆亡以及紐倫堡審判的進行，人們都傾向於認為那個罪惡的時代也隨之而成為過去。但誠如當代女思想家漢娜‧艾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納粹罪惡乃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巨型罪惡，它不只是領袖及少數幹部的瘋狂所致，而是依靠著時代因素所造成的殘缺與狂亂，形成龐大的共犯結構而傳以臻至。在對猶太人的屠殺裡，每個人都可藉著『我只是服從命令而已』而犯下罪惡，並自我寬恕，因而這是『政治正確』下的極端罪惡型態，而『罪惡』也就因此被掩蓋在『集體責任』中。對於這種集體型態的邪惡，如何深究其形成的原因，遂成了反省罪惡更重要的課題。 這也就是說，對於這樣的罪惡，沒有誰是無辜的，每個德國人及其後裔，都必須做出更深刻的加害者方面的思考，始有可能昇華出更高的道德責任情操。而這種情操不是別的，就是要知道人的脆弱與邪惡之可能性，並用更大的對世界之愛來加以克服，蓋只有如此，始可能談得上終極的救贖。 《暗房》因而是部有著獨特價值的作品。它不但應為所有德國人閱讀，也值得凡屬人類，都當閱讀。由這部作品，我們可以看出，邪惡是如何的無所不在，它會很容易的就鑽進了原來即十分脆弱的人們心靈中。抵擋脆弱所造成的可能為惡，自當為人們念茲在茲的警惕於心中。 有關納粹罪惡的傷痕文學已多矣。但就在德國人的深度反省日增之際，我們都看到了另一種新的不幸正在形成。那就是昔日在納粹時代受害的猶太人，他們形成的以色列，到了今天卻變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加害人』。他們對巴勒斯坦人的所做所為，經常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他們藉著影響與串結美國，對阿拉伯人的凌虐，也同樣愈來愈被世人所厭惡。以色列和猶太人已不能繼續用『反猶』這種歷史帽子來遮掩自己的新罪惡，或許也應該同樣有所反省了吧。 轉錄自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19922 博客來網路書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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