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把農民看作為一個生活社群，而非僅僅是與資金或土地等同的一種生產要素（投入） 的觀點，在阿帕杜雷的文章中得到呼應。阿帕杜雷引用印度西部一個叫娃迪（Vadi）農村 的案例，指出現代化農業知識系統，對農村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單是在物質上的，還包括 對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壞。 娃迪村農民傳統以皮製水桶汲取井水，從事農業耕作。由於資源匱乏，農民大都要分享水 井以及作為動力公牛，這是維繫他們社群共同生活的一個重要基礎。現代化農業科技引入 娃迪後，電力汲水方法逐漸取代動物拉水操作，金屬水桶取代皮製水桶。對於大部分沒有 能力擁有新的電動水井設備的農民，這種替代意味著剝奪他們的生計，或至少增加了他們 日益依賴市場的風險，而往日以製造皮革水桶為生的匠人，也陷於困境。不過，對阿帕杜 雷來說，還有更重要的負面影響：現代化電力科技不單取代公牛動力，同時更取代了農民 植根於此的合作生活方式，結果不僅是降低了大部分並不富裕的農民承受風險的能力，同 時更導致一種合作互助的生活價值解體。這種對舊有社群合作生活的破壞，往往是難以逆 轉的。雖然基於現代化科技農業的新社群合作方式將會出現，但阿帕杜雷認為這種新的合 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非像原有那種強調合作互助的生活價值。 對於科學主義的偏見，馬格林和阿帕杜雷的文章分別做出回應。馬格林首先揭露科學知識 運作過程的政治性。他指出“綠色革命”推廣的雜交穀物，並非如科學家宣稱是由於它們 較傳統種籽優秀，而是種籽商要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取得壟斷地位，使農民不得不依賴種籽 商的供應。以雜交穀物為主的“綠色革命”得以成功普及，是種籽商、美國政府（農業部 ）和科學家利益匯合的結果。種籽商要的是壟斷地位；美國政府要的是經濟利益和冷戰考 慮（以大規模生產糧食的承諾來抵銷共產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科學家想要的是社 會與學術界地位。 阿帕杜雷則指出，印度娃迪農村的農戶之所以在70年代以後逐漸放棄使用牛糞作為有機肥 料，並不是由於化學肥料更有效率，而是由於1972年發生嚴重旱災，迫使農戶大量賣掉牛 隻，再加上政府、農業企業和農業專家的壓力，使有機肥讓位於工業化肥，同時也使傳統 有機農業知識流失。這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就是讓科學專家取得了壟斷有關發展知識 的地位，而這種專家的知識霸權，所依據的並非是知識本身的真偽，而是獨特的、與現代 化模式吻合的政治操作方式。 針對科學家對“問題─解決─問題”循環自圓其說過程的“深信”，馬格林和阿帕杜雷不 約而同地提出相似的回應。他們指出，現代科技專家的知識系統，本身並不是問題，只是 眾多知識系統中的一個。問題是這種現代科技知識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農民或原住民） 的知識系統，把農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約化為純技術性的問題，只剩下一種科學 家或工程師的答案。但這種科學技術的答案，其實無法處理農民複雜多樣的文化社群生活 。根據馬格林等人的看法，所有知識系統都必然嵌入社群生活之中，現代化科學主義的最 大問題，是想抽離於其特定的社會背景，成為凌駕一切的普遍真理。因此，保護農民或原 住民的非現代化知識系統，並非僅是懷舊的浪漫主義，而是恢復或增加「農民和原住民的 知識與文化生活選擇」的重要策略。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 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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