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 件的信念。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依據不同的手段，如高科技、工業化、國家干預或 市場機制，產生出不同版本的發展主義學說──自由市場、外向型經濟（即出口導向）、 依賴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主 要指亞洲四小龍）等等。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各類發展主義學說都沒有（或沒有能力）反思一系列類似華勒斯坦（ I. Wallerstein，本書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問題：發展是什麼？究竟為誰或為什麼要發 展？什麼在發展？經濟增長是否就等於改善人們的福利、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經濟增長 過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麼？對弱勢群體（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響又如何 ？除了“現代化”和“工業化”以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軌道，能更直 接改善人們的生活？謀求發展有什麼政治涵義？這些都是發展主義忽略了的重要課題。收 編於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討的，也正是這些課題。 對發展主義的批判並不是新鮮的事物。質疑“現代化”或“工業化”代表了人類的進步， 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聲音，恐怕是馬克思主義。然而，儘管馬克思主義提出剝削和 勞動異化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概念，並據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類的社會主義， 他並沒有否定“工業化”或“經濟增長”本身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前提。以馬克思主義政治 經濟學為基礎、興起於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雖然 大力抨擊發達地區（或核心地區）對欠發達地區（邊緣地區）的剝削，使後者不能發展， 但在根本上它並沒有否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論是提出脫鉤（de-linking）或依 賴發展，依賴理論學派在關注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時，並沒有質疑如何使欠發 展地區（邊緣地區）成功地增長經濟財富這類議題（參閱Amin 1990, Evans 1979,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賴理論於80年代日漸式微，其中一個原因恐怕與所謂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有關。 儘管東亞四小龍均在頗大程度依賴美國的市場和日本的技術，但它們在80年代的經濟增長 卻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為了解釋這一現象，而又不願意調進自由經濟學的窠臼，西方的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所謂“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概念，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 長，市政府有效干預的結果，而非自由市場的功績（Amsden 1989, Wade 1990）。然而， 這種對自由市場發展學說的批評，基本上仍是把經濟增長等同發展，並以追求有效的增長 方法為最核心的關注點，因此可以說還是限於發展主義的範式之中。 經濟增長的迷思 發展主義一個重要信念，便是認為經濟增長比不增長好，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這種 將“發展”等同“經濟增長”，再將“經濟增長”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歷史 產物（見華勒斯坦文章），但卻被看作為普泛的真理，支撐著整套發展主義的話語，將豐 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態，約化成單一的向度，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 用來量度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為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標，嚴 格來說，這些經濟指標均以貨幣作為量度單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個被界定的經濟體內年 度的貨幣流通總量。不過，這些指標卻經常被看作能同時反應“福利”、“生活質量”和 “進步”的程度，導致不少政府甚至會用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增長作為發展計畫的主 要目標。這種理解，構成了偏好“經濟增長”的發展主義話語的重要基礎。 然而，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究竟涵蓋什麼？反映了哪些經濟方面？又掩蓋了哪些生計活動 ？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質量”嗎？ 這些指標是根據某年度內生產出來的貨品和勞務以貨幣衡量的價值，要通過貿易流程，才 可以被匯總算入國民生產總值內。那些沒有納入貨幣流通過程，從而未能被貨幣衡量價值 的產出及勞務，例如主要由女性負責的家務和育嬰工作，或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勞動，又或 是朋友、親屬之間的互惠活動，或是志願組織的服務等，均沒有被計算在國內生產總值等 指標之內，因此家庭婦女、農民和志願工作者等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往往被低估了。 一個與此相關的有趣現象是，西歐18-19世紀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大量婦女由農村或家庭 走向社會，進入勞動力市場；一部分則進入了工廠，但更多的婦女則投身於服務業。以19 世紀中期的英國為例，約四成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從事女傭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換句話說，婦女由從事沒有工資的家務勞動，轉到收取工資的女傭崗位， 提供的雖然也是家務勞動，然而這轉換卻奇蹟般地使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 19世紀的英國並不是唯一的例外，戰後美、加、澳、英等地，隨著世界經濟急遽膨脹，大 量婦女投身於勞動力市場。女性進入市場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25％～40％上升至1990年 的60％～68％，其中已婚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率則由1950年的10％～20％上升至1990 年的45％～60％（Snooks 1994a:15）。 國民生產總值在統計了婦女加入勞動力市場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之餘，並沒有扣除他們因 而減少在家庭或農村的非工資勞務時間，因此高估了婦女就業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婦 女的非工資勞務對社群的貢獻非同小可，據斯努克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 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資勞務佔澳洲總體社群收入（市場工資總額加家庭非工資勞務） 的35.8％，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更估算非工資勞務所生產的價值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 一半（James 1994:173）。 這引起了另一嚴重的問題，就是計算國民經濟增長時，由於工業化和市場化導致非貨幣經 濟向貨幣經濟轉移，結果是原來在非貨幣經濟中沒有被算入國民生產總值的產出或勞務， 在經濟貨幣化後卻被算入指標之內，從而高估了工業化和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這種 在統計上對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偏好，不單對歐洲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增長”造成錯覺（見 下文），在當代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的工業化或市場化的過程中，由於仍然採用國 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發展程度，結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增長”。 此外，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是以總數或平均算出，因此並不能準確反映出不同地區或 相同地區內不同人口之間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組織在比較不同地區何國家的 經濟狀況時，只能將不同國家的貨幣折算為一種通用貨幣（通常是美元）才可進行比較， 但在折算過程中所採用的匯率，卻往往會造成對某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高估”或“低 估”的現象。有人曾計算，1960年至1984年間，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 值差距擴大，有三分之二是由匯率的實際變動所造成的（Wood 1991）。換句話說，實際 匯率的變動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變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以貨幣量度的收入分配狀況。此外 ，在一些收入分配即不平等的地區或國家之內，倘若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的增長與兩 極分化同時出現，那麼對大部分貧困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沒有多大意義。 除了上述的問題以外，採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作為計畫目標，亦會鼓勵較貴重但卻不一 定是必須的產品的製造。相反，由於技術進步而導致產品價格下跌，卻會使國民生產總值 的減少。因為較貴重的產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費，而產品價格下跌卻對窮人有益，因此 這些指標明顯帶著不平等的偏見。 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指度量當年產出的流量（flows），但對擁有固存財富（stocks）─ ─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帶來的福利排除在計算以外。舉例來說，若我們今年購入一 部新的電視機，但同時把舊的拋掉，結果是新購的電視機的價值被加入國民生產總值內， 但被拋棄的就電視機的價值卻沒有在計算中扣除，結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質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對自然財富（例如空氣、飲用水、森林等）的計算。在把森林的樹木製造 成家具的過程中，家具的產出是算進國民生產總值內的，但生產過程中對森林的破壞（大 量伐樹）、對飲用水的污染（如製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學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對空氣的污 染（減少林木將減少對大器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卻沒有在總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 於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們不能在免費地享用清新空氣和飲用清潔的水，只好到超級市場購 買“蒸餾水”或購買飛機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氣，結果進一步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又 或是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過來，只有購買昂貴的設備以清除環境 污染，這也會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價值。換句話說，破壞自然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 了兩次增值的機會。 （節錄自《發展的幻象》，文，許寶強，待續） -- 我在城市與鄉間流浪/因為我無法消解我內心的鄉愁/而飄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質/ 哪怕抵達的是世界的盡頭/主流是什麼/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囂的外表下只是孤獨/ 而我始終都是異鄉的浪子/於是乎/當邊緣是我選擇生活的價值/ 我成為社會上一屢幽靈/遊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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