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 件的信念。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目标，依据不同的手段，如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 市场机制，产生出不同版本的发展主义学说──自由市场、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 依赖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主 要指亚洲四小龙）等等。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各类发展主义学说都没有（或没有能力）反思一系列类似华勒斯坦（ I. Wallerstein，本书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发展是什麽？究竟为谁或为什麽要发 展？什麽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於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 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麽？对弱势群体（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响又如何 ？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 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有什麽政治涵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课题。收 编於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讨的，也正是这些课题。 对发展主义的批判并不是新鲜的事物。质疑“现代化”或“工业化”代表了人类的进步， 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声音，恐怕是马克思主义。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提出剥削和 劳动异化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概念，并据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类的社会主义， 他并没有否定“工业化”或“经济增长”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为基础、兴起於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虽然 大力抨击发达地区（或核心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边缘地区）的剥削，使後者不能发展， 但在根本上它并没有否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论是提出脱钩（de-linking）或依 赖发展，依赖理论学派在关注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时，并没有质疑如何使欠发 展地区（边缘地区）成功地增长经济财富这类议题（参阅Amin 1990, Evans 1979,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赖理论於80年代日渐式微，其中一个原因恐怕与所谓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奇蹟”有关。 尽管东亚四小龙均在颇大程度依赖美国的市场和日本的技术，但它们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 却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而又不愿意调进自由经济学的窠臼，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所谓“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概念，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 长，市政府有效干预的结果，而非自由市场的功绩（Amsden 1989, Wade 1990）。然而， 这种对自由市场发展学说的批评，基本上仍是把经济增长等同发展，并以追求有效的增长 方法为最核心的关注点，因此可以说还是限於发展主义的范式之中。 经济增长的迷思 发展主义一个重要信念，便是认为经济增长比不增长好，快速增长又比缓慢增长好。这种 将“发展”等同“经济增长”，再将“经济增长”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历史 产物（见华勒斯坦文章），但却被看作为普泛的真理，支撑着整套发展主义的话语，将丰 富多元的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约化成单一的向度，仅以经济指标来衡量。 用来量度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严 格来说，这些经济指标均以货币作为量度单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个被界定的经济体内年 度的货币流通总量。不过，这些指标却经常被看作能同时反应“福利”、“生活质量”和 “进步”的程度，导致不少政府甚至会用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增长作为发展计画的主 要目标。这种理解，构成了偏好“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话语的重要基础。 然而，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究竟涵盖什麽？反映了哪些经济方面？又掩盖了哪些生计活动 ？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质量”吗？ 这些指标是根据某年度内生产出来的货品和劳务以货币衡量的价值，要通过贸易流程，才 可以被汇总算入国民生产总值内。那些没有纳入货币流通过程，从而未能被货币衡量价值 的产出及劳务，例如主要由女性负责的家务和育婴工作，或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劳动，又或 是朋友、亲属之间的互惠活动，或是志愿组织的服务等，均没有被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等 指标之内，因此家庭妇女、农民和志愿工作者等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 一个与此相关的有趣现象是，西欧18-19世纪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大量妇女由农村或家庭 走向社会，进入劳动力市场；一部分则进入了工厂，但更多的妇女则投身於服务业。以19 世纪中期的英国为例，约四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从事女佣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换句话说，妇女由从事没有工资的家务劳动，转到收取工资的女佣岗位， 提供的虽然也是家务劳动，然而这转换却奇蹟般地使国民生产总值有所增加。 19世纪的英国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战後美、加、澳、英等地，随着世界经济急遽膨胀，大 量妇女投身於劳动力市场。女性进入市场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25％～40％上升至1990年 的60％～68％，其中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比率则由1950年的10％～20％上升至1990 年的45％～60％（Snooks 1994a:15）。 国民生产总值在统计了妇女加入劳动力市场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余，并没有扣除他们因 而减少在家庭或农村的非工资劳务时间，因此高估了妇女就业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妇 女的非工资劳务对社群的贡献非同小可，据斯努克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 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资劳务占澳洲总体社群收入（市场工资总额加家庭非工资劳务） 的35.8％，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更估算非工资劳务所生产的价值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 一半（James 1994:173）。 这引起了另一严重的问题，就是计算国民经济增长时，由於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非货币经 济向货币经济转移，结果是原来在非货币经济中没有被算入国民生产总值的产出或劳务， 在经济货币化後却被算入指标之内，从而高估了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这种 在统计上对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偏好，不单对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增长”造成错觉（见 下文），在当代第三世界国家（包括中国）的工业化或市场化的过程中，由於仍然采用国 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发展程度，结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增长”。 此外，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是以总数或平均算出，因此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不同地区或 相同地区内不同人口之间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组织在比较不同地区何国家的 经济状况时，只能将不同国家的货币折算为一种通用货币（通常是美元）才可进行比较， 但在折算过程中所采用的汇率，却往往会造成对某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高估”或“低 估”的现象。有人曾计算，1960年至1984年间，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差距扩大，有三分之二是由汇率的实际变动所造成的（Wood 1991）。换句话说，实际 汇率的变动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变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以货币量度的收入分配状况。此外 ，在一些收入分配即不平等的地区或国家之内，倘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总值的增长与两 极分化同时出现，那麽对大部分贫困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上述的问题以外，采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作为计画目标，亦会鼓励较贵重但却不一 定是必须的产品的制造。相反，由於技术进步而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却会使国民生产总值 的减少。因为较贵重的产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费，而产品价格下跌却对穷人有益，因此 这些指标明显带着不平等的偏见。 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指度量当年产出的流量（flows），但对拥有固存财富（stocks）─ ─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带来的福利排除在计算以外。举例来说，若我们今年购入一 部新的电视机，但同时把旧的抛掉，结果是新购的电视机的价值被加入国民生产总值内， 但被抛弃的就电视机的价值却没有在计算中扣除，结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质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对自然财富（例如空气、饮用水、森林等）的计算。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 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国民生产总值内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大 量伐树）、对饮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学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对空气的污 染（减少林木将减少对大器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 於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在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级市场购 买“蒸馏水”或购买飞机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气，结果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又 或是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来，只有购买昂贵的设备以清除环境 污染，这也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的价值。换句话说，破坏自然的过程为国民生产总值提供 了两次增值的机会。 （节录自《发展的幻象》，文，许宝强，待续） -- 我在城市与乡间流浪/因为我无法消解我内心的乡愁/而飘泊早已是我生命的本质/ 哪怕抵达的是世界的尽头/主流是什麽/我只看到的是媒俗/喧嚣的外表下只是孤独/ 而我始终都是异乡的浪子/於是乎/当边缘是我选择生活的价值/ 我成为社会上一屡幽灵/游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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