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克魯格獎」（人文諾貝爾獎）華人得主余英時，昨天接受政大授與名譽文學博士。 「這是比獲得諾貝爾獎還要榮耀的事情」，余英時認為，這個獎讓他感到來自中文世界的 溫暖。 余英時一九七一年初次訪台，便曾到木柵拜訪當時的政大校長劉季洪，因為劉是余英時父 親余協中與岳丈陳雪屏的至交。今昔相較，余英時認政大從政治色彩濃厚的學校，轉變為 民主自由的學術殿堂，「是中華文化現代化的表現」。 余英時並在會後專題演講「台灣人文研究的展望」。二○○一年退休後，余英時專心著書 立論，謝絕演講。這是他獲得克魯格獎之後，在台灣舉行的首次公開演講，吸引了上百名 學者與研究生捧場。 余英時指出，台灣和香港未經暴力革命摧殘，文化得以慢慢滋養生長，是中國文化現代化 比較成功的地方。他認為日本人在台灣的這五十年「不能一口否定」，如基本教育的基礎 便打得十分扎實，前台大校長傅斯年還曾向他讚揚日本人的講座教授制度。 余英時認為，台灣雖經過日人統治，但傳統信仰、文學與詩的傳統未曾斷裂；一九四九年 後，一群流亡學者來台，更讓台灣的人文研究百花齊放。而大陸經過文革破壞，即使現在 有「國學熱」，仍無法與台灣相比。 他也質疑大陸這股「國學熱」：「研究學問一向是冷的，熱不起來」；「文化不像科學， 它必須點滴累積，無法急起直追」。 余英時觀察指出，台灣人文研究最大的問題，是硬把科學研究那一套系統套入人文，比方 教授的聘雇升等制度結果。他認為台灣學界必須解決「科學當家」的問題。 余英時指出，一九三○年代，中國人認為漢學中心在京都。然而隨著陳寅恪、錢穆的地位 受到肯定，如今西方學者認為，當年中國人許多人文研究如宗教，在世界是居領先地位的 。他鼓勵台灣學者「不要跟著西方的風吹草動」，從容找到自己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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