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位「克鲁格奖」（人文诺贝尔奖）华人得主余英时，昨天接受政大授与名誉文学博士。 「这是比获得诺贝尔奖还要荣耀的事情」，余英时认为，这个奖让他感到来自中文世界的 温暖。 余英时一九七一年初次访台，便曾到木栅拜访当时的政大校长刘季洪，因为刘是余英时父 亲余协中与岳丈陈雪屏的至交。今昔相较，余英时认政大从政治色彩浓厚的学校，转变为 民主自由的学术殿堂，「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表现」。 余英时并在会後专题演讲「台湾人文研究的展望」。二○○一年退休後，余英时专心着书 立论，谢绝演讲。这是他获得克鲁格奖之後，在台湾举行的首次公开演讲，吸引了上百名 学者与研究生捧场。 余英时指出，台湾和香港未经暴力革命摧残，文化得以慢慢滋养生长，是中国文化现代化 比较成功的地方。他认为日本人在台湾的这五十年「不能一口否定」，如基本教育的基础 便打得十分扎实，前台大校长傅斯年还曾向他赞扬日本人的讲座教授制度。 余英时认为，台湾虽经过日人统治，但传统信仰、文学与诗的传统未曾断裂；一九四九年 後，一群流亡学者来台，更让台湾的人文研究百花齐放。而大陆经过文革破坏，即使现在 有「国学热」，仍无法与台湾相比。 他也质疑大陆这股「国学热」：「研究学问一向是冷的，热不起来」；「文化不像科学， 它必须点滴累积，无法急起直追」。 余英时观察指出，台湾人文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硬把科学研究那一套系统套入人文，比方 教授的聘雇升等制度结果。他认为台湾学界必须解决「科学当家」的问题。 余英时指出，一九三○年代，中国人认为汉学中心在京都。然而随着陈寅恪、钱穆的地位 受到肯定，如今西方学者认为，当年中国人许多人文研究如宗教，在世界是居领先地位的 。他鼓励台湾学者「不要跟着西方的风吹草动」，从容找到自己的定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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