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15　 中國時報 我輩法律人 黃丞儀 在台灣說自己是「法律人」，心情毋寧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無論政治、社會乃至司 法領域，許多法律人的表現都令人搖頭嘆息；另方面，法律人潛意識裡多少都有點像《美 國天使》中的麥卡錫主義律師羅伊一樣，認為「法律人是這個國家最高等的祭司，只有我 們知道打造這個國家的文字，只有我們知道如何使用『文字』。法律，是我唯一想要加入 的俱樂部！」 最近幾則司法新聞，都是和法律人這個「俱樂部」有關。首先，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 會完成了「法律人教育興革方案」，要將現行歐陸式法學教育改成美式「學士後」法學院 ，碩士畢業後才能考律師司法官。另外，司法院原本有意將「專家參審試行條例」送交立 院審議，落實「司法民主化」。考試院也打算修改「司法人員考試規則」，將英文增訂為 司法官考試項目之一，以「因應國際化情勢」。 上述新聞的共同交集就是：「法律人的素質低落」。由於法官會作出悖離社會通念的 判決，所以要「專家（或國民）參審」；因為希望未來的法律人能懂電機或生物科技，所 以要把法學教育改成學士後；因應國際化，所以在「已經多到快考死人」的科目中再塞進 「英文」。可是，這些是當今臺灣法律人真正的問題所在嗎？不！從新聞反映的現實來看 ，問題反而是法律界太習慣「拿來主義」。法學教育不好？改抄美國（還間接抄一下日本 抄美國的方式）。審判要拉進與人民的距離？抄德國參審制。抄來的、拼裝上去的法案或 法學教育，舉目皆是。試問，如此下去，我們到底還要當法律繼受國，再當幾百年？ 以「專家參審」為例，由專家針對特定案件（例如醫療過失），作事實上的認定，而 由法官來適用法律。姑且不論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如何切割，這樣的新制度將消耗掉多少 司法預算，有沒有人計算過？俄羅斯在一九九○年代試行美國的陪審制，造成原已不足的 法院預算，硬生生地被吃掉百分之二十五，排擠掉其他重要的司法政策。有沒有法律人願 意動手動腳去作臺灣的實證分析？並且告訴我們哪一筆司法預算應該被擠掉？ 另外，法學教育如果改成美制，律師考試錄取率是不是也要像美國一樣超過百分之七 十？其實，法學教育最有待改革的就是考試機制。考試引導教學，長期以來對法律人的養 成造成極大的傷害。也造成填鴨式補習教育盛行，學生只念國考科目，甚至只唸出題老師 的教科書。無怪乎考選部會出現：「要加強法律人英文，就加考英文」的政策邏輯。從來 不考慮透過市場機制或獎勵誘因，來達成更好的效果。只要這種「考試／教學」的權力共 生結構一日不打破，就算把法學院改成只收「博士後」，也是徒勞。 法律，其實是種充滿高度挑戰的思考「極限運動」。當代哲學祭酒羅爾斯（J. Rawls ）曾標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公共理性的典範」，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論述都能在其 中淋漓競技。可惜，我們離這樣的理想還遠得很。從某個角度看，法律人的病灶也是臺灣 社會的縮影。例如：創造力被考試壓死，不重視「自創品牌」，不會用「自己的語言」論 理。夏木漱石透過《我是貓》來反省明治知識人的精神狀態；當我們在批判「我輩法律人 」時，某種程度上也在反省臺灣社會對於理性辯論、獨立思考的蔑視與貧血。法律人脫離 不了他的社會脈絡，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法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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