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政黨代表社會的「部分」，則政黨主席選舉，會凸顯部分的社會價值，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當國民黨兩陣營的競爭到了白熱化階段時，一方重砲攻擊的點居然在去年三二○開票晚上，台北市長沒有參加泛藍的臨時抗爭集會，不禁要問從三二○抗爭以來，國民黨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價值，國民黨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 飛機飛行有所謂不可折返點，也就是超過油箱還能承擔的偏離飛行極限，過了就回不了家了，民主政治必然會把多元的利益價值結合在幾股勢力下，在民主新興階段，競爭勢力之間的不斷拉扯，使國家偏左偏右的發展幾乎在所難免，最後若能走向成熟穩定，一定是在競爭趨近不可折返點時，領導人知所警惕而能設法拉回正常航道。多少新興民主國家掉入新威權的二次輪迴，就是因為群眾和他們的領袖跨越了不可折返點，猶不自知。 個人認為，去年三二○之後的抗爭，從集會於廣場，到三二七大遊行，再轉到兩項選舉訴訟，和真調會條例的違憲審查程序，最重要的意義，就在經由街頭和司法途徑，把台灣的民主政治從不可折返點拉回來。 沒錯，兩顆子彈代表的就是不可折返點，如果台灣社會不去正視兩顆子彈，都如某些律師到了法庭還公然宣揚的「願賭服輸」，或者如某些意見領袖津津樂道的「司法極小主義」，讓法律對選舉過程的控制，降低到近乎形式的程度，台灣很快的會變成另外一個拉美式的民主，除了選舉什麼都沒有，而每次選舉都是一部便利商店陳列的廉價小說。 所以我當時會在報端對廣場群眾表達敬意，後來也接受律師團的邀請加入了選舉訴訟。我認為重要的不只是集會和訴訟的結果，同樣重要的是這個社會對話的過程。我在三二○晚上回答記者的詢問時，就指出明顯違法的公投綁大選、無比巧合的槍擊、和槍擊後的選舉操作，都是可司法而且應該司法的爭點，只有當我們盡了這些努力以後，下一回合的競爭者才會警覺，即使為了保住政權，也不可以不擇手段到這個程度。 三二○抗爭的激情，如果讓它恣意流洩，又會是另外一個不可折返點。當時群眾中確實也有一種想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在野的國民黨應該學習在野的民進黨。但我們只要想像，群眾如果真的衝進總統府，台灣的民主會立刻墜落到哪一層？ 三二○晚上的集會，是大法官在第四四五號解釋中所說的「偶發性集會」，也就是沒有人發起，群眾自動集結的集會，屬於憲法集會自由必須保護的範圍，但也因為群龍無首，情緒亢奮，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立場，必須小心應對。 馬英九在那個節骨眼，從競選總幹事身分回到市長身分，督導警察維護秩序，同時保護群眾不受傷害，在我看來，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以後的廣場集會，是以緊急集會為理由，得到市警局的許可，及至三二七的大遊行，包括今天兩位主席候選人，都以政黨領導人的身分全程參與，五十萬人聚集而和平落幕，台灣的民主才又回到了正常的航道。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會慶幸國親兩黨的領導人在面臨意外而難堪的敗選時，勇敢而理智的承擔了他們該負的責任，爭其所當爭，守其所當守。政黨畢竟不是社會的「全部」，政黨領袖可以在必須彰顯他們所代表的部分理念時，不遺餘力的去發而揚之，但是領導人如果不能比群眾更早看到民主的界線，飛行的不可折返點，而同樣拚了一身碎骨的拉回航道，民主可能在一夕間遠颺，政黨的部分存在也不再有任何意義。 主席選戰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方候選人在三二○抗爭的歷史如果說政黨代表社會的「部分」，則政黨主席選舉，會凸顯部分的社會價值，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當國民黨兩陣營的競爭到了白熱化階段時，一方重砲攻擊的點居然在去年三二○開票晚上，台北市長沒有參加泛藍的臨時抗爭集會，不禁要問從三二○抗爭以來，國民黨追求的到底是什麼價值，國民黨要把國家帶到哪裡去？ 飛機飛行有所謂不可折返點，也就是超過油箱還能承擔的偏離飛行極限，過了就回不了家了，民主政治必然會把多元的利益價值結合在幾股勢力下，在民主新興階段，競爭勢力之間的不斷拉扯，使國家偏左偏右的發展幾乎在所難免，最後若能走向成熟穩定，一定是在競爭趨近不可折返點時，領導人知所警惕而能設法拉回正常航道。多少新興民主國家掉入新威權的二次輪迴，就是因為群眾和他們的領袖跨越了不可折返點，猶不自知。 個人認為，去年三二○之後的抗爭，從集會於廣場，到三二七大遊行，再轉到兩項選舉訴訟，和真調會條例的違憲審查程序，最重要的意義，就在經由街頭和司法途徑，把台灣的民主政治從不可折返點拉回來。 沒錯，兩顆子彈代表的就是不可折返點，如果台灣社會不去正視兩顆子彈，都如某些律師到了法庭還公然宣揚的「願賭服輸」，或者如某些意見領袖津津樂道的「司法極小主義」，讓法律對選舉過程的控制，降低到近乎形式的程度，台灣很快的會變成另外一個拉美式的民主，除了選舉什麼都沒有，而每次選舉都是一部便利商店陳列的廉價小說。 所以我當時會在報端對廣場群眾表達敬意，後來也接受律師團的邀請加入了選舉訴訟。我認為重要的不只是集會和訴訟的結果，同樣重要的是這個社會對話的過程。我在三二○晚上回答記者的詢問時，就指出明顯違法的公投綁大選、無比巧合的槍擊、和槍擊後的選舉操作，都是可司法而且應該司法的爭點，只有當我們盡了這些努力以後，下一回合的競爭者才會警覺，即使為了保住政權，也不可以不擇手段到這個程度。 三二○抗爭的激情，如果讓它恣意流洩，又會是另外一個不可折返點。當時群眾中確實也有一種想法：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在野的國民黨應該學習在野的民進黨。但我們只要想像，群眾如果真的衝進總統府，台灣的民主會立刻墜落到哪一層？ 三二○晚上的集會，是大法官在第四四五號解釋中所說的「偶發性集會」，也就是沒有人發起，群眾自動集結的集會，屬於憲法集會自由必須保護的範圍，但也因為群龍無首，情緒亢奮，站在維護社會秩序立場，必須小心應對。 馬英九在那個節骨眼，從競選總幹事身分回到市長身分，督導警察維護秩序，同時保護群眾不受傷害，在我看來，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以後的廣場集會，是以緊急集會為理由，得到市警局的許可，及至三二七的大遊行，包括今天兩位主席候選人，都以政黨領導人的身分全程參與，五十萬人聚集而和平落幕，台灣的民主才又回到了正常的航道。 今天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會慶幸國親兩黨的領導人在面臨意外而難堪的敗選時，勇敢而理智的承擔了他們該負的責任，爭其所當爭，守其所當守。政黨畢竟不是社會的「全部」，政黨領袖可以在必須彰顯他們所代表的部分理念時，不遺餘力的去發而揚之，但是領導人如果不能比群眾更早看到民主的界線，飛行的不可折返點，而同樣拚了一身碎骨的拉回航道，民主可能在一夕間遠颺，政黨的部分存在也不再有任何意義。 主席選戰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方候選人在三二○抗爭的歷史中找到了有力的攻擊點，無可厚非；但如果只為了勝選而不惜扭曲所屬政黨在這個過程中追求的真正理念，即使選上了主席，賠掉了政黨，又有什麼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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