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政党代表社会的「部分」，则政党主席选举，会凸显部分的社会价值，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当国民党两阵营的竞争到了白热化阶段时，一方重炮攻击的点居然在去年三二○开票晚上，台北市长没有参加泛蓝的临时抗争集会，不禁要问从三二○抗争以来，国民党追求的到底是什麽价值，国民党要把国家带到哪里去？ 飞机飞行有所谓不可折返点，也就是超过油箱还能承担的偏离飞行极限，过了就回不了家了，民主政治必然会把多元的利益价值结合在几股势力下，在民主新兴阶段，竞争势力之间的不断拉扯，使国家偏左偏右的发展几乎在所难免，最後若能走向成熟稳定，一定是在竞争趋近不可折返点时，领导人知所警惕而能设法拉回正常航道。多少新兴民主国家掉入新威权的二次轮回，就是因为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跨越了不可折返点，犹不自知。 个人认为，去年三二○之後的抗争，从集会於广场，到三二七大游行，再转到两项选举诉讼，和真调会条例的违宪审查程序，最重要的意义，就在经由街头和司法途径，把台湾的民主政治从不可折返点拉回来。 没错，两颗子弹代表的就是不可折返点，如果台湾社会不去正视两颗子弹，都如某些律师到了法庭还公然宣扬的「愿赌服输」，或者如某些意见领袖津津乐道的「司法极小主义」，让法律对选举过程的控制，降低到近乎形式的程度，台湾很快的会变成另外一个拉美式的民主，除了选举什麽都没有，而每次选举都是一部便利商店陈列的廉价小说。 所以我当时会在报端对广场群众表达敬意，後来也接受律师团的邀请加入了选举诉讼。我认为重要的不只是集会和诉讼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对话的过程。我在三二○晚上回答记者的询问时，就指出明显违法的公投绑大选、无比巧合的枪击、和枪击後的选举操作，都是可司法而且应该司法的争点，只有当我们尽了这些努力以後，下一回合的竞争者才会警觉，即使为了保住政权，也不可以不择手段到这个程度。 三二○抗争的激情，如果让它恣意流泄，又会是另外一个不可折返点。当时群众中确实也有一种想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野的国民党应该学习在野的民进党。但我们只要想像，群众如果真的冲进总统府，台湾的民主会立刻坠落到哪一层？ 三二○晚上的集会，是大法官在第四四五号解释中所说的「偶发性集会」，也就是没有人发起，群众自动集结的集会，属於宪法集会自由必须保护的范围，但也因为群龙无首，情绪亢奋，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立场，必须小心应对。 马英九在那个节骨眼，从竞选总干事身分回到市长身分，督导警察维护秩序，同时保护群众不受伤害，在我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以後的广场集会，是以紧急集会为理由，得到市警局的许可，及至三二七的大游行，包括今天两位主席候选人，都以政党领导人的身分全程参与，五十万人聚集而和平落幕，台湾的民主才又回到了正常的航道。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庆幸国亲两党的领导人在面临意外而难堪的败选时，勇敢而理智的承担了他们该负的责任，争其所当争，守其所当守。政党毕竟不是社会的「全部」，政党领袖可以在必须彰显他们所代表的部分理念时，不遗余力的去发而扬之，但是领导人如果不能比群众更早看到民主的界线，飞行的不可折返点，而同样拚了一身碎骨的拉回航道，民主可能在一夕间远扬，政党的部分存在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主席选战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方候选人在三二○抗争的历史如果说政党代表社会的「部分」，则政党主席选举，会凸显部分的社会价值，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当国民党两阵营的竞争到了白热化阶段时，一方重炮攻击的点居然在去年三二○开票晚上，台北市长没有参加泛蓝的临时抗争集会，不禁要问从三二○抗争以来，国民党追求的到底是什麽价值，国民党要把国家带到哪里去？ 飞机飞行有所谓不可折返点，也就是超过油箱还能承担的偏离飞行极限，过了就回不了家了，民主政治必然会把多元的利益价值结合在几股势力下，在民主新兴阶段，竞争势力之间的不断拉扯，使国家偏左偏右的发展几乎在所难免，最後若能走向成熟稳定，一定是在竞争趋近不可折返点时，领导人知所警惕而能设法拉回正常航道。多少新兴民主国家掉入新威权的二次轮回，就是因为群众和他们的领袖跨越了不可折返点，犹不自知。 个人认为，去年三二○之後的抗争，从集会於广场，到三二七大游行，再转到两项选举诉讼，和真调会条例的违宪审查程序，最重要的意义，就在经由街头和司法途径，把台湾的民主政治从不可折返点拉回来。 没错，两颗子弹代表的就是不可折返点，如果台湾社会不去正视两颗子弹，都如某些律师到了法庭还公然宣扬的「愿赌服输」，或者如某些意见领袖津津乐道的「司法极小主义」，让法律对选举过程的控制，降低到近乎形式的程度，台湾很快的会变成另外一个拉美式的民主，除了选举什麽都没有，而每次选举都是一部便利商店陈列的廉价小说。 所以我当时会在报端对广场群众表达敬意，後来也接受律师团的邀请加入了选举诉讼。我认为重要的不只是集会和诉讼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这个社会对话的过程。我在三二○晚上回答记者的询问时，就指出明显违法的公投绑大选、无比巧合的枪击、和枪击後的选举操作，都是可司法而且应该司法的争点，只有当我们尽了这些努力以後，下一回合的竞争者才会警觉，即使为了保住政权，也不可以不择手段到这个程度。 三二○抗争的激情，如果让它恣意流泄，又会是另外一个不可折返点。当时群众中确实也有一种想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野的国民党应该学习在野的民进党。但我们只要想像，群众如果真的冲进总统府，台湾的民主会立刻坠落到哪一层？ 三二○晚上的集会，是大法官在第四四五号解释中所说的「偶发性集会」，也就是没有人发起，群众自动集结的集会，属於宪法集会自由必须保护的范围，但也因为群龙无首，情绪亢奋，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立场，必须小心应对。 马英九在那个节骨眼，从竞选总干事身分回到市长身分，督导警察维护秩序，同时保护群众不受伤害，在我看来，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以後的广场集会，是以紧急集会为理由，得到市警局的许可，及至三二七的大游行，包括今天两位主席候选人，都以政党领导人的身分全程参与，五十万人聚集而和平落幕，台湾的民主才又回到了正常的航道。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会庆幸国亲两党的领导人在面临意外而难堪的败选时，勇敢而理智的承担了他们该负的责任，争其所当争，守其所当守。政党毕竟不是社会的「全部」，政党领袖可以在必须彰显他们所代表的部分理念时，不遗余力的去发而扬之，但是领导人如果不能比群众更早看到民主的界线，飞行的不可折返点，而同样拚了一身碎骨的拉回航道，民主可能在一夕间远扬，政党的部分存在也不再有任何意义。 主席选战也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一方候选人在三二○抗争的历史中找到了有力的攻击点，无可厚非；但如果只为了胜选而不惜扭曲所属政党在这个过程中追求的真正理念，即使选上了主席，赔掉了政党，又有什麽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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