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eauir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標題: Re: [ 考 ] 視聽傳播 郭力昕老師篇 社會文化面 時間: Wed Jun 16 08:41:03 2004 作者: hahajello ( ) 看板: jello 標題: Re: [ 考 ] 視聽傳播 郭力昕老師篇 社會文化面 時間: Wed Jun 16 01:41:51 2004 其實關於講義部份已經 "the end" 了 下面隨你高興囉 ======================================================== 編者按：清大社會研究所姚人多教授在今（2003）年一月在《中國時報》民意論 壇發表投書一篇，名為「庫妮可娃與陳文茜」，批判立法委員陳文茜是橫跨政治 和媒體兩個領域的「兩棲動物」。陳文茜隨後回應（參見「我對出席率與兩棲動 物的說明」），而姚人多則又針對陳文回批（參見「釐清媒體與政治的關係」）。 時下政治人物與傳播媒體之間糾纏不清，實為諸多亂象之源，這三篇文章裡的 對話，值得修習本課的同學一讀。 之一：庫妮可娃與陳文茜 姚人多 俄羅斯美少女網球選手庫妮可娃日前在澳洲網球公開賽中 被對手以直落二的超級難堪比數淘汰出局（六比零、六比一）， 在賽後記者會中有位記者不留情面地問她：「剛剛那算是一場比賽嗎？」 庫妮可娃一臉尷尬地回答：「我們兩個同時在場上揮拍，因此應該算吧。」 　 同一天，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林重謨召開記者會， 公布他與無黨籍立委陳文茜本會期的出席紀錄。 據他統計，在十七次院會中，陳文茜出席十一次； 在委員會部分，在總數三十次的會議中陳文茜只出席四次，出席率只有百分之十三。 林重謨還特別把陳文茜主持的電視節目「文茜小妹大」拿出來比較， 據他統計，陳文茜在該節目的出席率是百分之百，從未缺席。 針對林重謨的統計數字，陳文茜面對記者時表示，有些人說的話「不必用腦細胞處理。」 　 庫妮可娃與陳文茜有什麼關係？答案：她們二人都是「兩棲動物」。 前者仗著身材及臉蛋早早就跨足演藝事業， 拍廣告、當模特兒、演音樂錄影帶等樣樣都來。 後者，不用多說，這幾年下來主持電台節目、電視節目、拍電影、出書， 成績洋洋灑灑，十分多才多藝。 　 庫妮可娃身為職業網球選手多年，不過從未贏過任何一項賽事的冠軍， 許多球評及教練指出，像她這樣外務一籮筐，練球不專心的情況下， 是絕對無法在競爭激烈的職業網壇有任何表現。 在職業網壇，庫妮可娃已經成為一個「笑柄」。 她的存在是一面年輕球員的借鏡，長得漂亮沒有用， 想要在運動場上有所作為，唯有專心一致、不斷苦練。 這是職業選手不變的專業倫理與生存法則。 　 反觀陳文茜，同樣是橫跨兩個領域，不過，她卻沒有庫妮可娃的困擾。 這就奇怪了，難道「專心一致」的定理不適用在台灣的立法委員身上？ 難道我們納稅人付她薪水為的是要看她在電視上主持節目？ 為什麼一個出席率低到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立法委員， 在面對記者詢問時竟然可以如此高姿態地說別人沒有大腦？ 陳文茜曾經不只一次地表示，到立法院開會是件無聊的事。 如果她說的是真心話，那麼她的選民實在是對不起她， 明明知道她不喜歡開會，卻又偏偏選她進去一個常常在開會的地方。 　單就出席率來看，陳文茜顯然比較喜歡上電視主持節目。 這就充分展現出台灣政壇荒謬的地方： 一個政治人物在媒體的出席率竟然遠超過她所屬的立法院委員會。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在別的國家， 政治與媒體是兩個互相衝突、相互制衡的領域， 不過在台灣卻是水乳交融、相輔相成。 我們的政治人物什麼都不必做，只要在電視台開個節目， 邀幾個固定的親朋好友一起來東罵西罵， 所累積起來的知名度及民氣便足以支持她們在大選時所需要的選票。 我不知道林重謨對陳文茜「不必用腦細胞」的說法有何看法， 不過，我可是用了許多腦細胞來思索庫妮可娃與陳文茜的關係。 這兩個人同樣是「不務正業」，不過前者在網壇遭人譏諷，後者在政壇卻是春風得意。 這中間的差別不只是台灣民主的悲哀，也是台灣媒體的悲哀。 　不知道我們要等到什麼時候，幾個常常上「文茜小妹大」的記者先生小姐 才會像澳洲網球公開賽的記者一樣不留情面地問陳文茜： 「妳這樣在電視台主持節目還算得上是政治人物嗎？」 　嗯，慢慢等吧。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民意論壇 2003-01-17） ======================================================================= 之二：我對出席率與兩棲動物的說明 陳文茜 評論政治人物，可以對其錯誤行為做出矯正，可以無情否定他， 也可以純粹是缺乏事實的謾罵； 評論文字對政治現象的影響份量多寡，端視評論者對自我專業的要求與情緒自持。 姚人多先生於昨日刊出之文章，針對我個人提出非常嚴厲的指控與羞辱， 如果基於事實，我應虛心就教，但這些顯然不是事實。 第一，關於出席率，他根據民進黨立委林重謨公布司法委員會出席率。 我認為這只是觀察立法院的某一角度，其意義與正確性多大， 依賴詮釋者對立院運作的常識與了解而定。 我認為相對將時間耗盡於與官員的答詢，常常得到的結果是實問虛答且毫無重點， 所謂出席率更常僅止於簽到，過於形式，我不想虛應故事。 立法院第五屆第一會期，我參加外交委員會，擔任召委， 外交委員會是我根據個人專業自願的選擇， 當時我可以如願以償，乃因親民黨團禮遇的結果。 而第五屆第二會期，我已不參加任何黨團， 如果姚人多先生願意花點心血公平了解的話， 無黨籍立委並無選擇參加熱門委員會的權力。 本會期我的重點放在九二一重建進度、健保，以及國營事業台電、中油預算等議題上， 因此，按照我關心的議題，或許，這個會期我應該選擇預算、衛環或經濟委員會。 但衛環委員會和經濟委員乃是重要利益所在，許多委員爭相參加， 以我的政治處境，幾無可能。 　姚人多先生批評我的第二點是「兩棲動物」。 我每天中午，利用大家休息時間錄影「文茜小妹大」， 身為一個立法委員，同時也是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引起甚多爭議。 我的理由之一，我不希望類似民營電廠掏空台電等影響國家政經發展的重大議題， 因為現今媒體遷就的市場選擇，而覺得議題太生硬、沒有觀眾要看， 最後不刊登，以致大眾喪失了解國家重大政策的機會。 另一方面，我希望我有一個固定工作，使我不用依賴政治獻金過活， 進而不得不向特定利益團體低頭妥協。 談兩棲動物，重點在於當你作為一個「兩棲動物」時，兩者的利益是否衝突？ 個案中兩者的角色衝突性有多大？ 其次是，在時間上是否能夠有適當畫分，使兩者表現都能符合專業標準？ 兩個工作都不容易，但我在立法委員上的工作時間，是我電視工作時間的五倍以上。 我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多特殊，我只能說，至少我比姚人多先生來得稱職。 當一位學者在報紙上發表評論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兩棲動物」， 不純粹是一名學者，而也是媒體工作者的成員， 姚人多在撰寫文章強烈抨擊他人時，他做了哪些查證？哪些資料收集？ 他願意到立法院蹲一個小時盡一下起碼新聞專業職責，再來評論他人嗎？ 　 姚人多先生最後甚至說：「什麼事都沒做，納稅人付她薪水為的是 要看她在電視上主持節目？」他必須了解， 我並沒有真正拿到選民付我的立法委員薪水。 八成以上我的立院薪水均提供給幾位資深助理， 其他的錢付各種記者會、活動的影印、快遞費用都不夠。 我並不清高，只是老老實實地告訴姚先生我的錢都花在那裏， 你所指控的羞辱，我無法接受。 立委一年下來，我立法委員薪水的實質所得可能是負數而非正數， 立委一年下來，我沒有接受任何外界一毛錢的政治捐款， 甚至從未申報每年三十二萬的國外考察費。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躲在學院裏的知識分子覺得自己可以有權力只根據報導片段， 自行擴張解釋，不需任何實質了解， 即可任意評論他以為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 知識分子參與政治，之所以難能可貴，在於其專業及一定程度的冷靜及中立， 同樣引用姚先生文字中的結尾，這在台灣，慢慢等吧！ （作者為無黨籍立法委員）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民意論壇，2003-01-18） =========================================== 之三：釐清媒體與政治的關係 姚人多 針對昨日陳文茜委員對筆者的批評指正，我有所回應， 希望藉著這次與陳委員的理性對話，來徹底釐清台灣媒體與政治間的關係。 讓我們鎖定在一個在我看來是最根本的東西：立法委員在電視上主持節目對不對？ 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個簡單的是非題，甚至在西方民主國家裡， 這個問題根本不再是個問題，因為答案已經很清楚： 政治人物不應該也絕對不能在媒體中主持節目。 一向號稱深具國際觀的陳委員，不知是否可以舉出當今西方民主國家中 像她這樣一個媒體政治兩棲動物的例子？ 陳委員對她自己主持電視節目所提出的理由有兩個： 第一、她不想「讓大眾喪失了解國家重大政策的機會。」 我承認陳委員所講的，讓民眾了解國家重大政策的確有其必要性， 不過，這個東西絕對不是靠一個政治人物到電視台開個節目來達成。 難道台灣的電視工作者都沒有人才嗎？ 難道少了陳文茜的「文茜小妹大」，台灣的民眾便無法了解國家重大政策？ 說實在的，如果陳委員主持的節目真的可以讓民眾了解國家政策， 那也許可以彌補她作為一個立法委員跨足媒體先天上的「不正當性」。 然而，據我長期的觀察，上陳委員的節目的來賓都是幾個固定的臉孔。 咦，國家政策何止千頭萬緒，難道這幾個有著特定黨派的特別來賓有著通天的本領， 台灣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他（她）們全都能談？ 一個談話性節目應該是一個理性溝通的機制， 這個理性溝通的機制是由下列要件所構成： 客觀中立的主持人帶引代表各方意見的來賓 在公平分配時間的原則下讓來賓們暢所欲言。 這個簡單的基本原則在所有的民主社會裡都是成立的。 然而，若是我們檢驗陳委員的節目， 任何人都會發現，「文茜小妹大」離這個基本原則非常遙遠。 其次，關於陳委員所提的第二個她在電視上主持節目的理由：她希望有一個固定的工作。 我非常訝異，如果陳委員的論點可以成立的話， 那麼立法委員去開公司、包工程又何錯之有？ 是不是只要宣稱自己需要一份「固定的工作」， 立法委員便可以捨棄基本的「利益迴避」原則？ 專業的立委、專業的政治人物乃是一個民主社會中最基本的要件之一， 台灣的民間社會一向缺乏這種呼籲，這就為政治人物的主持工作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我一開始就說，我希望與陳委員的對話是一個理性的互動。 作為一個理性的互動，我必須承認我在「庫妮可娃與陳文茜」一文中 單就出席率來論斷「兩棲動物」的確有失全面性的關照。 這一點我在以後會引以為戒，在此特別謝謝陳委員的指正。 不過，我深切地希望陳委員可以把對我學院中人冷靜客觀的要求套用在自己身上， 下次主持節目時不妨問一問自己是否達到了自己所提出來的要求。 筆者身為一個社會學者，批判社會進而改造社會 乃是社會學界自孔德、馬克斯、韋伯等大師所遺留下來的寶貴傳承。 我想，任何人都不否認，陳委員在若干議題上的著力令人敬佩。 然而，只要有政治人物一天留在媒體裡面，我的批判便一天不會停止。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國時報，民意論壇，2003-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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