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eauir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标题: Re: [ 考 ] 视听传播 郭力昕老师篇 社会文化面 时间: Wed Jun 16 08:41:03 2004 作者: hahajello ( ) 看板: jello 标题: Re: [ 考 ] 视听传播 郭力昕老师篇 社会文化面 时间: Wed Jun 16 01:41:51 2004 其实关於讲义部份已经 "the end" 了 下面随你高兴罗 ======================================================== 编者按：清大社会研究所姚人多教授在今（2003）年一月在《中国时报》民意论 坛发表投书一篇，名为「库妮可娃与陈文茜」，批判立法委员陈文茜是横跨政治 和媒体两个领域的「两栖动物」。陈文茜随後回应（参见「我对出席率与两栖动 物的说明」），而姚人多则又针对陈文回批（参见「厘清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时下政治人物与传播媒体之间纠缠不清，实为诸多乱象之源，这三篇文章里的 对话，值得修习本课的同学一读。 之一：库妮可娃与陈文茜 姚人多 俄罗斯美少女网球选手库妮可娃日前在澳洲网球公开赛中 被对手以直落二的超级难堪比数淘汰出局（六比零、六比一）， 在赛後记者会中有位记者不留情面地问她：「刚刚那算是一场比赛吗？」 库妮可娃一脸尴尬地回答：「我们两个同时在场上挥拍，因此应该算吧。」 　 同一天，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林重谟召开记者会， 公布他与无党籍立委陈文茜本会期的出席纪录。 据他统计，在十七次院会中，陈文茜出席十一次； 在委员会部分，在总数三十次的会议中陈文茜只出席四次，出席率只有百分之十三。 林重谟还特别把陈文茜主持的电视节目「文茜小妹大」拿出来比较， 据他统计，陈文茜在该节目的出席率是百分之百，从未缺席。 针对林重谟的统计数字，陈文茜面对记者时表示，有些人说的话「不必用脑细胞处理。」 　 库妮可娃与陈文茜有什麽关系？答案：她们二人都是「两栖动物」。 前者仗着身材及脸蛋早早就跨足演艺事业， 拍广告、当模特儿、演音乐录影带等样样都来。 後者，不用多说，这几年下来主持电台节目、电视节目、拍电影、出书， 成绩洋洋洒洒，十分多才多艺。 　 库妮可娃身为职业网球选手多年，不过从未赢过任何一项赛事的冠军， 许多球评及教练指出，像她这样外务一箩筐，练球不专心的情况下， 是绝对无法在竞争激烈的职业网坛有任何表现。 在职业网坛，库妮可娃已经成为一个「笑柄」。 她的存在是一面年轻球员的借镜，长得漂亮没有用， 想要在运动场上有所作为，唯有专心一致、不断苦练。 这是职业选手不变的专业伦理与生存法则。 　 反观陈文茜，同样是横跨两个领域，不过，她却没有库妮可娃的困扰。 这就奇怪了，难道「专心一致」的定理不适用在台湾的立法委员身上？ 难道我们纳税人付她薪水为的是要看她在电视上主持节目？ 为什麽一个出席率低到只有百分之十三的立法委员， 在面对记者询问时竟然可以如此高姿态地说别人没有大脑？ 陈文茜曾经不只一次地表示，到立法院开会是件无聊的事。 如果她说的是真心话，那麽她的选民实在是对不起她， 明明知道她不喜欢开会，却又偏偏选她进去一个常常在开会的地方。 　单就出席率来看，陈文茜显然比较喜欢上电视主持节目。 这就充分展现出台湾政坛荒谬的地方： 一个政治人物在媒体的出席率竟然远超过她所属的立法院委员会。 其实，这也没什麽好奇怪的，因为在别的国家， 政治与媒体是两个互相冲突、相互制衡的领域， 不过在台湾却是水乳交融、相辅相成。 我们的政治人物什麽都不必做，只要在电视台开个节目， 邀几个固定的亲朋好友一起来东骂西骂， 所累积起来的知名度及民气便足以支持她们在大选时所需要的选票。 我不知道林重谟对陈文茜「不必用脑细胞」的说法有何看法， 不过，我可是用了许多脑细胞来思索库妮可娃与陈文茜的关系。 这两个人同样是「不务正业」，不过前者在网坛遭人讥讽，後者在政坛却是春风得意。 这中间的差别不只是台湾民主的悲哀，也是台湾媒体的悲哀。 　不知道我们要等到什麽时候，几个常常上「文茜小妹大」的记者先生小姐 才会像澳洲网球公开赛的记者一样不留情面地问陈文茜： 「你这样在电视台主持节目还算得上是政治人物吗？」 　嗯，慢慢等吧。 资料来源：中国时报，民意论坛 2003-01-17） ======================================================================= 之二：我对出席率与两栖动物的说明 陈文茜 评论政治人物，可以对其错误行为做出矫正，可以无情否定他， 也可以纯粹是缺乏事实的谩骂； 评论文字对政治现象的影响份量多寡，端视评论者对自我专业的要求与情绪自持。 姚人多先生於昨日刊出之文章，针对我个人提出非常严厉的指控与羞辱， 如果基於事实，我应虚心就教，但这些显然不是事实。 第一，关於出席率，他根据民进党立委林重谟公布司法委员会出席率。 我认为这只是观察立法院的某一角度，其意义与正确性多大， 依赖诠释者对立院运作的常识与了解而定。 我认为相对将时间耗尽於与官员的答询，常常得到的结果是实问虚答且毫无重点， 所谓出席率更常仅止於签到，过於形式，我不想虚应故事。 立法院第五届第一会期，我参加外交委员会，担任召委， 外交委员会是我根据个人专业自愿的选择， 当时我可以如愿以偿，乃因亲民党团礼遇的结果。 而第五届第二会期，我已不参加任何党团， 如果姚人多先生愿意花点心血公平了解的话， 无党籍立委并无选择参加热门委员会的权力。 本会期我的重点放在九二一重建进度、健保，以及国营事业台电、中油预算等议题上， 因此，按照我关心的议题，或许，这个会期我应该选择预算、卫环或经济委员会。 但卫环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乃是重要利益所在，许多委员争相参加， 以我的政治处境，几无可能。 　姚人多先生批评我的第二点是「两栖动物」。 我每天中午，利用大家休息时间录影「文茜小妹大」， 身为一个立法委员，同时也是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引起甚多争议。 我的理由之一，我不希望类似民营电厂掏空台电等影响国家政经发展的重大议题， 因为现今媒体迁就的市场选择，而觉得议题太生硬、没有观众要看， 最後不刊登，以致大众丧失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希望我有一个固定工作，使我不用依赖政治献金过活， 进而不得不向特定利益团体低头妥协。 谈两栖动物，重点在於当你作为一个「两栖动物」时，两者的利益是否冲突？ 个案中两者的角色冲突性有多大？ 其次是，在时间上是否能够有适当画分，使两者表现都能符合专业标准？ 两个工作都不容易，但我在立法委员上的工作时间，是我电视工作时间的五倍以上。 我不认为自己的工作有多特殊，我只能说，至少我比姚人多先生来得称职。 当一位学者在报纸上发表评论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两栖动物」， 不纯粹是一名学者，而也是媒体工作者的成员， 姚人多在撰写文章强烈抨击他人时，他做了哪些查证？哪些资料收集？ 他愿意到立法院蹲一个小时尽一下起码新闻专业职责，再来评论他人吗？ 　 姚人多先生最後甚至说：「什麽事都没做，纳税人付她薪水为的是 要看她在电视上主持节目？」他必须了解， 我并没有真正拿到选民付我的立法委员薪水。 八成以上我的立院薪水均提供给几位资深助理， 其他的钱付各种记者会、活动的影印、快递费用都不够。 我并不清高，只是老老实实地告诉姚先生我的钱都花在那里， 你所指控的羞辱，我无法接受。 立委一年下来，我立法委员薪水的实质所得可能是负数而非正数， 立委一年下来，我没有接受任何外界一毛钱的政治捐款， 甚至从未申报每年三十二万的国外考察费。 　 不知道什麽时候开始，躲在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可以有权力只根据报导片段， 自行扩张解释，不需任何实质了解， 即可任意评论他以为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 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之所以难能可贵，在於其专业及一定程度的冷静及中立， 同样引用姚先生文字中的结尾，这在台湾，慢慢等吧！ （作者为无党籍立法委员） 资料来源：中国时报，民意论坛，2003-01-18） =========================================== 之三：厘清媒体与政治的关系 姚人多 针对昨日陈文茜委员对笔者的批评指正，我有所回应， 希望藉着这次与陈委员的理性对话，来彻底厘清台湾媒体与政治间的关系。 让我们锁定在一个在我看来是最根本的东西：立法委员在电视上主持节目对不对？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个简单的是非题，甚至在西方民主国家里， 这个问题根本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答案已经很清楚： 政治人物不应该也绝对不能在媒体中主持节目。 一向号称深具国际观的陈委员，不知是否可以举出当今西方民主国家中 像她这样一个媒体政治两栖动物的例子？ 陈委员对她自己主持电视节目所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她不想「让大众丧失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机会。」 我承认陈委员所讲的，让民众了解国家重大政策的确有其必要性， 不过，这个东西绝对不是靠一个政治人物到电视台开个节目来达成。 难道台湾的电视工作者都没有人才吗？ 难道少了陈文茜的「文茜小妹大」，台湾的民众便无法了解国家重大政策？ 说实在的，如果陈委员主持的节目真的可以让民众了解国家政策， 那也许可以弥补她作为一个立法委员跨足媒体先天上的「不正当性」。 然而，据我长期的观察，上陈委员的节目的来宾都是几个固定的脸孔。 咦，国家政策何止千头万绪，难道这几个有着特定党派的特别来宾有着通天的本领， 台湾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他（她）们全都能谈？ 一个谈话性节目应该是一个理性沟通的机制， 这个理性沟通的机制是由下列要件所构成： 客观中立的主持人带引代表各方意见的来宾 在公平分配时间的原则下让来宾们畅所欲言。 这个简单的基本原则在所有的民主社会里都是成立的。 然而，若是我们检验陈委员的节目， 任何人都会发现，「文茜小妹大」离这个基本原则非常遥远。 其次，关於陈委员所提的第二个她在电视上主持节目的理由：她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我非常讶异，如果陈委员的论点可以成立的话， 那麽立法委员去开公司、包工程又何错之有？ 是不是只要宣称自己需要一份「固定的工作」， 立法委员便可以舍弃基本的「利益回避」原则？ 专业的立委、专业的政治人物乃是一个民主社会中最基本的要件之一， 台湾的民间社会一向缺乏这种呼吁，这就为政治人物的主持工作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我一开始就说，我希望与陈委员的对话是一个理性的互动。 作为一个理性的互动，我必须承认我在「库妮可娃与陈文茜」一文中 单就出席率来论断「两栖动物」的确有失全面性的关照。 这一点我在以後会引以为戒，在此特别谢谢陈委员的指正。 不过，我深切地希望陈委员可以把对我学院中人冷静客观的要求套用在自己身上， 下次主持节目时不妨问一问自己是否达到了自己所提出来的要求。 笔者身为一个社会学者，批判社会进而改造社会 乃是社会学界自孔德、马克斯、韦伯等大师所遗留下来的宝贵传承。 我想，任何人都不否认，陈委员在若干议题上的着力令人敬佩。 然而，只要有政治人物一天留在媒体里面，我的批判便一天不会停止。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国时报，民意论坛，2003-0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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