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x.com/NazaninBoniadi/status/2032173464346640666 在伊朗的生存悖論 在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境內首次發動攻擊的浪潮中，南部一所學校傳出超過 100 名小學 生喪生的消息，這讓一個長期習慣為失去孩子而哀悼的國家再次陷入悲痛。 近半個世紀以來，伊朗人民目睹無數年輕生命被自己國家奪走：街頭抗議者遭槍擊、囚犯 在虛假的審判後被處決、青少年在拘押中被殺害。 這就是伊朗生存的悖論。伊朗人民被要求在面對兩面威脅的戰爭中展現道德的明辨力。 在最高領袖阿里・哈米尼及政權安全部門成員遭擊斃後，伊朗各地爆發的即興慶祝活動並 不令人意外。然而，這些慶祝活動很快遭到批評，有些甚至被譴責為對平民苦難的冷漠表 現。 而在 3 月 2 日，伊朗女子國家足球隊成員在澳洲的一場比賽前拒絕唱國歌——這是一種 勇敢的抗爭行為，對政權發出了強烈的反對聲音，即便海外的非伊朗人則以其旗幟號召反 戰。一些球員因此在澳洲尋求庇護，但她們同樣受到審視。 然而，這種評價往往源自距離——來自那些從未生活在一個可以肆意監禁、酷刑甚至殺害 人的神權國家的人。對於身處伊朗的人，或那些逃離其壓迫的人來說，生存的道德計算方 式截然不同。 聯合國人權專家譴責近期對伊朗的軍事打擊，認為其違反國際法，並援引二戰後秩序的核 心原則之一：國家主權以及禁止使用武力，除非出於自衛或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他們的法律論點清晰明確，但這場辯論揭示了更深層的不公——數百萬伊朗人被迫長期承 受的現實。 國際秩序承諾普世人權，然而當一個國家本身成為這些權利的最大侵犯者時，國際體系往 往只能提供報告、關切聲明以及措辭謹慎的譴責。對太多伊朗人而言，正義從未到來。 在 2026 年初震撼伊朗的全國性起義期間，人權監察員記錄了數千名抗議者死亡，因為安 全部隊對抗議活動進行了致命鎮壓。但根據當地衛生官員的說法，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高 達 3 萬人。當當局切斷全國的網路和電話服務時，許多家庭不得不在臨時停屍間尋找失 蹤親人。 對許多伊朗人而言，這種暴力並非抽象概念，而是他們呼吸的空氣。這種背景也解釋了為 何國內許多人對政權人物的死亡感到一種解脫。 人權律師納斯林・索圖德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地描述了這種絕望。談到 伊朗國內的民眾情緒時，她說：「許多人一直在等待這次打擊。許多被逼到絕境的人，將 其視為最後的希望。」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希琳・艾巴迪在內的許多人，都呼籲「對伊朗最高領袖及革命衛隊高級 指揮官採取高度精準的行動」。 這並不意味著伊朗人歡迎戰爭。相反，他們渴望結束伊斯蘭共和國對他們發動的戰爭。 一位身處伊朗的朋友，在戰事爆發後，透過罕見的衛星連線與我聯絡，她的經歷深深刻在 我的記憶裡。 「如果你從未生活在監獄般的國家，如果你從未不得不在一排排屍袋中尋找自己的孩子， 你無法理解我們為何在攻擊殺死壓迫者時慶祝，」她說。「那感覺就像久違的正義。」 然後她的聲音哽咽了。 「我的孩子害怕炸彈，」她解釋道。「如果這個政權存續，我也害怕他們的未來。」 多種情緒同時存在：恐懼與解脫，絕望與希望。 從外部看，這或許顯得矛盾；但從內部來看，這就是生存。 數十年來，伊朗人民呼籲國際社會追究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對系統性暴行的責任。我們提交 報告、記錄暴行、並在國際機構作證。數十年來，身處伊朗的人們冒著生命危險揭露政權 的暴行。 當正義長期被剝奪，人們會開始將其突如其來的到來——即便以暴力形式——視為完全不 同的東西。 不是復仇，而是承認。 承認他們所承受的痛苦是真實的，承認折磨他們的人並非不可觸碰，承認世界終於注意到 了。 這並不減損戰爭中失去平民生命的悲劇，但它應該讓外界在評判那些生活在 47 年暴政下 的人的情緒時，更加謹慎。 今天冒著生命危險呼籲正義的伊朗人，並不是要求世界去慶祝暴力——而是希望幫助終結 暴力。他們在問：國際體系是否承認他們的人性？ 在那一天到來之前，許多伊朗人將繼續承受一種痛苦的悖論：希望有能力結束壓迫的力量 ，不會同時摧毀他們所愛的一切；希望世界能以同理心，而非評判，回應他們的痛苦。 -- 因為這些“衣冠楚楚之人”選擇“一言不發”，因為他們喜歡高歌和平與四海兄弟情，因 為他們和此前的獨裁者們一樣，反復提出“最後的領土主張”，有些人就讓我們相信他們 的話，學會適應他們的侵略慾望。但是歷史最起碼告誡了我們這一課：不能一廂情願地對 敵人採取綏靖政策，這種行為愚不可及。這是對我們歷史的背叛，這是對我們自由的褻瀆 。 ~ 雷根，1983/3/8，〈邪惡帝國〉演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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