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玉 国国托派是極左派，和斯大林派及毛派一樣屬于馬列主義大范疇。社會民主主義信仰來 源多樣，與馬克思主義關系不大，更是列寧主義的敵對者，主張的是全民基礎上的憲政 民主，社會民主黨，工黨和社會黨都是全民黨；托派和第四國際只信仰馬列主義，馬列 主義乃其理論淵源，是列寧主義的堅定維護者，反對全民民主，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其 所謂“革命共產黨”被宣布為工人階級政黨。 托派將所有共產黨國家稱為工人國家，其目標也是要建立清一色的工人政權，其 他階層如地主富農，資本家和農民等階級不是落后的就是反動的。在資本家和地主富農 被工人階級徹底消滅后，就只剩下農民這個落后階級了。托派無法容忍農民的獨立存在 。托洛斯基在其著作《〈1905年〉序言》中這樣說：“無產階級先鋒隊正是為了保證自 己的勝利，還在它統治的初期，就不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 犯資產階級所有制。在這種情況下，它不僅會和那些在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初期支持過它 的一切資產階級集團發生敵對的沖突，而且會和那些協助過它取得政權的廣大農民群眾 發生敵對的沖突。” 在這里，托派創始人托洛斯基將農民當作了敵對勢力。在實踐上 ，作為紅軍之父的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跟著列寧堅決鎮壓了俄羅斯此起彼伏的農民 起義，手段非常殘忍，數以百萬計俄羅斯農民被從肉體上消滅。俄羅斯農民針對布爾什 維克的頑強反抗，使他從經驗上認為落后國家的農民勢必與共產主義制度不相容的。作 為布爾什維克，托洛斯基這種觀點和態度直接來自于列寧。列寧早在1905年就說過：“ 對農民應有不信任底態度，應在組織上與之分立，應準備與之斗爭，而把農民看成將來 會變成反動或半反動的力量。”（《列寧全集》六卷118頁）波蘭托派伊薩克·多伊徹在 《武裝的先知》一書中進一步談到了托派對農民的敵視，并且注明其根據是托洛斯基的 《總結與展望》一書。他說：“雖然農民單憑他們自己不能排擠工人，但這兩個階級的 沖突迫在眉睫，這是一場使無產階級可能失去領導全國的公認地位的沖突，只要革命是 從事粉碎地主的統治及其政權的斗爭時，全體農民都會站在革命一邊。但在此后，無產 階級政策的兩個主要特征，即它的集體主義和它的國際主義就會遭到農民的反對。” 国 雖然如此，托派也認為要在農村爭取力量，基于階級分析法，他們認為最可靠的就 是農村中無地少地的佃農和雇農。但是在中國，70%以上的農民都屬于自耕農，只有約2 0%左右的農民才是真正靠幫地主種地為生的雇農和佃農，屬于真正的無產階級。在馬列 主義話語里，屬于工人階級的雇農更是少得可憐，所以托派在中國依靠農民不可能取得 共產主義勝利。 国 國際托派組織第四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即所謂“中國革命共產黨”在其1948年的 黨綱上認為農民“因為在經濟上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在文化上的落后性，在心理上的狹 隘性（這是因為農民不愿意將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大家一起公有而受到的廣泛指責，在中 國至今這種看法依然是主流，羅玉 注），以及它的各成分（富農、中農、貧農及雇農等 ）間的利害矛盾，因而其內部缺乏一致的團結性等等——這些缺點綜合起來，農民本身 在組織上便絕難形成一種全國規模的力量，在政治上更無法導演任何獨立的作用。因此 ，農民必須從城市階級中找到領導。” 国 這里說的城市階級，是指“工人階級”，所以托派一直是“工人階級中心論和一元 論者”。托派對農民的大多數采取敵對政策，更多的是不信任，這種態度既源于馬列主 義的綱領性文件，也來源于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與俄羅斯農民的血腥較量。因為在當 時俄羅斯所有反對力量中，農民的抵抗最為頑強和堅定。而在上個世紀20-40年代的中國 ，真正站在共產黨這邊的農民也只占少數，共產黨軍隊90%左右來源于國民革命軍，土匪 和偽軍，國民政府軍等現成的軍人，真正為了土地主動參加共軍的連10%都勉強，共產黨 也主要靠現存的職業軍人奪取江山。 国 因此托派非常反對共產黨進入農村去發展力量，應該在城市動員工人像俄羅斯十月 革命那樣直接奪取政權。 国 波蘭托派伊薩克·多伊徹同樣在《流亡的先知》一書中指出：“托洛斯基曾斷言， 毛澤東領導的農民軍隊，如果長久被限制在鄉村地區，他們就會與農民同化，以至為了 維護他們的特殊利益而反對城市工人、反對社會主義，并成為新反動派的基本力量。如 果這場革命僅僅依靠中國內部的社會結盟，那么在延安時期毛的游擊隊就將與農民高度 同化，以至盡管以共產主義為宗旨也仍無法跨越農民起義與無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鴻溝。 ” 国国所以在中國知識分子中，對農民的切骨仇視和不同程度的歧視，其源頭確實來自馬 列主義和托派理論。托派將當時知識分子中央所主導的農村割據武裝一律稱為“農民軍 ”，但卻與事實不符，因為當時的紅軍大部并不來源于農民。我們可在中國托派領袖陳 獨秀的“關于所謂‘紅軍’問題”一文中看到詳細解釋： 国国 “我們再退一步從客觀事實上來考察現在所謂“紅軍”的內容是怎樣：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軍，為原有鄂東北黃安、麻城之三十一師，豫東南商城、 光山、羅山之三十二師和皖西六安尚在擬編中之一師所組成，第三十一師為一九二七年 秋收暴動后所成立，有槍五六百枝，兵數一千左右，其中農民成分較多。第三十二師為 當地農民團、土匪、富農合編而成，有槍三四百枝，師長及參謀長等重要分子，多是土 劣出身，商城縣委和該師長勾結一致，曾謀殺黨代表，他們用“保境安民”的口號，拒 絕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員，最近中央派黃埔學生某前往接替該師工作，但某以該地糾紛未 解決，不愿去冒險嘗試，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會）一部分民團和少數暴動后失 業的農民，合計三四百人，多無槍枝。 　　（二）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 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系。 　　（三）贛西吉安一帶之第三軍，除當地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及聘陵萍鄉逃去的農民外 ，便都是井岡山的積匪和江西警察大隊，吉安的靖衛隊聯防隊及金漢鼎部的變兵，合計 二三四團和一二兩大隊約三千人，槍枝與人數相差不遠。 　　（四）朱毛的第四軍（略）。[這個第四軍主力還是來自朱德從南昌起義與毛在秋收 起義失敗后帶去的職業軍人和雇傭兵，毛的隊伍來源包括安源工人和礦警共2000多人， 陳獨秀在這里以一個“略”字帶過，與其中的工人成分大有關。之所以叫四軍，是為了 保持國民黨第四軍“鐵軍”的名號。羅玉 注] 国（五）湘鄂贛邊之第五軍，主要是彭德懷部之變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農民幾 乎是沒有，彭德懷罵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罵彭德懷是軍閥，現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 “紅軍”，逃散后王佐等的“紅軍”己樹起反共產反彭德懷的旗幟。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帶之第六軍，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師的一部份變兵組成的， 人數及槍枝不詳，據《紅旗》上說：‘這個部隊（指新一師）我們可以領導的有槍四千 ，又說：借旗幟并不能十分鮮明，又說：他們還未堅決的擴大游擊。 　　（七）廣西西邊之第七軍，主要的是俞作柏的舊部，俞軍中本有兩個大隊長是同志 ，俞軍被粵軍打敗后，這兩隊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掛起紅旗，不久即為李宗仁的軍 隊所敗，退走到龍州，隨又被桂軍第八師及安南法軍夾攻而潰走上山，此“紅軍”在龍 州時，竟有“專殺廣東佬’的口號。 　　（八）鄂東南之第八軍，除一小部分失業農民外，多屬潰兵改編而成，最主要的是 獨立十五旅，《紅旗》盛稱十五旅兵變是模范兵變;而據第八軍政治部主任報告：初加入 的十五旅兵士多數動搖，要求每人月餉二十元。據湖北來人說、第八軍及第五軍所到的 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農的土地財產，并竭力保護商業，對土劣只勒捐而不殺害 。以圖經濟的生存。 　　其余零星的紅軍如：贛東橫峰、弋陽一帶，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編的當地土匪及景 德鎮附近的潰兵，陽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曠部的變兵，現在都算是‘紅軍’了。 此外，《紅旗》上所大聲呼喊的‘紅色阿西’，倒還未曾編成第幾軍，據最近從那邊來 的一個工人同志說：自朱毛的“紅軍，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變，閩西各縣的駐軍調走一 空，因此農運和“紅軍”得著自由發展的機會，可是‘紅軍’大半是土匪和潰兵，農運 領導者多半是富農及中農，他們的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對于紅軍及蘇維埃，都很冷淡 ，更不愿參加紅軍，而紅軍及蘇維埃卻竭力保護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資（ 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農民也會有這樣的要求）。 　　綜計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紅軍‘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無產階級（土 匪與潰兵）----” 關于托派的自相矛盾，不勝枚舉。 国因為反對共產黨從城市進入農村搞武裝割據，很多人會以為托派是溫和的布爾什維克 ，那就完全錯了。 国托派自稱“共產黨左派”，以“革命共產黨”為黨名，其強調的恰好是“革命”兩個 字。托派反對除了工人階級之外，布爾什維克不應該與任何其他階級進行平等合作，包 括占主流的農民階層。他們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最純潔最先進最有覺悟最革命和可靠 的階級。 国所以托派其實是所有各色共產黨中最左傾最激進的馬列主義派別。我們看看他們激進 到何種程度。 国托洛斯基本人緊跟列寧，發動十月革命，對于一切非工人階級的力量都無法容忍。他 們毫不猶豫地消滅自由主義者（如進步黨人），屠殺社會民主主義者（孟什維克），迫 害第二國際成員之一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農村地區，地主和富農幾被滅絕，普通農民 數次起義也被血腥鎮壓（這個時候斯大林還沒掌權）。 国托洛斯基本人自稱“100%的馬列主義者”，如此激進的布爾什維克思想，是有正宗歷 史淵源的。他是第一個堅決主張用血腥剪刀差來剝削農民，進行共產主義工業化積累的 馬列主義者，正因為這樣，他與溫和派布哈林發生了沖突，斯大林出于策略站在布哈林 一邊，整倒了托洛斯基。托洛斯基逃亡國外，一直將布哈林與斯大林捆綁在一起來反對 和拼擊。不料后來布哈林也被斯大林整倒，斯大林與托洛斯基要采取的剪刀差政策一模 一樣，說明兩人沒有本質區別。 国 我們中國用剪刀差剝削農民的政策和等級隔離主義制度，與托洛斯基思想有著不可 分割的淵源關系。 托洛斯基從一個開始，就反對當時的共產黨和國民黨進行合作，他認為國民黨是一 個資產階級政黨（實際上馬列主義者將社會民主主義也稱為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有社 會民主主義的綱領主張），他們認為“中國共產黨被引導加入資產階級的政黨國民黨， 而且史大林派和馬爾丁諾夫用種種胡謅哲學的‘工農黨’甚至‘四個階級聯盟”隱蔽該 黨的資產階級性。”他們甚至將國共兩黨都能接受的孫中山先生也稱為“資產階級頭目 ”，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在走投降路線。 国 托派反對國共合作，主張共產黨獨立起來領導工人階級推翻帝國主義，推翻封建軍 閥，當然也要推翻“資產階級政黨國民黨”。 国 在經濟上，他們“主張無賠償地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集體的地產，如祠產、廟產 ……等包括在內）平均分配給無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貧農，并由貧農組織委員會處理分配 事宜。但土地的所有權必須歸國有，以后絕不許自由買賣。” 国 更激進的托派超前20多年就要進行中國共產黨在50年代末期的土地集體化和國有化 的政策了。 国 中共紅軍達到陜北后，如果不是西安事變，極有可能從此在中國消失。這時恰巧發生 了西安事變，使共產黨獲得了一線千載難逢的專機。 国可這個時候中國托派依然希望共產黨硬撐下去獨立和國民黨死戰，他們認為西安事變 是斯大林授意發動和處理的，完全不可容忍，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共產黨背叛了無產階級 利益。如廣西托派分子胡蘭成說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右傾投降主義”，是“向資 產階級妥協”。 国 二戰時在全球范圍內，托派組織第四國際反對屬于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與任何中左 社會民主黨和右派建立反法西斯的合作關系。在中國也一樣，托派分子極力攻擊中共與 國民黨合作抗日，尤其對共軍被納入國民革命軍統一編制非常憤怒。 国国正因為托派是個工人階級中心論的政黨，他們一切以是否屬于工人利益和馬克思主 義定義下工人的地位與作用來進行判斷。馬列主義認為，工人階級是伴隨著工業發展而 發展的，基于中國工業并不發達，所以必須等工業發達了以后，工人數量增加了，才有 可能達到工人革命。托派雖然信仰工人中心論，拒絕與其他包括農民在內的平等合作， 卻一直夢想依靠中國工人在城市搞武裝起義，像俄羅斯那樣一舉奪取政權，所以才反對 共產黨走向農村。 国 但是事實證明了他們這種希望永遠只能是夢想，因為工人數量如此之少，中國又一 直處于戰爭狀態，不利于迅速發展工業。于是一部分托派陷入了悲觀，他們甚至希望日 本人戰勝幫助中國發展工業，只要中國工業一發展起來，數量上取勝的工人階級就會起 來埋葬日本資產階級的統治。這種賣國思想與汪精衛的曲線救國同出一撤。 国 在中共處于國民革命軍建制與統一指揮下的軍隊與國民黨其他部隊進行合作抗日時 ，托派也一直沒停止過攻擊。在托派眼里，新四軍和八路軍最好既和日本人打仗，又和 蔣介石血拼到底。在中國軍隊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關鍵時刻，中共到處高強調宣傳 團結抗日時，托派卻在“上海反戰大會”上大喊“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 的口號。期間國共皖南事變著實使中國托派們高興了好一陣。 抗戰結束后，全國都不想打內戰，主張建立聯合政府，推動民主立憲。共產黨雖 然通過抗日掌握了120萬正規武裝，但與國民黨比起來，依然力量懸殊，所以也有意進行 和談，走聯合政府道路。為了表示誠意，延安當局停止了已經展開的土改，改為減租減 息。托派非常生氣：“中共的土地改革即已當作換取統治階級的‘合作’而成了零找， 則它這次的‘土地法大綱’也就很有可能變為未來謀取‘合作’的犧牲”。為時不到數 月，斯大林黨即在其‘五一號召’的‘新政協會議’中，為了謀取‘工商界人士’或‘ 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又開始在其所控制下的‘新解放區’取消土地 改革，而重復回到“減租減息”的老機會主義路線去了。” 国 所以托派認為中共應該堅決拒絕與國民黨進行和談，在趕走日本人后，再進一步“消 滅代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利益的國民黨”。走和平道路的共產黨是不可原諒的，中國 共產黨已經完全墮落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了。能將中國革命繼續推向前進的只有他們托派 ，盡管他們手里沒有一兵一粹，幾乎全是些百無一用的書生。他們狂妄地宣稱：“中國 革命共產黨（托派）有充分的理由和權利，把中國革命的領導任務肩負起來，完成中國 革命的歷史使命。” 国 但是國共合作很快就成了破滅的幻想，內戰全面爆發。托派因為“共產黨內有農民成 分，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左傾冒險主義，必定會失敗。”一直到1948年， 他們依然在宣揚此類觀點，因為他們認為只有純工人階級領導的軍隊才會取得勝利，就 如俄羅斯十月革命一樣。国 可歷史事實給了托派當頭一擊，共產黨竟然主要依靠原國民 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土匪和偽軍，國民政府軍現成的武裝力量，推翻了中國歷史上第 一個真正基于普選成立的憲政民主政府，成功建立了共產主義體制。這下托派全傻了眼 。雖然他們心里不服氣，依然靠潛伏下來圖謀哪天通過政變奪取政權，卻被新的掌權者 一網打盡。中國托派一九二八年誕生于莫斯科，到一九五二年被中共全部鎮壓為止，其 間共存在了二十四年。 托派組織在中國大陸被取/締后，不再正式存在，只有一些托派分子跑到香港等地繼 續活動。他們此前斷言因為中國共產黨“有農民成分”，不是純工人階級，所以“必然 會失敗”。但是事實證明，毛領導的共產黨和解放軍順利地拿下了全國政權，托派全傻 了。 但是托派很快就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從否定態度變成了肯定態度，竟然宣揚說中 共之所以勝利，正是走了托派路線。比如國際托派米歇爾·班達認為中國共產黨“都是 在實際上被迫拋棄了斯大林一切荒謬的、非革命的和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之后， 才能領導中國第三次革命取得完全勝利。如果斯大林的‘理論’得逞的話，中國共產黨 就仍然會在聯合政府的形式下尋求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和解。但是歷史的潮流比斯大林 的主觀愿望強有力得多，它迫使中共領導人同國民黨決裂，渡過了長江，展開了奪取政 權的斗爭。這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雖然沒有認識到他們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的深遠 含意，但他們確實幫助了破壞斯大林主義的思想和物質基礎。” 這樣看來，中共的勝利倒反是托派思想的功勞了。托派與斯大林主義雖然是馬列主義 的內斗，因為托派一直處于劣勢，一直在拼命地批判斯大林主義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 論”，指責蘇聯和共產國際都是專制官僚派系，所以一定要“繼續革命”。托派的所謂 “繼續革命論”就是：將一國共/產主義革命和全世界工人革命統一起來，一直幻想著世 界革命，當然這種革命必須是純粹工人階級性質的，就如十月革命那樣；在所謂的“工 人國家”里，繼續進行思想制度革命，打倒官僚統治，實現工人自治等；只要能與蘇聯 模式不同的路線，托派都會給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肯定。 他們在“中國革命的第十一年 ”里說：“中國實際上拋棄了斯大林關于區別他們社會制度的階級特點的兩個革命階段 論，一個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執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另一個 是‘社會主義的’。（中國認為）實際上只有一次革命但分為兩個階段，在同一無/產階 級專/政/政/權之下不斷地進行。這里，我們嗅到托洛茨基和我們國際運動‘永久革命’ 所下定義的味道。 ”托派從來不承認中國需要什么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 革命。既然共產黨取得了勝利，就是因為拋棄了“民主革命”的斯大林主義路線，向托 派靠攏了。 “中國共產黨直到它違背了斯大林的指示，跟蔣介石破裂，領導廣大群眾為 奪取政權而斗爭后，才打開通向唯一可能取得勝利的道路。就是中國的不斷革命。” 因此托派急忙改口，不再說中國紅軍和解放軍是“農民軍”或“農民起義軍”（雖 然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至今依然樂此不疲在重復托派60多年前的甘蔗渣渣）。 從中國后來的發展中看，中國也確實在嘗試著走托派道路，這是國際托派在理論上 十分關注中國，并與中國站在一起反對蘇聯的原因。托派雖然認為中國和蘇聯不同，是 個異類，但一直沒有忘記對中國官僚專制的批判。所以托派對中國一直處于一種矛盾心 理。 共產黨建政后進行了三反五反等運動，境外托派也一直支持。因為這是列寧時代“ 鎮壓反革命”運動的翻版。接下來搞合作社，托派也主要持肯定態度。合作社后又要搞 人民公社，托派盡管在60年代以馬后炮的方式進行了某種批判，也以肯定為主，認為人 民公社模式是與蘇聯官/僚模式不同的道路。國際托派保爾·馬丁說：“我們不可能根據 真實的論據來證明中國目前實行的經濟政策具有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點。這方面只要提 醒一下這樣的觀點足以說明：他們的方針建立在農業目前是基礎，是首要因素這一觀念 上的；同時社會主義工業化速度的指標具有現實性。這里我們不擬討論中國應該如何才 能擺脫嚴重的困難和取得更為充實、更為平衡的經濟發展。我們只限于強調指出，任何 同三十年代斯大林政策的比較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還要說，不管狂熱的加快建立公社 運動帶來什么樣的損害，在這方面無論是使用什么方法的性質，或者及時地計劃后退步 調的能力方面，都是不能和斯大林的強/迫/集/體化相比的。” 與人民公社差不多同時進行的，還有剪刀差剝削，農民被迫將自己勞動成果的20%左 右用于農村社隊兩級的統籌和提留，還要將另外20%左右用于剪刀差，作為中國工業化積 累的資本。中國農民在如此嚴重的壓榨下苦不堪言，同樣是這個保爾·馬丁卻說：“同 農民的關系也遠非建立在斯大林時代實行的那種標準基礎上的；只須談一個中心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是由于報導實際上不充分而受迷惑的話，交給國家的農產品價格的規定似 乎不完全有損于農民，這是和蘇聯在很長一個時期發生的情況相反的。”托派如此肯定 剪刀差，是因為托洛斯基恰好是剪刀差政策的首倡者，是共產主義工業化剝削農民的鼻 祖 人民公社路線也是中蘇關系緊張，最后走向破裂與敵對的主要因素，因為這涉及到 國際共產主義的領導權問題。當時毛不僅受到了東南亞與南美在野共產黨的擁護和崇拜 ，也受到了東歐甚至西歐一些著名共產黨的贊揚和支持。第四國際的托派們也不例外。 但是接下來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躍進，數千萬農民活活餓死，與十月革命后列寧下令 強征和搶奪農民余糧和口糧的事件同出一轍，當年列寧等人也宣布在俄羅斯國內發生了 大饑荒和富農進行的大破壞造成的。中國的宣傳口號也幾乎一樣。實際上都是因為共產 主義的分配方式造成的。國際托派列維奧·麥丹認為大躍進時沒有引起巨大反抗是因為 “他們強調的是說服而不是鎮/壓；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災害的幾年中極其困難以及在公 社運動的錯誤情況下，沒有嚴重的沖突，也沒進行過大規模的鎮/壓。” 將大躍進時代 農民所有基本權利被剝奪，說成是共產黨干部的有效“說服”，實在是自欺欺人。大躍 進無數農民因為逃荒和尋找吃的，被抓住活活打死；村村路口都有干部武裝把守不給農 民出去逃荒；如果自留，私藏和偷搶糧食，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活活折/磨/致/死。實 際上大躍進死亡的數千萬人中，有一部分就是被以各種手段處死的。同樣，大躍進時農 民的反/抗/不/斷，包括很多有/組/織的反/抗，卻全被/鎮/壓/了。 托派對中國雖然以肯定居多，卻一直懷著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們認為中共有“斯大 林黨”的官僚特色，另一方面又認為這個黨正與斯大林主義越離越遠，倒與托派越來越 近。他們反對中/共的官僚體/制，卻又看到中共在“擺脫斯大林主義”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希望會變成托洛斯基主義的一個樣本。只要中共能脫離蘇聯官僚體制，就能將 中國帶進第四國際所描繪的那個世界。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期，大躍進剛剛結束，托派針 對中共反官僚主義的努力大加贊揚：“最近中國報紙重新強調必須實行目的在于防止干 部、領導人和群眾之間隔閡的措施。例如《紅旗》寫道：‘官僚主義有深刻的社會根源 、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義，需要我們從各方面進行認真的工作。要確定 和實行，那些能夠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的各種合理的規章制度。在這方面，黨所采取的 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前面談到的是廣州報紙給我們提 供了關于官僚主義特權進行討論的一個反應：‘你們又說，當干部辛辛苦苦為群眾辦事 ，多享受些也是心安理得的。同志，你又錯了，當你這樣說的時候，如果全總向你反問 一句：‘同志！你干革命是為了這個嗎？’ 你該怎么回答呢？我想，你是不可能作出任 何使群眾滿意的回答的。’再強調一下：把官僚機構作為為社會階層而對之進行革命的 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和中國人對官僚主義所作的批評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別，要沖淡這 種差別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懷念斯大林主義的人確是不會采取這樣的態度也不會寫下 這樣的文章。” 雖然這種反官僚體制文章還不盡令托派滿意，卻得到了中共疏遠斯大林主義的肯定。托 派對中國這個敢于與蘇聯叫板的異類充滿了期待。終于，托派翹首以盼迎來了文革。文 革初期紅衛兵運動，其實都是些官/僚/子/弟搞起來的“保/皇運動”，托派當然持否定 態度。當時隨著這些保/皇派被平民派打倒，托派看到了托洛斯基理論的幾乎全部影子， 雖然他們一方面認為那是官僚統治者內部的權/力/斗/爭，另一方面卻認為毛發動了人民 群眾，對一直被托派批判的官僚體制進行了徹底革命的嘗試。文革所打的“無產階級領 導下的繼續革命”論，其實就是貨真價實的托派理論。 毛晚年可能對黨內的官僚主義進行了反思，雖然他不愿意放棄手中的權力，但卻在逐步 向托派靠攏。斯大林主義是靠整/套官僚系統進行統治，毛對與自己一起走過來的那些官 僚們不信任，他想實驗一下托派理論，靠工農起來直接與“走資派”和官僚們進行斗爭 ，所以文革時確定的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批/判，大辯/論”等，讓工人自治 的“鞍鋼憲法”等大民主內容，還有毛對“八級工資制”的批判，都是托派“繼續革命 ”和“反對工人國家官僚統治”理論的實踐，托派所要實現的非官僚體制“工人國家” ，就是只有工人才能享受的群眾民主和平均主義。張春橋所寫的一系列文章，完全可以 在托洛斯基論著中找到原型，其中心語句簡直就是托洛斯基文本的直接抄襲。托洛斯基 曾說：“只要以社會主義的轉變為己任的國家，一天還要被迫以強/暴/手段來保衛不平 等，即保衛少數人物的物質特/權，那它就一天還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縱然沒有資 產階級。” 毛在文革的部分指示和文章，簡直就是托洛斯基語句的翻版。可以說，毛在 建國后期，正在一步步地變成一個托洛斯基主義者。而被他整倒的那些共/產/黨官/僚， 幾乎全是清一色正宗的傳統毛派。今天大家很容易將文革派和毛派劃等號，其實在國際 上對毛派的定義遠要寬泛得多，凡是追隨毛從武裝革命一直到文革前那些基本路線的人 ，都算是毛派分子。而文革中與毛站在一起的那些官僚們，則脫胎換骨變成了托派和半 托派分子。至今東南亞和南美洲一些毛派組織，并不贊成中國的文革，卻肯定毛的武裝 斗爭道路。 國際托派支持中國文革，并沒有什么不可思議。因為當時派別繁多的世界馬列主義，正 在日益否定斯大林主義。除了部分托派所謂的“工人國家”外，各國在野共產黨都對斯 大林主義持批判態度，他們非常希望共產主義運動能擺脫官僚體制的束縛，給工人階級 以真正的自治權利。一些著名的左派思想家，如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法蘭客福學派后 馬克思主義者馬爾庫塞，中國主張激進性解放和剝奪農民權利的李銀河和王小波的老師 ，曾加入過法國共產黨的性解放大師福柯，以及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 等，都不同程度地支持過中國文革運動。這些著名的左派思想家，直接間接地領導和影 響了西方國家此起彼伏的紅色學生造反運動，這些運動就是聲援中國文革的。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毛派，多以肯定文革為主，其實應該屬于托派范疇，至少應是半托派 。文革前，大陸托派停止了正式活動，香港托派卻曾幾度活躍，他們與在香港的毛派進 行過激烈的論戰，都在爭奪誰是正宗的馬列主義者。比如毛派分子石中英和學史等人， 和托派分子焚火，惠可與向青等人的論戰，糾纏于馬列主義著作的一些理論依據和中國 歷史問題而難分伯仲。 但是香港托派對第四國際關于毛的中國的肯定與期望知之甚少。到了文革，當“保/皇派 ”被毛動員平民派整/倒后，中國實際上進入了半托派時期，可以說，10年文革，至少有 8年左右屬于托派思想影響的實踐運動。托派本來就是世界上思想最左的馬列主義派別， 他們無法容忍私有制及其一切階級，無法容忍農民和自己平等起坐，也無法容忍共產黨 內的官僚體制，一直主張“工人國家”內部的“繼續革命論”，階級斗爭應該繼續進行 ；托派是馬列主義生產方式決定論者，也無法容忍農業國家的長期傳統，也必然會主張 文化決定論和民族虛無論，所以“工人國家”在與資本主義思想進行斗爭的同時，應該 起來打破一切封建主義的文化土壤。中國文革恰好全部符合這些條件。 盡管在毛時代，一些托派分子還在坐/牢，但是跟著他們進入監獄的卻是大量從革命時 代就和毛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毛派官/僚，被折磨致死和限/制/自/由的毛派分子是托派分 子的成千上萬倍。所謂“四人幫”，依照其堅持的理論和路線，完全可以稱為托派和半 托派組織。 托派也不是完全贊成文革，其中否定最激烈的就是文革的知識分子政策，反對將一些知 識分子下放農村，反對“知青下鄉”運動。這是因為托派主要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組成 ，雖然他們把“工人階級”當作上帝一樣捧在手上，卻也沒有發動過幾次像摸像樣的工 人/運/動，基本是一批馬列托洛斯基著作上的清談家。但由于他們對農民的仇視與極端 偏見，使他們一直遠離農民。因為在馬列主義和托洛斯基理論里，農民一直是個落后和 反動的階級，所以毛將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是對知識分子的一種侮辱 。這是他們不滿文革知識分子政策的主要理由。 所以在文革結束后，知識分子得到平反，知青也陸續回到城里，尤其是毛時代被關押和 打倒的一些托派也在被平反之列，這讓托派們欣喜不已。雖然跟著一起平反的，更多是 毛派分子和一直被托派批判的共產黨/官/僚群體。托派利用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及一 些舊托派被啟用后掌握了話語權，開始直接從思想領域來影響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正 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托派逐步掌握了中國知識分子的頭腦，至今知識分子的歷史觀，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托派影響。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當/局草擬《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 問題的決議》過程中，曾有將中共建政前的武/裝/斗/爭稱為“農民起義軍”之類的文字 ，顯然是一種托派觀點，這些文字后來被刪除，是因為那些剛被平反的毛派們不同意， 比如鄧本人，就一直是個毛派分子。托派理論，尤其是其歷史觀在中青年知識分子具有 巨大感染力。這是由當時的環境所決定的： 一是雖然毛的文革可以批判，但是馬列主義不容懷疑，而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根本不知 道社會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系統理論，從小學到大學，所接受的都是馬列主義意識 形態教育，這就給了托派所堅持的馬列主義基礎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便利，至今一些60-7 0多歲的老知識分子，根本就沒有最起碼的民/主/憲/政常識與相當的閱讀量； 二是托派全是知識分子，而托派即便在自己寄予極大希望的文革，也反對讓知識分子下 鄉和他們最看不起的農民在一起，所以其思想深得那些被平反和回城知青的認同，尤其 是托派有意將文革對知識分子的不/公歸結為斯大林主義； 三是當時中國同樣是一個實行著非常嚴厲的等級隔離主義社會，農民依然沒有基本的遷 移自/由，任何享受自己勞動剩余的權利，中國城鎮知識分子素來歧視和排斥農民，托派 將農民當作落后與反動的社會勢/力的學說，正好迎合了廣大知識分子這種心理。 這三項，是同時興起的“傷痕文學”的基本思想來源。所以在幾乎所有傷痕文學里，農 民故意被集體丑化成愚昧落后，呆滯野蠻，只有原始欲望，甚至是專制基礎的形象，與 托派關于農民的落后性與反/動性完全切合，尤其他們對毛時代建立的等級隔離主義制度 的完全認同，更是托派所宣揚的工人中心論（城鎮中心論）的翻版，而那些知識分子， 則被宣布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可以說，“傷痕文學”就是一種不可能走出馬列主義理 論范疇的托派文學。托派理論大量趁虛進入中國，他們將希望寄托了知識分子身上。 但是接替上臺的鄧，畢竟不是什么托派，接下來僅幾年時間，托派就對這種“官僚體制 和資本主義的復辟”大失所望。他們對北/京之spring運動給予聲援。他們在1988年的“ 中國的局勢和我們的任務”里說：“（省略）民間前衛力量進行了一次廣泛的集結。經 過文革歷練進行反思的一批前紅衛兵和以工人為主的年青人，以民辦刊物為凝聚點，剖 析社會矛盾，探求社會出路。它的主流肯定社會主義，要求實現社會主義民主。80年9月 ‘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成立，標志MY自覺地凝聚為革/命/領/導的胚胎組織，并朝向與 工人階級連系，在工人階級內生根，及與國際工人運動相呼應。” 他們對當時鄧在農村推行的“承包責任制”也進行了批判，認為“以戶為單位獨立生 產經營，即恢復小農式的個體生產，從而取消毛澤東時代的集體耕作方式（它以生產隊 為核算單位）。”因為他們主張“農業應該走集體化、機械化的道路；朝這方向走時， 國家必須以物質力量幫助農民，配合民主化經營管理，向農民作出示范，并進行思想教 育。經過長期努力，集體化、機械化的優點表現出來，就會吸引農民自愿走上集體化的 道路。” 這條道路，卻正是毛時代一直在努力要走的，當時部分地區已經初步實現了機械化 ，全國范圍內的機械化產業體系也建立了起來，如果不是鄧恢復分散的小農經濟，按照 毛的路線走下去，中國在80年代基本實現機械化完全是可行的，因為在蘇聯的農業機械 化，從起步到全面實現，也只用了20多年時間。但是農業機械化并不一定要用集體化的 方式來實現，由個體私有農戶通過合作社形式也可以完成，但是土地私有制是鄧，毛和 托派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托派反對鄧小農經濟模式的倒退，不是基于農民地權的恢復 ，而是基于共產主義的集體思想。小農經濟一直是托派進行批判的對象和借口，雖然鄧 的小農經濟并沒有動搖土地公有制，刀把還是掌握在國家手里。 同時托派也反對“國營企業實行股份制，國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實行承包制。”因為 這樣會“使國有財產制度受到沖擊。實質上就是把國有的或社隊集體所有的生產資料及 設備，租賃給私人去經營使用，后者則雇傭大量工人，以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加強所雇 工人的勞動強度，盡量榨取剩余價值。承包人與雇工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雇傭關系， 與資本主義的剝削關系并無本質的區別。”尤其是“部分隊辦企業的所有權在開始改變 ，農民可投資入股，占有集體企業的部分股份。這基本上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產階級 持有公司股票相類似，同樣可不勞而獲得剩余價值。” 托派是最不能容忍私有制的，他們反對私有企業的發展，主張繼續維持計劃經濟和 單一公有制。他們看到：“私營企業的發展一日千里。在一些市鎮中，其產值已占全市 鎮工業總產值的很大比重。在全國經濟中，國營工業所占比重，已從78年的83%，下降到 87年底的67%；幾個月后再降至64%；顯示私營經濟及其他非國營企業力量的迅速壯大趨 勢，意味國營企業的現有優勢將漸被取代，1949年革命成果——占經濟主導地位的國有 財產制——被不斷侵蝕。這個發展趨勢很危險，有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復辟。要阻止這個 趨勢，只有靠無產階級組織和動員起來，掌管國營經濟的運轉，使這種經濟保持優勢主 導地位。” 這是典型的反對改革路線，與當時很多被平反或在文革中沒受到沖擊的毛派保守干 部們的想法完全一致。當然，他們連當時的開放政策也一起反對： “外資在中國的活動，以及他們代表的經濟制度的利益，是與中國的國營經濟激烈 斗爭的。外資越多投入中國，與中國日益滋長的私人工商業及個體經濟互相配合活動， 它們的力量和作用便會更大，對國營經濟的沖擊、侵蝕也會更具威脅性。由于外國資本 主義的勞動生產率比中國的高得多，中國的經濟自流地適應和結合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 ，便會出現剩余價值大量流出國外，也會導致中國的國民經濟難以自主地發展，并受世 界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所影響。東歐一些國家的經驗已說明了這點。 　　無原則地對外資開放，在政治上對人民的損害是：當中/共為這些政策辯護時，誤導 人民以為資本主義比國有財產制和計劃經濟更為優越，結果造成對資本主義的幻想，對 真正的社會主義、國有財產制和計劃經濟失去信心。” 這些出現在“中國革命共產黨”的綱領性文件里的話語，怎么聽都和今日毛派們的 話語沒有任何兩樣，所以我常說毛派和托派是最接近的兩個布爾什維克派別，尤其是維 護文革的毛派，其實大多數就是半托派分子。 正當兩岸關系趨于緩和時，中共從毛時代的武裝“解/放臺灣”轉到了“和平統一” 的立場，托派還寄希望于“臺灣工農群眾的起義，以推翻臺灣國民黨政權”。這和毛時 代結束時，因為接受不了完全不一樣的政策和現實而發瘋的很多人的思維是一樣的。 如果說鄧上臺后托派為自己在文革的“繼續革命理論”被否定感到失望，還可以寄希望 于得到平反和回城的知識分子，多少獲得一些欣慰的話，那么中共內部的日益改變，卻 令他們幾乎絕望，毛時代至少還可以依據出身論和血緣論保持清一色黨員的革命階級成 分，實際上的“剝削階級”也沒有了現實基礎，托派只需要在思想領域繼續進行階級斗 爭（即所謂繼續革命論”即可，可鄧上臺后，中共黨員隨著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其成分 也日益遠離了“純無產階級性質”，托派寫道：“中/共的危/機，也表現在它的黨員成 份上，它的青年、婦女、少數民族黨員，占全黨比例很少，生產第一線的工人黨員更非 常少。這幾年實行改革后，新吸收的黨員更很多來自富農、專業戶、新冒起的私人企業 家。他們藉黨票賦予的政治地位來保障已得的經濟利益。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時期內，必須建立 無產階級專政，保證絕大多數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只對剝削者壓迫者實行鎮壓。 國家的強制、鎮壓作用逐漸減弱，直至于消亡，而絕不是日益加強的。但在中共統治下 的國家政權，卻與上述的學說背道而馳。” 一個連農民的平等共/和都無法容忍的極左思想派別，更無法容忍共產黨內的階級不純潔 性。于是托派對鄧的體制改為以批/判為主。由于當時城鎮依然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內，廣 大“城鎮職工”就成了托派寄予厚望的社會基礎，同樣，出身于這些“城鎮職工”的知 識分子群體，以及高校學生們，繼續成為他們的培育對象。整個80年代，當鄧小心翼翼 地要推進改革開放的時候，托派卻利用國內思想界對西方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完 全陌生的模糊環境，從不同方面去影響學生。包括《HE殤》之類“對農業社會進行批判 ”的文章，也有著濃厚的托派歷史觀色彩。當時幾次學生運/動，都帶有托派反對官僚體 制的色彩，是托派“繼續革命論”的變本。當時所有這些學生及一些有影響的學者教授 們，都有幾個共同點：擁護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依賴國家包養，對市場經濟起步帶來的 雙軌制不滿，平均主義思想嚴重；看不起農民，農民一直是他們批判和貶損的對象，尤 其在盛行一時的“傷痕文學”里，農民被概念化地規定為落后與反智的標志，雖然當時 農民完全靠自己的創新與進取精神，鄉鎮企業和私有及個體經濟產品已經走向了全世界 ，而躺在終身包養制里的“城鎮職工”，效率十分低下，很多企業被懶散傳統拖向破產 ，只能靠國家財政來養活；所以托派在思想領域依然在宣揚“工人階級中心論”也就是 “市民中心論”，因為體制外群體的進取心是與托派無法容忍的市場經濟相違背的，只 有代表公有制的“城鎮職工”們，才是維持“工人國家”本色的基本力量；對西方的自 /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系統理論一無所知，或者只知道些模糊的片段，其思想基本上 還是馬列主義基礎上的生產方式決定論和各類變相的階級分析法，同時對改革開放以來 的市場經濟充滿了恐懼感，反對威/脅知識分子（當時稱“天之驕子”）唯我獨尊價值觀 念的社會競爭和市場淘汰機制。他們同時既看不起農民，也對那些教育水平不如自己的 財富擁有者充滿了鄙視態度，那時流行一種酸溜溜的仇視“爆發戶”的心理，如果對方 既是“爆發戶”，又同時是農民身份，就更加不可原諒。 90年代推行的國有企業改制，造成大批依賴計劃經濟包養體制的“城鎮職工”失業，托 派以為機會又來了，大造輿論，企圖來一次趁虛而入，可當局依靠從既有崗位上驅逐“ 民工”，順利地對這些“下崗工人”的絕大部分進行了妥善安置，雖然一些受托派和毛 派影響的一些人至今還在以“下崗工人”為賣點進行煽動，卻無論如何也幫不了他們。 因為他們至死也不知道當局有等級隔離主義這個能順利轉嫁危機的制度工具。至于當時 上千萬“民工”被從城鎮崗位上驅逐出去，至今有2億“民工”依然被剝奪了市民權，因 而又一次幫助當局避免了經濟危機中3000萬失業危機，他們也永遠不愿意知道，正是等 級隔離主義制度幫助轉嫁了所有這些危機。中國托派已經遠遠落后于時代。他們對毛文 革時代最反對的“知青下鄉”運動本身，也是等級隔離主義制度造成的，因為基于農/奴 /制剝奪的計劃經濟包養制造成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無法騰出更多資源用于擴大生產和增 加就業，毛那是不得以而為之，實際上鄧時代也從來沒有真正地解決過這么巨大的失業 問題，無非就是靠當兵，擺攤，強行往編制已滿的企事業單位里塞進更多人浮于事的人 員而已，80年代世襲的接班就業特權，在今天看來，是完全無法接受的，以至于后來只 有用“下崗運動”來解決這種矛盾。 這些被托派寄予了厚望的知識分子們，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加強和等級隔離主義有效 的危機轉嫁功能，集體地向右轉，不但完全違反了托派在80，90年代的美好初衷，還成 為市場經濟和官僚體制的組成部分。可以說托派在中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 但是托派依然給這個民族留下了一筆巨大的遺產，那就是獨特的馬列主義歷史觀，也就 是基于生產方式決定論和各種變體的階級分析法，和因此推倒出的出身論和血緣論，還 有文化虛無論及決定論等，都是托派世界觀。從這些觀點出發，你必然會有意無意地去 仇視，丑化和歧視農民這個群體。 由于系統理論的傳播不便利，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并沒有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這兩 個西方主流思潮的吸收條件，缺少對歷史本身多元化閱讀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們 很容易只接受一些看似時髦的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片面觀念，又同時用托派思想 去看歷史問題，從而讓我們經常看到他們用馬列主義前提推理出“自/由主義”結論的滑 稽動作。 除非再過10-20年，這些人才能從根本上脫離馬列托派思維的影響。 --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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