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玉 国国托派是极左派，和斯大林派及毛派一样属于马列主义大范畴。社会民主主义信仰来 源多样，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不大，更是列宁主义的敌对者，主张的是全民基础上的宪政 民主，社会民主党，工党和社会党都是全民党；托派和第四国际只信仰马列主义，马列 主义乃其理论渊源，是列宁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反对全民民主，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其 所谓“革命共产党”被宣布为工人阶级政党。 托派将所有共产党国家称为工人国家，其目标也是要建立清一色的工人政权，其 他阶层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农民等阶级不是落后的就是反动的。在资本家和地主富农 被工人阶级彻底消灭后，就只剩下农民这个落后阶级了。托派无法容忍农民的独立存在 。托洛斯基在其着作《〈1905年〉序言》中这样说：“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 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 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 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 发生敌对的冲突。” 在这里，托派创始人托洛斯基将农民当作了敌对势力。在实践上 ，作为红军之父的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跟着列宁坚决镇压了俄罗斯此起彼伏的农民 起义，手段非常残忍，数以百万计俄罗斯农民被从肉体上消灭。俄罗斯农民针对布尔什 维克的顽强反抗，使他从经验上认为落后国家的农民势必与共产主义制度不相容的。作 为布尔什维克，托洛斯基这种观点和态度直接来自于列宁。列宁早在1905年就说过：“ 对农民应有不信任底态度，应在组织上与之分立，应准备与之斗争，而把农民看成将来 会变成反动或半反动的力量。”（《列宁全集》六卷118页）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在 《武装的先知》一书中进一步谈到了托派对农民的敌视，并且注明其根据是托洛斯基的 《总结与展望》一书。他说：“虽然农民单凭他们自己不能排挤工人，但这两个阶级的 冲突迫在眉睫，这是一场使无产阶级可能失去领导全国的公认地位的冲突，只要革命是 从事粉碎地主的统治及其政权的斗争时，全体农民都会站在革命一边。但在此后，无产 阶级政策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它的集体主义和它的国际主义就会遭到农民的反对。” 国 虽然如此，托派也认为要在农村争取力量，基于阶级分析法，他们认为最可靠的就 是农村中无地少地的佃农和雇农。但是在中国，70%以上的农民都属于自耕农，只有约2 0%左右的农民才是真正靠帮地主种地为生的雇农和佃农，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在马列 主义话语里，属于工人阶级的雇农更是少得可怜，所以托派在中国依靠农民不可能取得 共产主义胜利。 国 国际托派组织第四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即所谓“中国革命共产党”在其1948年的 党纲上认为农民“因为在经济上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在文化上的落后性，在心理上的狭 隘性（这是因为农民不愿意将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大家一起公有而受到的广泛指责，在中 国至今这种看法依然是主流，罗玉 注），以及它的各成分（富农、中农、贫农及雇农等 ）间的利害矛盾，因而其内部缺乏一致的团结性等等——这些缺点综合起来，农民本身 在组织上便绝难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力量，在政治上更无法导演任何独立的作用。因此 ，农民必须从城市阶级中找到领导。” 国 这里说的城市阶级，是指“工人阶级”，所以托派一直是“工人阶级中心论和一元 论者”。托派对农民的大多数采取敌对政策，更多的是不信任，这种态度既源于马列主 义的纲领性文件，也来源于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后与俄罗斯农民的血腥较量。因为在当 时俄罗斯所有反对力量中，农民的抵抗最为顽强和坚定。而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 ，真正站在共产党这边的农民也只占少数，共产党军队90%左右来源于国民革命军，土匪 和伪军，国民政府军等现成的军人，真正为了土地主动参加共军的连10%都勉强，共产党 也主要靠现存的职业军人夺取江山。 国 因此托派非常反对共产党进入农村去发展力量，应该在城市动员工人像俄罗斯十月 革命那样直接夺取政权。 国 波兰托派伊萨克·多伊彻同样在《流亡的先知》一书中指出：“托洛斯基曾断言，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军队，如果长久被限制在乡村地区，他们就会与农民同化，以至为了 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而反对城市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并成为新反动派的基本力量。如 果这场革命仅仅依靠中国内部的社会结盟，那么在延安时期毛的游击队就将与农民高度 同化，以至尽管以共产主义为宗旨也仍无法跨越农民起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鸿沟。 ” 国国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农民的切骨仇视和不同程度的歧视，其源头确实来自马 列主义和托派理论。托派将当时知识分子中央所主导的农村割据武装一律称为“农民军 ”，但却与事实不符，因为当时的红军大部并不来源于农民。我们可在中国托派领袖陈 独秀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一文中看到详细解释： 国国 “我们再退一步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现在所谓“红军”的内容是怎样： 　　（一）鄂豫皖交界之第一军，为原有鄂东北黄安、麻城之三十一师，豫东南商城、 光山、罗山之三十二师和皖西六安尚在拟编中之一师所组成，第三十一师为一九二七年 秋收暴动后所成立，有枪五六百枝，兵数一千左右，其中农民成分较多。第三十二师为 当地农民团、土匪、富农合编而成，有枪三四百枝，师长及参谋长等重要分子，多是土 劣出身，商城县委和该师长勾结一致，曾谋杀党代表，他们用“保境安民”的口号，拒 绝中央派去的工作人员，最近中央派黄埔学生某前往接替该师工作，但某以该地纠纷未 解决，不愿去冒险尝试，六安附近有二百多土匪（大刀会）一部分民团和少数暴动后失 业的农民，合计三四百人，多无枪枝。 　　（二）湘鄂交界贺龙的第二军，系一色土匪即所谓贺大哥的旧部，人数根本不能确 定，这个“红军”向来就没有一点党及农民组织的关系。 　　（三）赣西吉安一带之第三军，除当地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及聘陵萍乡逃去的农民外 ，便都是井冈山的积匪和江西警察大队，吉安的靖卫队联防队及金汉鼎部的变兵，合计 二三四团和一二两大队约三千人，枪枝与人数相差不远。 　　（四）朱毛的第四军（略）。[这个第四军主力还是来自朱德从南昌起义与毛在秋收 起义失败后带去的职业军人和雇佣兵，毛的队伍来源包括安源工人和矿警共2000多人， 陈独秀在这里以一个“略”字带过，与其中的工人成分大有关。之所以叫四军，是为了 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名号。罗玉 注] 国（五）湘鄂赣边之第五军，主要是彭德怀部之变兵和王佐、袁文才等之土匪，农民几 乎是没有，彭德怀骂王佐等是土匪，王佐等骂彭德怀是军阀，现在彭已火并了王佐等的 “红军”，逃散后王佐等的“红军”己树起反共产反彭德怀的旗帜。 　　（六）鄂西宜昌、沙市一带之第六军，也是些土匪和新一师的一部份变兵组成的， 人数及枪枝不详，据《红旗》上说：‘这个部队（指新一师）我们可以领导的有枪四千 ，又说：借旗帜并不能十分鲜明，又说：他们还未坚决的扩大游击。 　　（七）广西西边之第七军，主要的是俞作柏的旧部，俞军中本有两个大队长是同志 ，俞军被粤军打败后，这两队之一部份遂退至百色恩隆挂起红旗，不久即为李宗仁的军 队所败，退走到龙州，随又被桂军第八师及安南法军夹攻而溃走上山，此“红军”在龙 州时，竟有“专杀广东佬’的口号。 　　（八）鄂东南之第八军，除一小部分失业农民外，多属溃兵改编而成，最主要的是 独立十五旅，《红旗》盛称十五旅兵变是模范兵变;而据第八军政治部主任报告：初加入 的十五旅兵士多数动摇，要求每人月饷二十元。据湖北来人说、第八军及第五军所到的 湖北地方，都不侵犯地主及富农的土地财产，并竭力保护商业，对土劣只勒捐而不杀害 。以图经济的生存。 　　其余零星的红军如：赣东横峰、弋阳一带，方志敏、邵式平所收编的当地土匪及景 德镇附近的溃兵，阳明山之周文所部土匪，四川旷部的变兵，现在都算是‘红军’了。 此外，《红旗》上所大声呼喊的‘红色阿西’，倒还未曾编成第几军，据最近从那边来 的一个工人同志说：自朱毛的“红军，侵入后又有省城的政变，闽西各县的驻军调走一 空，因此农运和“红军”得着自由发展的机会，可是‘红军’大半是土匪和溃兵，农运 领导者多半是富农及中农，他们的问题得到相当的解决，对于红军及苏维埃，都很冷淡 ，更不愿参加红军，而红军及苏维埃却竭力保护商人，并出示禁止工人要求增加工资（ 这不但代表商人的利益，农民也会有这样的要求）。 　　综计以上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 匪与溃兵）----” 关于托派的自相矛盾，不胜枚举。 国因为反对共产党从城市进入农村搞武装割据，很多人会以为托派是温和的布尔什维克 ，那就完全错了。 国托派自称“共产党左派”，以“革命共产党”为党名，其强调的恰好是“革命”两个 字。托派反对除了工人阶级之外，布尔什维克不应该与任何其他阶级进行平等合作，包 括占主流的农民阶层。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最纯洁最先进最有觉悟最革命和可靠 的阶级。 国所以托派其实是所有各色共产党中最左倾最激进的马列主义派别。我们看看他们激进 到何种程度。 国托洛斯基本人紧跟列宁，发动十月革命，对于一切非工人阶级的力量都无法容忍。他 们毫不犹豫地消灭自由主义者（如进步党人），屠杀社会民主主义者（孟什维克），迫 害第二国际成员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村地区，地主和富农几被灭绝，普通农民 数次起义也被血腥镇压（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没掌权）。 国托洛斯基本人自称“100%的马列主义者”，如此激进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是有正宗历 史渊源的。他是第一个坚决主张用血腥剪刀差来剥削农民，进行共产主义工业化积累的 马列主义者，正因为这样，他与温和派布哈林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出于策略站在布哈林 一边，整倒了托洛斯基。托洛斯基逃亡国外，一直将布哈林与斯大林捆绑在一起来反对 和拼击。不料后来布哈林也被斯大林整倒，斯大林与托洛斯基要采取的剪刀差政策一模 一样，说明两人没有本质区别。 国 我们中国用剪刀差剥削农民的政策和等级隔离主义制度，与托洛斯基思想有着不可 分割的渊源关系。 托洛斯基从一个开始，就反对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合作，他认为国民党是一 个资产阶级政党（实际上马列主义者将社会民主主义也称为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有社 会民主主义的纲领主张），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被引导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 而且史大林派和马尔丁诺夫用种种胡诌哲学的‘工农党’甚至‘四个阶级联盟”隐蔽该 党的资产阶级性。”他们甚至将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孙中山先生也称为“资产阶级头目 ”，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走投降路线。 国 托派反对国共合作，主张共产党独立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 阀，当然也要推翻“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 国 在经济上，他们“主张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集体的地产，如祠产、庙产 ……等包括在内）平均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并由贫农组织委员会处理分配 事宜。但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归国有，以后绝不许自由买卖。” 国 更激进的托派超前20多年就要进行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末期的土地集体化和国有化 的政策了。 国 中共红军达到陕北后，如果不是西安事变，极有可能从此在中国消失。这时恰巧发生 了西安事变，使共产党获得了一线千载难逢的专机。 国可这个时候中国托派依然希望共产党硬撑下去独立和国民党死战，他们认为西安事变 是斯大林授意发动和处理的，完全不可容忍，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 利益。如广西托派分子胡兰成说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右倾投降主义”，是“向资 产阶级妥协”。 国 二战时在全球范围内，托派组织第四国际反对属于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与任何中左 社会民主党和右派建立反法西斯的合作关系。在中国也一样，托派分子极力攻击中共与 国民党合作抗日，尤其对共军被纳入国民革命军统一编制非常愤怒。 国国正因为托派是个工人阶级中心论的政党，他们一切以是否属于工人利益和马克思主 义定义下工人的地位与作用来进行判断。马列主义认为，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工业发展而 发展的，基于中国工业并不发达，所以必须等工业发达了以后，工人数量增加了，才有 可能达到工人革命。托派虽然信仰工人中心论，拒绝与其他包括农民在内的平等合作， 却一直梦想依靠中国工人在城市搞武装起义，像俄罗斯那样一举夺取政权，所以才反对 共产党走向农村。 国 但是事实证明了他们这种希望永远只能是梦想，因为工人数量如此之少，中国又一 直处于战争状态，不利于迅速发展工业。于是一部分托派陷入了悲观，他们甚至希望日 本人战胜帮助中国发展工业，只要中国工业一发展起来，数量上取胜的工人阶级就会起 来埋葬日本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卖国思想与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同出一撤。 国 在中共处于国民革命军建制与统一指挥下的军队与国民党其他部队进行合作抗日时 ，托派也一直没停止过攻击。在托派眼里，新四军和八路军最好既和日本人打仗，又和 蒋介石血拼到底。在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关键时刻，中共到处高强调宣传 团结抗日时，托派却在“上海反战大会”上大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 的口号。期间国共皖南事变着实使中国托派们高兴了好一阵。 抗战结束后，全国都不想打内战，主张建立联合政府，推动民主立宪。共产党虽 然通过抗日掌握了120万正规武装，但与国民党比起来，依然力量悬殊，所以也有意进行 和谈，走联合政府道路。为了表示诚意，延安当局停止了已经展开的土改，改为减租减 息。托派非常生气：“中共的土地改革即已当作换取统治阶级的‘合作’而成了零找， 则它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为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为时不到数 月，斯大林党即在其‘五一号召’的‘新政协会议’中，为了谋取‘工商界人士’或‘ 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又开始在其所控制下的‘新解放区’取消土地 改革，而重复回到“减租减息”的老机会主义路线去了。” 国 所以托派认为中共应该坚决拒绝与国民党进行和谈，在赶走日本人后，再进一步“消 灭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走和平道路的共产党是不可原谅的，中国 共产党已经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了。能将中国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只有他们托派 ，尽管他们手里没有一兵一粹，几乎全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们狂妄地宣称：“中国 革命共产党（托派）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把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肩负起来，完成中国 革命的历史使命。” 国 但是国共合作很快就成了破灭的幻想，内战全面爆发。托派因为“共产党内有农民成 分，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左倾冒险主义，必定会失败。”一直到1948年， 他们依然在宣扬此类观点，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纯工人阶级领导的军队才会取得胜利，就 如俄罗斯十月革命一样。国 可历史事实给了托派当头一击，共产党竟然主要依靠原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土匪和伪军，国民政府军现成的武装力量，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真正基于普选成立的宪政民主政府，成功建立了共产主义体制。这下托派全傻了眼 。虽然他们心里不服气，依然靠潜伏下来图谋哪天通过政变夺取政权，却被新的掌权者 一网打尽。中国托派一九二八年诞生于莫斯科，到一九五二年被中共全部镇压为止，其 间共存在了二十四年。 托派组织在中国大陆被取/缔后，不再正式存在，只有一些托派分子跑到香港等地继 续活动。他们此前断言因为中国共产党“有农民成分”，不是纯工人阶级，所以“必然 会失败”。但是事实证明，毛领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顺利地拿下了全国政权，托派全傻 了。 但是托派很快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从否定态度变成了肯定态度，竟然宣扬说中 共之所以胜利，正是走了托派路线。比如国际托派米歇尔·班达认为中国共产党“都是 在实际上被迫抛弃了斯大林一切荒谬的、非革命的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后， 才能领导中国第三次革命取得完全胜利。如果斯大林的‘理论’得逞的话，中国共产党 就仍然会在联合政府的形式下寻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和解。但是历史的潮流比斯大林 的主观愿望强有力得多，它迫使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决裂，渡过了长江，展开了夺取政 权的斗争。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他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的深远 含意，但他们确实帮助了破坏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这样看来，中共的胜利倒反是托派思想的功劳了。托派与斯大林主义虽然是马列主义 的内斗，因为托派一直处于劣势，一直在拼命地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论”，指责苏联和共产国际都是专制官僚派系，所以一定要“继续革命”。托派的所谓 “继续革命论”就是：将一国共/产主义革命和全世界工人革命统一起来，一直幻想着世 界革命，当然这种革命必须是纯粹工人阶级性质的，就如十月革命那样；在所谓的“工 人国家”里，继续进行思想制度革命，打倒官僚统治，实现工人自治等；只要能与苏联 模式不同的路线，托派都会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和肯定。 他们在“中国革命的第十一年 ”里说：“中国实际上抛弃了斯大林关于区别他们社会制度的阶级特点的两个革命阶段 论，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任务’，另一个 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认为）实际上只有一次革命但分为两个阶段，在同一无/产阶 级专/政/政/权之下不断地进行。这里，我们嗅到托洛茨基和我们国际运动‘永久革命’ 所下定义的味道。 ”托派从来不承认中国需要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既然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就是因为抛弃了“民主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路线，向托 派靠拢了。 “中国共产党直到它违背了斯大林的指示，跟蒋介石破裂，领导广大群众为 夺取政权而斗争后，才打开通向唯一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就是中国的不断革命。” 因此托派急忙改口，不再说中国红军和解放军是“农民军”或“农民起义军”（虽 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至今依然乐此不疲在重复托派60多年前的甘蔗渣渣）。 从中国后来的发展中看，中国也确实在尝试着走托派道路，这是国际托派在理论上 十分关注中国，并与中国站在一起反对苏联的原因。托派虽然认为中国和苏联不同，是 个异类，但一直没有忘记对中国官僚专制的批判。所以托派对中国一直处于一种矛盾心 理。 共产党建政后进行了三反五反等运动，境外托派也一直支持。因为这是列宁时代“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翻版。接下来搞合作社，托派也主要持肯定态度。合作社后又要搞 人民公社，托派尽管在60年代以马后炮的方式进行了某种批判，也以肯定为主，认为人 民公社模式是与苏联官/僚模式不同的道路。国际托派保尔·马丁说：“我们不可能根据 真实的论据来证明中国目前实行的经济政策具有斯大林政策的主要特点。这方面只要提 醒一下这样的观点足以说明：他们的方针建立在农业目前是基础，是首要因素这一观念 上的；同时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的指标具有现实性。这里我们不拟讨论中国应该如何才 能摆脱严重的困难和取得更为充实、更为平衡的经济发展。我们只限于强调指出，任何 同三十年代斯大林政策的比较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要说，不管狂热的加快建立公社 运动带来什么样的损害，在这方面无论是使用什么方法的性质，或者及时地计划后退步 调的能力方面，都是不能和斯大林的强/迫/集/体化相比的。” 与人民公社差不多同时进行的，还有剪刀差剥削，农民被迫将自己劳动成果的20%左 右用于农村社队两级的统筹和提留，还要将另外20%左右用于剪刀差，作为中国工业化积 累的资本。中国农民在如此严重的压榨下苦不堪言，同样是这个保尔·马丁却说：“同 农民的关系也远非建立在斯大林时代实行的那种标准基础上的；只须谈一个中心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由于报导实际上不充分而受迷惑的话，交给国家的农产品价格的规定似 乎不完全有损于农民，这是和苏联在很长一个时期发生的情况相反的。”托派如此肯定 剪刀差，是因为托洛斯基恰好是剪刀差政策的首倡者，是共产主义工业化剥削农民的鼻 祖 人民公社路线也是中苏关系紧张，最后走向破裂与敌对的主要因素，因为这涉及到 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权问题。当时毛不仅受到了东南亚与南美在野共产党的拥护和崇拜 ，也受到了东欧甚至西欧一些着名共产党的赞扬和支持。第四国际的托派们也不例外。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跃进，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与十月革命后列宁下令 强征和抢夺农民余粮和口粮的事件同出一辙，当年列宁等人也宣布在俄罗斯国内发生了 大饥荒和富农进行的大破坏造成的。中国的宣传口号也几乎一样。实际上都是因为共产 主义的分配方式造成的。国际托派列维奥·麦丹认为大跃进时没有引起巨大反抗是因为 “他们强调的是说服而不是镇/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灾害的几年中极其困难以及在公 社运动的错误情况下，没有严重的冲突，也没进行过大规模的镇/压。” 将大跃进时代 农民所有基本权利被剥夺，说成是共产党干部的有效“说服”，实在是自欺欺人。大跃 进无数农民因为逃荒和寻找吃的，被抓住活活打死；村村路口都有干部武装把守不给农 民出去逃荒；如果自留，私藏和偷抢粮食，不是被批/斗，就是被活活折/磨/致/死。实 际上大跃进死亡的数千万人中，有一部分就是被以各种手段处死的。同样，大跃进时农 民的反/抗/不/断，包括很多有/组/织的反/抗，却全被/镇/压/了。 托派对中国虽然以肯定居多，却一直怀着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共有“斯大 林党”的官僚特色，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党正与斯大林主义越离越远，倒与托派越来越 近。他们反对中/共的官僚体/制，却又看到中共在“摆脱斯大林主义”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希望会变成托洛斯基主义的一个样本。只要中共能脱离苏联官僚体制，就能将 中国带进第四国际所描绘的那个世界。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大跃进刚刚结束，托派针 对中共反官僚主义的努力大加赞扬：“最近中国报纸重新强调必须实行目的在于防止干 部、领导人和群众之间隔阂的措施。例如《红旗》写道：‘官僚主义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我们从各方面进行认真的工作。要确定 和实行，那些能够防止和克服官僚主义的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这方面，党所采取的 重要制度之一，就是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前面谈到的是广州报纸给我们提 供了关于官僚主义特权进行讨论的一个反应：‘你们又说，当干部辛辛苦苦为群众办事 ，多享受些也是心安理得的。同志，你又错了，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如果全总向你反问 一句：‘同志！你干革命是为了这个吗？’ 你该怎么回答呢？我想，你是不可能作出任 何使群众满意的回答的。’再强调一下：把官僚机构作为为社会阶层而对之进行革命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中国人对官僚主义所作的批评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要冲淡这 种差别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怀念斯大林主义的人确是不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也不会写下 这样的文章。” 虽然这种反官僚体制文章还不尽令托派满意，却得到了中共疏远斯大林主义的肯定。托 派对中国这个敢于与苏联叫板的异类充满了期待。终于，托派翘首以盼迎来了文革。文 革初期红卫兵运动，其实都是些官/僚/子/弟搞起来的“保/皇运动”，托派当然持否定 态度。当时随着这些保/皇派被平民派打倒，托派看到了托洛斯基理论的几乎全部影子， 虽然他们一方面认为那是官僚统治者内部的权/力/斗/争，另一方面却认为毛发动了人民 群众，对一直被托派批判的官僚体制进行了彻底革命的尝试。文革所打的“无产阶级领 导下的继续革命”论，其实就是货真价实的托派理论。 毛晚年可能对党内的官僚主义进行了反思，虽然他不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但却在逐步 向托派靠拢。斯大林主义是靠整/套官僚系统进行统治，毛对与自己一起走过来的那些官 僚们不信任，他想实验一下托派理论，靠工农起来直接与“走资派”和官僚们进行斗争 ，所以文革时确定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批/判，大辩/论”等，让工人自治 的“鞍钢宪法”等大民主内容，还有毛对“八级工资制”的批判，都是托派“继续革命 ”和“反对工人国家官僚统治”理论的实践，托派所要实现的非官僚体制“工人国家” ，就是只有工人才能享受的群众民主和平均主义。张春桥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完全可以 在托洛斯基论着中找到原型，其中心语句简直就是托洛斯基文本的直接抄袭。托洛斯基 曾说：“只要以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己任的国家，一天还要被迫以强/暴/手段来保卫不平 等，即保卫少数人物的物质特/权，那它就一天还是‘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纵然没有资 产阶级。” 毛在文革的部分指示和文章，简直就是托洛斯基语句的翻版。可以说，毛在 建国后期，正在一步步地变成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而被他整倒的那些共/产/党官/僚， 几乎全是清一色正宗的传统毛派。今天大家很容易将文革派和毛派划等号，其实在国际 上对毛派的定义远要宽泛得多，凡是追随毛从武装革命一直到文革前那些基本路线的人 ，都算是毛派分子。而文革中与毛站在一起的那些官僚们，则脱胎换骨变成了托派和半 托派分子。至今东南亚和南美洲一些毛派组织，并不赞成中国的文革，却肯定毛的武装 斗争道路。 国际托派支持中国文革，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因为当时派别繁多的世界马列主义，正 在日益否定斯大林主义。除了部分托派所谓的“工人国家”外，各国在野共产党都对斯 大林主义持批判态度，他们非常希望共产主义运动能摆脱官僚体制的束缚，给工人阶级 以真正的自治权利。一些着名的左派思想家，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法兰客福学派后 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中国主张激进性解放和剥夺农民权利的李银河和王小波的老师 ，曾加入过法国共产党的性解放大师福柯，以及着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等，都不同程度地支持过中国文革运动。这些着名的左派思想家，直接间接地领导和影 响了西方国家此起彼伏的红色学生造反运动，这些运动就是声援中国文革的。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毛派，多以肯定文革为主，其实应该属于托派范畴，至少应是半托派 。文革前，大陆托派停止了正式活动，香港托派却曾几度活跃，他们与在香港的毛派进 行过激烈的论战，都在争夺谁是正宗的马列主义者。比如毛派分子石中英和学史等人， 和托派分子焚火，惠可与向青等人的论战，纠缠于马列主义着作的一些理论依据和中国 历史问题而难分伯仲。 但是香港托派对第四国际关于毛的中国的肯定与期望知之甚少。到了文革，当“保/皇派 ”被毛动员平民派整/倒后，中国实际上进入了半托派时期，可以说，10年文革，至少有 8年左右属于托派思想影响的实践运动。托派本来就是世界上思想最左的马列主义派别， 他们无法容忍私有制及其一切阶级，无法容忍农民和自己平等起坐，也无法容忍共产党 内的官僚体制，一直主张“工人国家”内部的“继续革命论”，阶级斗争应该继续进行 ；托派是马列主义生产方式决定论者，也无法容忍农业国家的长期传统，也必然会主张 文化决定论和民族虚无论，所以“工人国家”在与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应该 起来打破一切封建主义的文化土壤。中国文革恰好全部符合这些条件。 尽管在毛时代，一些托派分子还在坐/牢，但是跟着他们进入监狱的却是大量从革命时 代就和毛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毛派官/僚，被折磨致死和限/制/自/由的毛派分子是托派分 子的成千上万倍。所谓“四人帮”，依照其坚持的理论和路线，完全可以称为托派和半 托派组织。 托派也不是完全赞成文革，其中否定最激烈的就是文革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将一些知 识分子下放农村，反对“知青下乡”运动。这是因为托派主要由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组成 ，虽然他们把“工人阶级”当作上帝一样捧在手上，却也没有发动过几次像摸像样的工 人/运/动，基本是一批马列托洛斯基着作上的清谈家。但由于他们对农民的仇视与极端 偏见，使他们一直远离农民。因为在马列主义和托洛斯基理论里，农民一直是个落后和 反动的阶级，所以毛将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侮辱 。这是他们不满文革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理由。 所以在文革结束后，知识分子得到平反，知青也陆续回到城里，尤其是毛时代被关押和 打倒的一些托派也在被平反之列，这让托派们欣喜不已。虽然跟着一起平反的，更多是 毛派分子和一直被托派批判的共产党/官/僚群体。托派利用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及一 些旧托派被启用后掌握了话语权，开始直接从思想领域来影响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正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托派逐步掌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至今知识分子的历史观，都 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托派影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当/局草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曾有将中共建政前的武/装/斗/争称为“农民起义军”之类的文字 ，显然是一种托派观点，这些文字后来被删除，是因为那些刚被平反的毛派们不同意， 比如邓本人，就一直是个毛派分子。托派理论，尤其是其历史观在中青年知识分子具有 巨大感染力。这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 一是虽然毛的文革可以批判，但是马列主义不容怀疑，而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根本不知 道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系统理论，从小学到大学，所接受的都是马列主义意识 形态教育，这就给了托派所坚持的马列主义基础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至今一些60-7 0多岁的老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民/主/宪/政常识与相当的阅读量； 二是托派全是知识分子，而托派即便在自己寄予极大希望的文革，也反对让知识分子下 乡和他们最看不起的农民在一起，所以其思想深得那些被平反和回城知青的认同，尤其 是托派有意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不/公归结为斯大林主义； 三是当时中国同样是一个实行着非常严厉的等级隔离主义社会，农民依然没有基本的迁 移自/由，任何享受自己劳动剩余的权利，中国城镇知识分子素来歧视和排斥农民，托派 将农民当作落后与反动的社会势/力的学说，正好迎合了广大知识分子这种心理。 这三项，是同时兴起的“伤痕文学”的基本思想来源。所以在几乎所有伤痕文学里，农 民故意被集体丑化成愚昧落后，呆滞野蛮，只有原始欲望，甚至是专制基础的形象，与 托派关于农民的落后性与反/动性完全切合，尤其他们对毛时代建立的等级隔离主义制度 的完全认同，更是托派所宣扬的工人中心论（城镇中心论）的翻版，而那些知识分子， 则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说，“伤痕文学”就是一种不可能走出马列主义理 论范畴的托派文学。托派理论大量趁虚进入中国，他们将希望寄托了知识分子身上。 但是接替上台的邓，毕竟不是什么托派，接下来仅几年时间，托派就对这种“官僚体制 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失所望。他们对北/京之spring运动给予声援。他们在1988年的“ 中国的局势和我们的任务”里说：“（省略）民间前卫力量进行了一次广泛的集结。经 过文革历练进行反思的一批前红卫兵和以工人为主的年青人，以民办刊物为凝聚点，剖 析社会矛盾，探求社会出路。它的主流肯定社会主义，要求实现社会主义民主。80年9月 ‘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成立，标志MY自觉地凝聚为革/命/领/导的胚胎组织，并朝向与 工人阶级连系，在工人阶级内生根，及与国际工人运动相呼应。” 他们对当时邓在农村推行的“承包责任制”也进行了批判，认为“以户为单位独立生 产经营，即恢复小农式的个体生产，从而取消毛泽东时代的集体耕作方式（它以生产队 为核算单位）。”因为他们主张“农业应该走集体化、机械化的道路；朝这方向走时， 国家必须以物质力量帮助农民，配合民主化经营管理，向农民作出示范，并进行思想教 育。经过长期努力，集体化、机械化的优点表现出来，就会吸引农民自愿走上集体化的 道路。” 这条道路，却正是毛时代一直在努力要走的，当时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全国范围内的机械化产业体系也建立了起来，如果不是邓恢复分散的小农经济，按照 毛的路线走下去，中国在80年代基本实现机械化完全是可行的，因为在苏联的农业机械 化，从起步到全面实现，也只用了20多年时间。但是农业机械化并不一定要用集体化的 方式来实现，由个体私有农户通过合作社形式也可以完成，但是土地私有制是邓，毛和 托派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托派反对邓小农经济模式的倒退，不是基于农民地权的恢复 ，而是基于共产主义的集体思想。小农经济一直是托派进行批判的对象和借口，虽然邓 的小农经济并没有动摇土地公有制，刀把还是掌握在国家手里。 同时托派也反对“国营企业实行股份制，国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实行承包制。”因为 这样会“使国有财产制度受到冲击。实质上就是把国有的或社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及 设备，租赁给私人去经营使用，后者则雇佣大量工人，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加强所雇 工人的劳动强度，尽量榨取剩余价值。承包人与雇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雇佣关系， 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并无本质的区别。”尤其是“部分队办企业的所有权在开始改变 ，农民可投资入股，占有集体企业的部分股份。这基本上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持有公司股票相类似，同样可不劳而获得剩余价值。” 托派是最不能容忍私有制的，他们反对私有企业的发展，主张继续维持计划经济和 单一公有制。他们看到：“私营企业的发展一日千里。在一些市镇中，其产值已占全市 镇工业总产值的很大比重。在全国经济中，国营工业所占比重，已从78年的83%，下降到 87年底的67%；几个月后再降至64%；显示私营经济及其他非国营企业力量的迅速壮大趋 势，意味国营企业的现有优势将渐被取代，1949年革命成果——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 财产制——被不断侵蚀。这个发展趋势很危险，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要阻止这个 趋势，只有靠无产阶级组织和动员起来，掌管国营经济的运转，使这种经济保持优势主 导地位。” 这是典型的反对改革路线，与当时很多被平反或在文革中没受到冲击的毛派保守干 部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当然，他们连当时的开放政策也一起反对： “外资在中国的活动，以及他们代表的经济制度的利益，是与中国的国营经济激烈 斗争的。外资越多投入中国，与中国日益滋长的私人工商业及个体经济互相配合活动， 它们的力量和作用便会更大，对国营经济的冲击、侵蚀也会更具威胁性。由于外国资本 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的高得多，中国的经济自流地适应和结合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便会出现剩余价值大量流出国外，也会导致中国的国民经济难以自主地发展，并受世 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所影响。东欧一些国家的经验已说明了这点。 　　无原则地对外资开放，在政治上对人民的损害是：当中/共为这些政策辩护时，误导 人民以为资本主义比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更为优越，结果造成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对 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失去信心。” 这些出现在“中国革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里的话语，怎么听都和今日毛派们的 话语没有任何两样，所以我常说毛派和托派是最接近的两个布尔什维克派别，尤其是维 护文革的毛派，其实大多数就是半托派分子。 正当两岸关系趋于缓和时，中共从毛时代的武装“解/放台湾”转到了“和平统一” 的立场，托派还寄希望于“台湾工农群众的起义，以推翻台湾国民党政权”。这和毛时 代结束时，因为接受不了完全不一样的政策和现实而发疯的很多人的思维是一样的。 如果说邓上台后托派为自己在文革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否定感到失望，还可以寄希望 于得到平反和回城的知识分子，多少获得一些欣慰的话，那么中共内部的日益改变，却 令他们几乎绝望，毛时代至少还可以依据出身论和血缘论保持清一色党员的革命阶级成 分，实际上的“剥削阶级”也没有了现实基础，托派只需要在思想领域继续进行阶级斗 争（即所谓继续革命论”即可，可邓上台后，中共党员随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其成分 也日益远离了“纯无产阶级性质”，托派写道：“中/共的危/机，也表现在它的党员成 份上，它的青年、妇女、少数民族党员，占全党比例很少，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党员更非 常少。这几年实行改革后，新吸收的党员更很多来自富农、专业户、新冒起的私人企业 家。他们藉党票赋予的政治地位来保障已得的经济利益。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时期内，必须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绝大多数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只对剥削者压迫者实行镇压。 国家的强制、镇压作用逐渐减弱，直至于消亡，而绝不是日益加强的。但在中共统治下 的国家政权，却与上述的学说背道而驰。” 一个连农民的平等共/和都无法容忍的极左思想派别，更无法容忍共产党内的阶级不纯洁 性。于是托派对邓的体制改为以批/判为主。由于当时城镇依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内，广 大“城镇职工”就成了托派寄予厚望的社会基础，同样，出身于这些“城镇职工”的知 识分子群体，以及高校学生们，继续成为他们的培育对象。整个80年代，当邓小心翼翼 地要推进改革开放的时候，托派却利用国内思想界对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完 全陌生的模糊环境，从不同方面去影响学生。包括《HE殇》之类“对农业社会进行批判 ”的文章，也有着浓厚的托派历史观色彩。当时几次学生运/动，都带有托派反对官僚体 制的色彩，是托派“继续革命论”的变本。当时所有这些学生及一些有影响的学者教授 们，都有几个共同点：拥护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依赖国家包养，对市场经济起步带来的 双轨制不满，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看不起农民，农民一直是他们批判和贬损的对象，尤 其在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里，农民被概念化地规定为落后与反智的标志，虽然当时 农民完全靠自己的创新与进取精神，乡镇企业和私有及个体经济产品已经走向了全世界 ，而躺在终身包养制里的“城镇职工”，效率十分低下，很多企业被懒散传统拖向破产 ，只能靠国家财政来养活；所以托派在思想领域依然在宣扬“工人阶级中心论”也就是 “市民中心论”，因为体制外群体的进取心是与托派无法容忍的市场经济相违背的，只 有代表公有制的“城镇职工”们，才是维持“工人国家”本色的基本力量；对西方的自 /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系统理论一无所知，或者只知道些模糊的片段，其思想基本上 还是马列主义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决定论和各类变相的阶级分析法，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 的市场经济充满了恐惧感，反对威/胁知识分子（当时称“天之骄子”）唯我独尊价值观 念的社会竞争和市场淘汰机制。他们同时既看不起农民，也对那些教育水平不如自己的 财富拥有者充满了鄙视态度，那时流行一种酸溜溜的仇视“爆发户”的心理，如果对方 既是“爆发户”，又同时是农民身份，就更加不可原谅。 90年代推行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大批依赖计划经济包养体制的“城镇职工”失业，托 派以为机会又来了，大造舆论，企图来一次趁虚而入，可当局依靠从既有岗位上驱逐“ 民工”，顺利地对这些“下岗工人”的绝大部分进行了妥善安置，虽然一些受托派和毛 派影响的一些人至今还在以“下岗工人”为卖点进行煽动，却无论如何也帮不了他们。 因为他们至死也不知道当局有等级隔离主义这个能顺利转嫁危机的制度工具。至于当时 上千万“民工”被从城镇岗位上驱逐出去，至今有2亿“民工”依然被剥夺了市民权，因 而又一次帮助当局避免了经济危机中3000万失业危机，他们也永远不愿意知道，正是等 级隔离主义制度帮助转嫁了所有这些危机。中国托派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他们对毛文 革时代最反对的“知青下乡”运动本身，也是等级隔离主义制度造成的，因为基于农/奴 /制剥夺的计划经济包养制造成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无法腾出更多资源用于扩大生产和增 加就业，毛那是不得以而为之，实际上邓时代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解决过这么巨大的失业 问题，无非就是靠当兵，摆摊，强行往编制已满的企事业单位里塞进更多人浮于事的人 员而已，80年代世袭的接班就业特权，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以至于后来只 有用“下岗运动”来解决这种矛盾。 这些被托派寄予了厚望的知识分子们，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加强和等级隔离主义有效 的危机转嫁功能，集体地向右转，不但完全违反了托派在80，90年代的美好初衷，还成 为市场经济和官僚体制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托派在中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但是托派依然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笔巨大的遗产，那就是独特的马列主义历史观，也就 是基于生产方式决定论和各种变体的阶级分析法，和因此推倒出的出身论和血缘论，还 有文化虚无论及决定论等，都是托派世界观。从这些观点出发，你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去 仇视，丑化和歧视农民这个群体。 由于系统理论的传播不便利，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 个西方主流思潮的吸收条件，缺少对历史本身多元化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他们 很容易只接受一些看似时髦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片面观念，又同时用托派思想 去看历史问题，从而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用马列主义前提推理出“自/由主义”结论的滑 稽动作。 除非再过10-20年，这些人才能从根本上脱离马列托派思维的影响。 --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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