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導讀〉 》 見證管理 結緣半世紀 管理大師許士軍見證半世紀來所發生的「管理典範」轉移，並從 點滴的心得中逐漸體會到其中所蘊存的基本差異，以及這些差異 在管理各層面和各種活動上的展現，而提出84則管理新語。 許士軍 回首來時路，和管理結緣近半世紀了。記得最早正式接觸管理這門 學問，是在大四那一年選修了一門稱為「工業組織與管理」的課， 這年是1955年季，任課者為王撫洲教授。王老師只是經濟系所聘請 的一位兼任教授，但是他早在1934年前後即寫了一本由當時上海商 務印書館出版有關管理的專著，書名也就是《工業組織與管理》， 因此這本書就順理成章被採用為我們上課的主要教科書。 「管理」和「管理學」誕生 回想起來，當時這門課開在台大經濟系，而非商學系，也是頗為奇 特的事，顯示在那時候什麼是管理，在定位上並不十分明確。其實 這情形不僅在台灣如此，即使在美國也是如此。儘管早在百年前， 諸如泰勒或費堯已經著書立說，並被視為管理大師，但是嚴格來說 ，他們所探討的管理，不是偏重於作業效率提升，便只是提出某些 抽象的管理原則，並不符合管理學在整體性、系統性和發展性的要 求，一直等到1954年，也就是我上管理課的前一年，杜拉克出版了 他的一本被認為劃時代的鉅著： 《管理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他在書中的自序這麼說：「本書……是第一部真正的『管理』著作」 ，因為這是第一次將管理視為一個「整體」：視管理為一個「掌管企 業生產力的特殊功能」，也是「管理者的明確責任」。同時，也是第 一本「兼顧管理現有企業和創新未來的企業」的著作。這說明了何以 30年後畢德士（Tom Peters）說，「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管理學的存 在」的道理。 從某種觀點而言，美國大學內所授予企管碩士(MBA)學位的發展，即和 上述有關管理學意義的改變有關。在1960年以前，美國大學內已開有商 業或企管課程，但是其中所包括的課目顯得蕪雜，缺乏規劃；開什麼課 ，通常是取決於教師個人的興趣或專長，甚至校與校間也競相以誰開課 數目較多來比較高下。 50年代 管理教育成形 在上述管理教育下所培育的人才，引起企業界和教育界的不滿，因此才 有1958年福特基金會和卡內基基金會各自發表有關管理教育兩份報告， 這兩份報告對於管理教育提出了深刻和周延的檢討與建議，建立了人們 對於管理教育的共識，也奠定日後發展的基礎。其中最主要的一點，簡 要言之，就是界定管理教育的宗旨是培育專業經理人，因此有關課程也 應當配合此一宗旨設計。 恰逢其時，我國的管理教育也就在1960年之際自美國引入(或可稱為 「移植」)。根據當時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派駐政治大學長達五年的顧問團 規劃，除了設計嶄新課程以外，並選派多達18位教師赴美進修（包括企業 管理和公共行政兩領域各占一半）。非常幸運地，我即屬首批赴美進修三 人中之一，由於其他兩位屬於公共行政領域，因此使得我成為首批攻讀MBA 學位的第一人。 當時的MBA課程十分結構化，除了必須滿足60個學分的規定外，所選課目也 有一定的結構上要求，主要即在符合整體性、通才型和專業化的精神。不 過必須說明的是，在此所謂「專業化」（professionalism），乃指課程應 配合專業經理人的實務導向，而非指要求他們對某種學科的專精（specialization） ，換言之，MBA教育並不期望培育某種學術研究人才。 60年代 為大組織育才 在1960年代發軔的管理教育，基本上乃培育大型企業所需的管理人才為 主要目的。譬如今日大家所熟知的「事業部化」（divisionalization） 、「責任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s）和「目標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等在當時都是管理上的熱門問題。以密 西根大學而言，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鄰近汽車產業大城底特律的緣故，在 討論上述問題時，經常即以通用汽車公司為範例，通用當時也是世界上 規模最大的公司。 70年代 策略管理濫觴 但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我再度到密西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期，管 理上所關心的問題發生重大改變。記得當時最受到歡迎的一本書為加州 大學教授史亭納（George A. Steiner）所著的《高階管理規劃》 （Top Management Planning, 1969）， 這本書所代表的意義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企業管理不應只重視個別功能性部門的作為，而應由高層加以整合 ；其次，60年代的越戰，以及隨之而來的美元貶值、匯率浮動、能源危機 等些外界環境的劇烈變動，使得企業不能像過去一味追求內部效率和穩定 ，而應重視如何採取整體策略以謀因應之道。這種改變，帶動了日後所謂 「策略管理」的重要發展，也使「策略經營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 從此成為企業內部組織的一個重要策略性規劃單位。 80年代 日本第一當道 整個80年代是「日本第一」的時代。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 手表、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在這聲勢下 ，很自然地，世界各國都視日本式管理為學習的對象。在這潮流下，諸如 日本的「終身僱用」（life-long employment）、「稟議決策」 （ringi decision-making）、年資基礎（seniori-ty-based）人事制度等， 一時都被推崇為造成日本企業卓越績效的原因。 但是，最為受人重視的，還是日本企業所獨具的「企業文化」，被視為代 表上述制度之所以卓越的根本原因。一時之間，探討企業文化之專著風起 雲湧，例如由派斯卡（Richard Pascale）與艾索斯（Anthony Athos）合 著的《日本企業管理的藝術》和同年威廉大內（William Ouchi）所著的 《Z理論》，都成為膾炙人口的管理暢銷書，而次年由畢德士與華特曼 （Tom Peters & Robert Wa-terman）合著的《追求卓越》一書，更使這兩 位作者成為享譽全球的管理大師。 80年代恰好也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期間，記得當時星國總理李光耀 先生要求政府、企業和學校都要學習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業管理制度， 譬如由政府舉辦日本式管理研討會，延聘日本知名企業高階主管到新加坡 現身說法，大學內管理教授們都要參加，寫作筆記，並做為教材的一部分 ，一時如火如荼。不過這一熱潮到80年代末期，隨著日本經濟景氣不再而 大為消褪。 90年代 管理典範轉移 90年代初期，全球眾多一流企業面臨嚴重挫敗，這些企業最先幾乎都採取 所謂的「減肥」（downsizing）政策以為因應，但是真正問題並非在於用 人浮濫，而在於外界環境變化程度之大與複雜遠超過前些任何時候。 簡要言之，例如全球化與數位化的發展，不但改變了原有人類活動的時空 條件，也改變了世界的經濟版圖與態勢，使得原有的產業和組織界限趨向 模糊化或虛擬化。但最基本的一點改變是，知識取代傳統的生產要素，成 為唯一的價值創造要素，使得組織和管理變成以支持和配合知識工作者的 需要為主要功能，而創新與學習也成為組織內最重要的活動。 在上述情勢下，種種管理新觀念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例如企業再造、內 部創業、虛擬組織、團隊、變形蟲組織、學習型組織、網絡組織等等，令 人有眼花撩亂，應接不暇之感。事實上，這些發展所代表的，乃是所謂管 理典範（manage-ment paradigm）的轉移；學者將其喻為有如物理學中自 牛頓式的機械論轉變為現代的量子論。 (本文出自天下文化出版「許士軍談管理一一洞悉84則管理新語」作者自序)（上） 【2004-04-29/經濟日報/40版/副刊企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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