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导读〉 》 见证管理 结缘半世纪 管理大师许士军见证半世纪来所发生的「管理典范」转移，并从 点滴的心得中逐渐体会到其中所蕴存的基本差异，以及这些差异 在管理各层面和各种活动上的展现，而提出84则管理新语。 许士军 回首来时路，和管理结缘近半世纪了。记得最早正式接触管理这门 学问，是在大四那一年选修了一门称为「工业组织与管理」的课， 这年是1955年季，任课者为王抚洲教授。王老师只是经济系所聘请 的一位兼任教授，但是他早在1934年前後即写了一本由当时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有关管理的专着，书名也就是《工业组织与管理》， 因此这本书就顺理成章被采用为我们上课的主要教科书。 「管理」和「管理学」诞生 回想起来，当时这门课开在台大经济系，而非商学系，也是颇为奇 特的事，显示在那时候什麽是管理，在定位上并不十分明确。其实 这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即使在美国也是如此。尽管早在百年前， 诸如泰勒或费尧已经着书立说，并被视为管理大师，但是严格来说 ，他们所探讨的管理，不是偏重於作业效率提升，便只是提出某些 抽象的管理原则，并不符合管理学在整体性、系统性和发展性的要 求，一直等到1954年，也就是我上管理课的前一年，杜拉克出版了 他的一本被认为划时代的钜着： 《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 他在书中的自序这麽说：「本书……是第一部真正的『管理』着作」 ，因为这是第一次将管理视为一个「整体」：视管理为一个「掌管企 业生产力的特殊功能」，也是「管理者的明确责任」。同时，也是第 一本「兼顾管理现有企业和创新未来的企业」的着作。这说明了何以 30年後毕德士（Tom Peters）说，「在杜拉克之前，并无管理学的存 在」的道理。 从某种观点而言，美国大学内所授予企管硕士(MBA)学位的发展，即和 上述有关管理学意义的改变有关。在1960年以前，美国大学内已开有商 业或企管课程，但是其中所包括的课目显得芜杂，缺乏规划；开什麽课 ，通常是取决於教师个人的兴趣或专长，甚至校与校间也竞相以谁开课 数目较多来比较高下。 50年代 管理教育成形 在上述管理教育下所培育的人才，引起企业界和教育界的不满，因此才 有1958年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各自发表有关管理教育两份报告， 这两份报告对於管理教育提出了深刻和周延的检讨与建议，建立了人们 对於管理教育的共识，也奠定日後发展的基础。其中最主要的一点，简 要言之，就是界定管理教育的宗旨是培育专业经理人，因此有关课程也 应当配合此一宗旨设计。 恰逢其时，我国的管理教育也就在1960年之际自美国引入(或可称为 「移植」)。根据当时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派驻政治大学长达五年的顾问团 规划，除了设计崭新课程以外，并选派多达18位教师赴美进修（包括企业 管理和公共行政两领域各占一半）。非常幸运地，我即属首批赴美进修三 人中之一，由於其他两位属於公共行政领域，因此使得我成为首批攻读MBA 学位的第一人。 当时的MBA课程十分结构化，除了必须满足60个学分的规定外，所选课目也 有一定的结构上要求，主要即在符合整体性、通才型和专业化的精神。不 过必须说明的是，在此所谓「专业化」（professionalism），乃指课程应 配合专业经理人的实务导向，而非指要求他们对某种学科的专精（specialization） ，换言之，MBA教育并不期望培育某种学术研究人才。 60年代 为大组织育才 在1960年代发轫的管理教育，基本上乃培育大型企业所需的管理人才为 主要目的。譬如今日大家所熟知的「事业部化」（divisionalization） 、「责任中心」（responsibility centers）和「目标管理」 （management by objectives）等在当时都是管理上的热门问题。以密 西根大学而言，由於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汽车产业大城底特律的缘故，在 讨论上述问题时，经常即以通用汽车公司为范例，通用当时也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公司。 70年代 策略管理滥觞 但到了1970年代，也就是我再度到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期，管 理上所关心的问题发生重大改变。记得当时最受到欢迎的一本书为加州 大学教授史亭纳（George A. Steiner）所着的《高阶管理规划》 （Top Management Planning, 1969）， 这本书所代表的意义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企业管理不应只重视个别功能性部门的作为，而应由高层加以整合 ；其次，60年代的越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元贬值、汇率浮动、能源危机 等些外界环境的剧烈变动，使得企业不能像过去一味追求内部效率和稳定 ，而应重视如何采取整体策略以谋因应之道。这种改变，带动了日後所谓 「策略管理」的重要发展，也使「策略经营单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 从此成为企业内部组织的一个重要策略性规划单位。 80年代 日本第一当道 整个80年代是「日本第一」的时代。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 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是风靡一时，举世无敌。在这声势下 ，很自然地，世界各国都视日本式管理为学习的对象。在这潮流下，诸如 日本的「终身雇用」（life-long employment）、「禀议决策」 （ringi decision-making）、年资基础（seniori-ty-based）人事制度等， 一时都被推崇为造成日本企业卓越绩效的原因。 但是，最为受人重视的，还是日本企业所独具的「企业文化」，被视为代 表上述制度之所以卓越的根本原因。一时之间，探讨企业文化之专着风起 云涌，例如由派斯卡（Richard Pascale）与艾索斯（Anthony Athos）合 着的《日本企业管理的艺术》和同年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所着的 《Z理论》，都成为脍炙人口的管理畅销书，而次年由毕德士与华特曼 （Tom Peters & Robert Wa-terman）合着的《追求卓越》一书，更使这两 位作者成为享誉全球的管理大师。 80年代恰好也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期间，记得当时星国总理李光耀 先生要求政府、企业和学校都要学习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业管理制度， 譬如由政府举办日本式管理研讨会，延聘日本知名企业高阶主管到新加坡 现身说法，大学内管理教授们都要参加，写作笔记，并做为教材的一部分 ，一时如火如荼。不过这一热潮到8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经济景气不再而 大为消褪。 90年代 管理典范转移 90年代初期，全球众多一流企业面临严重挫败，这些企业最先几乎都采取 所谓的「减肥」（downsizing）政策以为因应，但是真正问题并非在於用 人浮滥，而在於外界环境变化程度之大与复杂远超过前些任何时候。 简要言之，例如全球化与数位化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原有人类活动的时空 条件，也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与态势，使得原有的产业和组织界限趋向 模糊化或虚拟化。但最基本的一点改变是，知识取代传统的生产要素，成 为唯一的价值创造要素，使得组织和管理变成以支持和配合知识工作者的 需要为主要功能，而创新与学习也成为组织内最重要的活动。 在上述情势下，种种管理新观念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例如企业再造、内 部创业、虚拟组织、团队、变形虫组织、学习型组织、网络组织等等，令 人有眼花撩乱，应接不暇之感。事实上，这些发展所代表的，乃是所谓管 理典范（manage-ment paradigm）的转移；学者将其喻为有如物理学中自 牛顿式的机械论转变为现代的量子论。 (本文出自天下文化出版「许士军谈管理一一洞悉84则管理新语」作者自序)（上） 【2004-04-29/经济日报/40版/副刊企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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