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這裡研究目標與可操作性的關係，我想表示一點意見。 : 儘管我認為這些模型的確難以預測現實世界的變化或個體行動的動向， : 但是說（現象的）不可預測性，或（模型的）無預測力是因為預測並非 : 是研究的目標，顯然就是對於這些研究本身性質的強烈誤解。 : 這理由很簡單，如果包括行為學派、新制度論、比較司法政治或比較憲 : 法政治都認為自己在從事的是屬於科學的研究，或至少是社會科學的活 : 動，那麼，瞭解研究對象的為何（原因、基礎）與如何（過程、可能性 : 條件）就是在建構關於研究對象的（在近代主要是）經驗性質的法則或 : 規律。譬如，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法官通常會對同性戀性行為的案件採取 : 　　反對的立場之類的統計（經驗）性質、歸納性質的法則。如果這些建構 : 起來的法則，在將來出現的個案中一再地遭到反駁，譬如在其後觀察到 : 所有基督教家庭出身的法官都採取了贊成態度，那麼我們還能說這個法 : 則是可以成立的嗎？或還可以說是有條件（在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接受 : 的嗎？ : 換句話說，任何嘗試瞭解「為何」與「如何」的科學的、經驗的研究， : 都必然要建立起能夠說明（大多數）既有個案的原則與例外的法則；並 : 且，基於法則本身有條件的普遍適用性質，如果法則不能適用在將來發 : 生的符合條件之相同個案上的話，這個法則也就不成其為法則。我們也 : 不能認為這樣的研究真的建立起能夠說明研究對象的法則，更不用說， : 這樣的研究不可能真的瞭解了它研究對象的為何與如何。 : 換句話說，對於研究對象在經驗科學上的瞭解，不可能不帶有預測的面 : 向。甚至說，在經驗科學上，預測力還是關於對象的瞭解是否正確的試 : 金石之一。 : 因此，這些行為學派、新制度論、比較司法政治與比較憲法政治所建立 : 起來模型之所以不能夠預測未來的個案，與其說是心不在焉，倒不如說 : 　是由於對象本身的複雜程度，與方法本身的過度化約。 I have the same opinion as maximilian. According to Dworkin there are two viewpoints of legal argument. "One is the external point of view of the sociologist or historian, who asks why certain patterns of legal argument develop in some periods or circumstances... . The other is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 of those who make the claims."(Law's Empire, p.13) The second viewpoint wants to ask why the legal claims are sound, but it does not want to predict claims which will be made. Therefore in other words, we might say, the first viewpoint which aims to sort out some patterns also at least has the purpose to make some predictions of legal practice while it tries to explain 'why' or 'how' in concrete legal pract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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