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Gossiping 看板] 作者: lyfelf (無情的城市) 站內: Gossiping 標題: [爆卦] 立即停止濫權羈押/高鐵案當事人 謝清志 時間: Thu Dec 4 20:36:10 2008 http://www.wretch.cc/blog/chinshieh/17812030 除了「危害自己或他人安全之虞」外，不得以「串供」或「湮滅證據」等理由，羈押任何 人。 文／謝清志 七月卅日，曾因所謂的「南科高鐵減振工程弊案」被起訴的十位「貪官」、「奸商」與「 學術蠹蟲」，一審全部被判無罪（廠商另因違反《公司法》被判徒刑得易科罰金），而我 就是媒體曾形容的貪官。 近來特偵組及部分地檢署的種種作為，無異押人取供，不禁讓我想起過去兩年多的折磨與 煎熬，尤其是五十九天的收押禁見。 究竟誰在串供、湮滅證據？ 二○○六年五月廿三日我到南檢應訊，經過幾個小時疲勞問訊後，檢察官說我涉嫌重大， 要求當庭收押，我立即被戴上手銬；請注意，此時我還只是一位嫌疑人而已。 幾個小時後才開始的羈押審理庭上，法官質疑檢察官證據不足，檢察官眼看情況「不妙」 ，竟要求延後審理，我的律師抗議無效；再過幾小時，三位法官（又加入另二位法官）同 意了檢察官的主張。 於是，我被收押禁見，隨即送往看守所，開始在「五乘九台尺」的空間內與其他嫌疑人共 同生活，每回進出還得檢查私處。請注意，在法院宣判之前，我還是一個無罪之身的人， 但已開始接受「犯人」般的對待。 五十九天後，也就是二個月羈押期屆滿之際，檢察官還想繼續羈押我，提出的理由竟包括 「還有一位證人尚未傳訊到案」。這回，法官不同意檢察官的主張，我因而順利交保。 台灣的檢察官辦案動輒以預防「串供」、「湮滅證據」為由羈押嫌疑人，當時我被收押禁 見，檢察官也持同樣的理由。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串供」；結果竟是檢察官在「外頭」，透過傳訊相關人士，開始 編撰我們的犯罪故事。 我被羈押，我當然無法「湮滅證據」，因為幾乎所有資料都已被檢察官查扣了；結果竟是 檢察官片斷、扭曲地拿出所謂不利於我的「證據」。後來，我在檢方未查扣的資料中找到 一些有利於自己的證據，我直呼阿彌陀佛，如果當時這些也被查扣，我的有利證據豈不被 湮滅了？ 直到今日，我已一審無罪，當初檢察官從我這邊所查扣的資料完全沒有歸還。一審過程， 我曾向檢方索討銀行存摺，檢方竟要我直接向銀行宣稱「遺失」，藉以換發新存摺。 換言之，檢察官羈押了我，結果卻是他開始進行他的「串供」與「湮滅證據」。 然而，更嚴重的是，我被收押禁見，不只無法串供、湮滅證據，我還在檢察官不斷偵訊、 洗腦下，開始懷疑起自己，以為自己真的就像檢察官所稱做了什麼犯法的事。 二千多年前，《戰國策》上「曾參殺人」的心理學問題在我身上應證了；曾參的母親在外 人連說三次「曾參殺人」後，也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兒子真的殺了人。在看守所中，檢察官 詢問某項決策是不是我做的決定，某項資料是不是我洩露的，第一次我還自信地否認，第 二次我還是否認，但內心竟開始自我懷疑；直到我交保之後找出有利自己的證據之前，有 好一段時間，我還不時懷疑自己可能真的做了什麼不法的事。 朱朝亮憑什麼「教訓」人？ 目前特偵組檢察官之一的朱朝亮，就是二○○六年台南地檢署起訴我們時的檢察長，他後 來在接受《今周刊》（二○○七年七月廿三日）訪問暢談其辦案經驗時竟說到：「檢察官 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 檢察官憑什麼權力來決定一個人該不該接受教訓？這不正是白色恐怖時期未經審判即無端 遭受「管束」的許多受害者的下場？ 一個檢察官，有本事就該拿出證據來起訴嫌疑人，如果明知無法定罪卻還要以起訴來「教 訓」嫌疑人，心態可議；檢察官在聲押嫌疑人時，何嘗不是朱朝亮這種「整人」的心態？ 我在看守所五十九天期間，曾有三位「牢友」和我關在一起。我有三位律師，時時逼著檢 察官儘速查案，好讓我這位當事人早日交保，但我那三位牢友命運全然不同。 第一位牢友被羈押近四個月後交保，第二位牢友被羈押五個星期後交保，第三位牢友在我 交保時已被羈押一個半月，他們在這段羈押期間，檢察官從未就案情提訊過他們。檢察官 在順利將他們羈押進看守所後，似乎就忘了他們的存在；在法院判決之前，他們還是無罪 之身，檢察官能用羈押來「整」他們嗎？這就是朱朝亮所謂的「教訓」嗎？ 「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主義」是法學ABC的入門知識。無罪推定，就是在法院判決之 前，所有人，即使是嫌疑人，也要被推定是無罪的；證據裁判主義，就是檢察官要指控他 人犯罪，法官要判人有罪，都要根據「證據」，而且，這些證據還不能只是一般的合理懷 疑而已，也就是要「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 例如，甲匯了一筆錢給乙。一般合理的懷疑，可能包括了：（一）甲「送」乙；（二）甲 「還」乙；（三）甲「賄賂」乙；（四）甲受乙脅迫而支付的金錢等等。然而，在法庭上 ，檢察官有責任提出具體證據，讓人確認就只有上述某一種狀況，而不會有其他可能。 我與其他被告遭起訴，就是檢察官依其「臆測推論」而編撰了一個虛構的犯罪故事；而我 們一審得以清白無罪，就是檢察官的這些「臆測推論」或「合理懷疑」完全經不起證據的 檢驗。 然而，我們的聲譽受損，如何補償，我們的公道，誰能還？ 在法庭上公平競賽 假如，司法偵查與訴訟是一場「競賽」，代表國家的檢察官自始就居於優勢，因為他擁有 搜索、調查、調閱（包括政府與民間資料、當事人隱私資料）、監聽、限制出境等手段； 相反地，嫌疑人或被告，除了花錢請律師辯護外，幾乎沒有什麼力量與之抗衡。更甚者， 檢察官任意指控，完全不負舉證責任，被告還得找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司法制度應有的「遊戲規則」嗎？我不相信！然而，這確實存在於所謂 的民主化台灣社會中！ 假如，這場競賽要趨於公平，檢察官的「權力」應受節制，檢察官的辦案「能力」該被提 昇，而不是檢察官躲在制度的優勢裡來掩飾其無能與濫權。 現行的羈押制度，只會讓檢察官便宜行事，嫌疑人卻因此喪失自由，被剝奪為自己尋找有 利證據的機會，羈押變成對他們的另類刑求與逼供。 在此，我以切身慘痛經驗鄭重要求：「立即停止『濫權』羈押。」今後，除了「危害自己 或他人安全之虞」外，不得以「串供」或「湮滅證據」等理由，羈押任何人。 同時，在法院判決之前，所有人都是無罪認定，且應受人權保障與合理對待；檢察官要指 控他人犯罪應負舉證責任；法院本於證據裁判主義，唯有在強而有力的證據下才可定人於 罪。 （作者為前國科會副主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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