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share 看板] 作者: NDHUhistory (東華歷史) 看板: share 標題: [文章] 中國商人的精神 時間: Sat Apr 7 17:29:53 2007 余英時，《中國近世倫理與商人精神》第三節 http://www.wretch.cc/blog/NDHUhistory&article_id=4870786 明中期後的儒者，已能夠大方的談論「治生」問題，而不認為「治生」與「讀書」有衝突 。「四民」的順序，也變成「士、商、農、工」，而且「士商」屬於同一等級，「農工」 的地位已是最底層。商人也需有教育基礎，故商人都接受儒家倫理。而且商人重視實務的 學風，也反過來影響儒學，促成「經世致用」之學的興起。 明中後期到清初的儒者，如全祖望、錢大昕、陳確、沈垚等，都肯定「學者當以治生為先 務」，又認為「治生」反而有助於「為學」，若經濟基礎不穩固，不免受人控制，就無法 顧及學問氣節了；而且照顧他人也是重要的學問，非講求「治生」不可。這是因為明代以 後，產業結構轉變，已無門第世家，要成為士大夫，必須先經過數代家產的累積，才能有 餘力供養子孫讀書應試，因此學者已無法再迴避「治生」的議題。 明代以前，士大夫與其他階級隔絕，只看得起農夫，認為即使不能作官，躬耕田間也不失 高雅；而商人則受到賤視，認為商人都是出身於粗野的家庭，只憑不軌的手段竊取一時利 潤。但明代以後，商人的地位陡然提昇到與士人同級，過去務農往往是儒者的退路，但現 在經商才是士人的退路，甚至很多人只願意為商，已不屑為儒了，農工被遠遠拋到下層， 已不再被士大夫瞧得起。 從「士農、工商」轉變成「士商、農工」的原因有三：一是明以後士大夫本身就多出於商 人或資產家庭，自然不會再看不起商人。二是由於明代全國性貿易的發達，商人在整體經 濟中的重要性大為增加，而不像以前的商人只在小範圍內獲利，所以明代以後的商人可以 正當的擺脫掉「奸商」的污名。三是明中期以後人口增加，科舉名額卻不變，造成士人升 官的機率變低，不得不以商業來立身。 因應新「四民」論，儒者或商人本身，都重新調整了價值觀，王陽明說「四民異業而同道 ，其盡心焉一也。」認為不論從事何種行業，只要盡自己的責任，都合於道，肯定了商人 的存在必要性與社會地位。出身新安商人的汪道昆，則說「良賈何負閎儒」，認為儒者與 商人本質上無區別，隨時可互換，只是名目上暫時的不同。 明代的商業事務日漸繁瑣，需要受過教育的人才能從事，因此商人階級對於儒學的吸收毫 無障礙，對於當時流行的心學與禪學也熱切的接受，甚至當時在經營上受到稱讚的商人， 很多都是服膺儒家的倫理，努力收集經史格言，作為商業管理的準則。 而商人因實務需要，需要精確了解數學、地理、交通等實際問題，不能滿足於心性玄理的 探求，故明中期後，出現了大批的「商業書」，專門探討實務問題。所以商人與儒者的匯 流，促成明末儒學從性理問題中解放，而轉入「經世致用」之學與清初的考據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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