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share 看板] 作者: NDHUhistory (东华历史) 看板: share 标题: [文章] 中国商人的精神 时间: Sat Apr 7 17:29:53 2007 余英时，《中国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第三节 http://www.wretch.cc/blog/NDHUhistory&article_id=4870786 明中期後的儒者，已能够大方的谈论「治生」问题，而不认为「治生」与「读书」有冲突 。「四民」的顺序，也变成「士、商、农、工」，而且「士商」属於同一等级，「农工」 的地位已是最底层。商人也需有教育基础，故商人都接受儒家伦理。而且商人重视实务的 学风，也反过来影响儒学，促成「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 明中後期到清初的儒者，如全祖望、钱大昕、陈确、沈垚等，都肯定「学者当以治生为先 务」，又认为「治生」反而有助於「为学」，若经济基础不稳固，不免受人控制，就无法 顾及学问气节了；而且照顾他人也是重要的学问，非讲求「治生」不可。这是因为明代以 後，产业结构转变，已无门第世家，要成为士大夫，必须先经过数代家产的累积，才能有 余力供养子孙读书应试，因此学者已无法再回避「治生」的议题。 明代以前，士大夫与其他阶级隔绝，只看得起农夫，认为即使不能作官，躬耕田间也不失 高雅；而商人则受到贱视，认为商人都是出身於粗野的家庭，只凭不轨的手段窃取一时利 润。但明代以後，商人的地位陡然提昇到与士人同级，过去务农往往是儒者的退路，但现 在经商才是士人的退路，甚至很多人只愿意为商，已不屑为儒了，农工被远远抛到下层， 已不再被士大夫瞧得起。 从「士农、工商」转变成「士商、农工」的原因有三：一是明以後士大夫本身就多出於商 人或资产家庭，自然不会再看不起商人。二是由於明代全国性贸易的发达，商人在整体经 济中的重要性大为增加，而不像以前的商人只在小范围内获利，所以明代以後的商人可以 正当的摆脱掉「奸商」的污名。三是明中期以後人口增加，科举名额却不变，造成士人升 官的机率变低，不得不以商业来立身。 因应新「四民」论，儒者或商人本身，都重新调整了价值观，王阳明说「四民异业而同道 ，其尽心焉一也。」认为不论从事何种行业，只要尽自己的责任，都合於道，肯定了商人 的存在必要性与社会地位。出身新安商人的汪道昆，则说「良贾何负闳儒」，认为儒者与 商人本质上无区别，随时可互换，只是名目上暂时的不同。 明代的商业事务日渐繁琐，需要受过教育的人才能从事，因此商人阶级对於儒学的吸收毫 无障碍，对於当时流行的心学与禅学也热切的接受，甚至当时在经营上受到称赞的商人， 很多都是服膺儒家的伦理，努力收集经史格言，作为商业管理的准则。 而商人因实务需要，需要精确了解数学、地理、交通等实际问题，不能满足於心性玄理的 探求，故明中期後，出现了大批的「商业书」，专门探讨实务问题。所以商人与儒者的汇 流，促成明末儒学从性理问题中解放，而转入「经世致用」之学与清初的考据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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