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NTUPP-86 看板] 作者: hussard ( ) 看板: NTUPP-86 標題: [轉錄] 我得了那個病 時間: Tue Apr 29 18:37:56 2003 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JOHNNY（廣州／實習醫生） 　(2003.04.29) SARS陰影籠罩全球，然而，除了染病者，世界上沒有人真的知道SARS的滋味。作者在年初染病，與SARS纏鬥兩個月，終於才死裡逃生。本文是他以親身經歷細說SARS病程，及中國大陸醫護實況。 後來他們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則稱它為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時，它還沒有名字。 二○○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歲，是醫科五年級生，再過半年，我即將畢業。現在在內科當實習生，日子其實滿寫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來的醫師生涯在向我招手。當醫師的感覺，應該說是集心智挑戰與物質安逸於一體的一種不錯的組合，我對每天所看到的新病例，總抱著新奇的興奮感提供服務並學習。 我頓然覺得冷，那種寒勁兒，似乎是打從內臟開始 一月二十六日，醫院裡來了一位發燒的肺炎病人，他在三十一號病床。不論我們給什麼抗生素，他仍高燒不退，終於在一月三十一日，我們決定把他轉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兩位病人後，主任要我隨救護車護送他轉診，因為他的呼吸功能並不穩定。 在救護車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陣連續咳嗽，都會咳出帶有血絲的濃痰。病人把痰吐在衛生紙上，咳完後，我急忙把氧罩為他罩好。就這麼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只有二十分鐘的車程，救護車裡已滿是沾有血絲濃痰的衛生紙。救護車司機在第二天就發燒生病，他在一個星期後過世，驗屍時所收的檢體後來成為北京病毒所的五個典型標本之一。聽說那天送完病人後，救護車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滿地的衛生紙撿起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沒警告他那些衛生紙的危險性。 二月一號到七號，是春節假期，醫院裡只有少數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輪我值班。二號下午，我回到內科病房作病歷紀錄。那天氣溫大約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在寫病歷時，我頓然覺得冷，而且愈來愈冷，那種寒勁兒，似乎是打從內臟開始。我覺得很不舒服，於是就回到宿舍坐在書桌上看書。沒多久，我開始冷得四肢發抖，就是加上毛衣仍沒幫助，後來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覺。 小小刺激，引發一陣長達數分鐘的連環性咳 「肯定要發燒了。」我想。於是就試著要躺到床上去，從書桌到床邊，僅只兩步路，但我卻覺得渾身無力，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覺。那天我除了起來拉了兩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窩裡。我的同寢室室友回來了一下就走了。我請假，但沒告訴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號早上，我到急診室去，他們給了我一些退燒藥。吃了後，燒有點退。但下午我的燒又復發，於是我再次回到急診室，這次他們給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沒作任何住院的建議。最終，我就在宿舍裡的被窩再熬了兩天。沒與任何人聯繫，也沒任何人來看我。我想起醫院上個月收了兩例非常嚴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則沒救成功。我們都很清楚，那位來自河源的病例，在轉診之前，已感染了數位河源的醫生與護士，但我們並沒多談此事。 兩天後，我開始咳嗽，那已經是我發燒後的第四天了，我終於接受了那個可能的事實。 我到主任辦公室，說：「我想我得了那個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好像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實他自己也已在發燒了。後來我才知道，那時醫院裡陸續已有多位教授，住院醫師，及另一同學發燒。 我被放在三十一號病床，雖然不情願，但他們告訴我院裡就只剩那張床了，本來是三人一間的隔離病房，現在只放一張床。因為前一位三十號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零零地一個人死在這張床上的念頭，卻時而出現在我腦海裡。 我入院時的胸部X光片顯示我的左右肺都有些陰影。我的體溫一直沒降，咳嗽也持續著，任何一個小小的刺激，都可引發一陣長達數分鐘的連環性咳嗽，主任來看我：「妳會沒事的。妳的胸部Ｘ光片沒有惡化。」 深呼吸時，那種吸不到空氣的感覺會更加 我知道他在騙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續惡化中，我已在夜間偷偷看過。但我體諒他的心意，這個病沒有特異性療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時會降到谷底。醫師們僅能提供支撐式療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統逐漸產生。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與運氣。 「我一定要努力撐下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我不斷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開始咳出帶有血絲的膠質濃痰，就像三十一床病人在救護車上咳出來的那一種。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時那種胸部無法擴充的沈重感，或許是那種吸不到空氣的感覺會更加強，都讓我覺得渾身不對勁。那種瀕臨窒息的片刻所引發的恐懼與焦慮，時時刻刻圍繞著我。後來，我的每一個心跳都會有一陣胸痛。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直到後來任何肢體的動作，都會讓我喘不過氣來，我變得非常虛弱。但是，我的腦袋一直很清醒。我盡量保持靜止不動，我知道我要很努力地活每一分鐘。 十一號那天，我聽到主任說要把幾位較嚴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們是處理呼吸疾病的專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這麼期盼著。 他們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時，我已經非常虛弱。安頓下來後，陳院長來看我，他的聲音冷靜而沈著：「你放心，我們會照顧你。」我只能點頭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會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個病。我至少可以做得和她一樣好，我的年紀是她的一半。 話給我的母親：「我可能就要死了......」 在初五，我終於打電話給我的母親：「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難過，當醫生這行，就是這樣嘛。」我可以聽見她在電話線的另一端哭泣。我可以想像：她開始去張羅火車票，坐飛機並不在她的考慮範圍內，因為她從沒做過飛機。但要與春節返回廣州的工人潮競爭一張火車票，應該會像是一場戰爭。 我的母親終於在十二日號來到了廣州，也就是我進入呼研所的第二天來醫院看我。她說：「你一定要堅強，撐下去。」在層層防護的衣帽與口罩內，她默默地落淚了。 在未來的兩個星期，我的生命與類固醇、加壓氧氣、母親的關愛、我自己生存的毅力、還有我對呼研所醫師的信心、都是環環相扣的。我在三月初離開醫院，又回到了學校宿舍。經過兩週的閉關，我又出現在病房裡，看病值班。 「活著真好。」 「生命真是可貴。」 這些不請自來的念頭，會在我腦裡出現。但有時我也會想到那些消失的護工，他們大都來自貧窮的農村，每天以個百元的工資，二十四小時幫忙看護病人。 在「那個病」盛行時，他們也跟著醫護人員一樣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們一生病，就從醫院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因為他們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沒人過問他們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統計資料中，病人的職業別不會出現有「護工」這兩個字。 （本文係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何美鄉，以台灣公衛醫生身分訪視北京與廣東，所採集的一個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實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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