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PP-86 看板] 作者: hussard ( ) 看板: NTUPP-86 标题: [转录] 我得了那个病 时间: Tue Apr 29 18:37:56 2003 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JOHNNY（广州／实习医生） 　(2003.04.29) SARS阴影笼罩全球，然而，除了染病者，世界上没有人真的知道SARS的滋味。作者在年初染病，与SARS缠斗两个月，终於才死里逃生。本文是他以亲身经历细说SARS病程，及中国大陆医护实况。 後来他们把它叫非典型肺炎，而全世界则称它为严重急性呼吸症候群，或SARS。但那时，它还没有名字。 二○○三年的一月，我二十三岁，是医科五年级生，再过半年，我即将毕业。现在在内科当实习生，日子其实满写意的，我可以感受到迎我而来的医师生涯在向我招手。当医师的感觉，应该说是集心智挑战与物质安逸於一体的一种不错的组合，我对每天所看到的新病例，总抱着新奇的兴奋感提供服务并学习。 我顿然觉得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 一月二十六日，医院里来了一位发烧的肺炎病人，他在三十一号病床。不论我们给什麽抗生素，他仍高烧不退，终於在一月三十一日，我们决定把他转到附二院的感染科病房。那天我值班，早上收了两位病人後，主任要我随救护车护送他转诊，因为他的呼吸功能并不稳定。 在救护车上，病人咳嗽不已，每一阵连续咳嗽，都会咳出带有血丝的浓痰。病人把痰吐在卫生纸上，咳完後，我急忙把氧罩为他罩好。就这麽反反覆覆地，咳嗽、戴好氧罩，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救护车里已满是沾有血丝浓痰的卫生纸。救护车司机在第二天就发烧生病，他在一个星期後过世，验屍时所收的检体後来成为北京病毒所的五个典型标本之一。听说那天送完病人後，救护车是他清的，他用手把满地的卫生纸捡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麽当时没警告他那些卫生纸的危险性。 二月一号到七号，是春节假期，医院里只有少数人值班。我家在外省，今年轮我值班。二号下午，我回到内科病房作病历纪录。那天气温大约十度左右，我多加了件毛衣。在写病历时，我顿然觉得冷，而且愈来愈冷，那种寒劲儿，似乎是打从内脏开始。我觉得很不舒服，於是就回到宿舍坐在书桌上看书。没多久，我开始冷得四肢发抖，就是加上毛衣仍没帮助，後来我抖得甚至有肌肉抽筋的感觉。 小小刺激，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 「肯定要发烧了。」我想。於是就试着要躺到床上去，从书桌到床边，仅只两步路，但我却觉得浑身无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仍有走不到的感觉。那天我除了起来拉了两次肚子外，就一直包在被窝里。我的同寝室室友回来了一下就走了。我请假，但没告诉任何人我生病了。 三号早上，我到急诊室去，他们给了我一些退烧药。吃了後，烧有点退。但下午我的烧又复发，於是我再次回到急诊室，这次他们给我一些抗生素，但仍没作任何住院的建议。最终，我就在宿舍里的被窝再熬了两天。没与任何人联系，也没任何人来看我。我想起医院上个月收了两例非常严重的肺炎病人，一例救活了，另一例则没救成功。我们都很清楚，那位来自河源的病例，在转诊之前，已感染了数位河源的医生与护士，但我们并没多谈此事。 两天後，我开始咳嗽，那已经是我发烧後的第四天了，我终於接受了那个可能的事实。 我到主任办公室，说：「我想我得了那个病。」 「那你就住院吧！」 主任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其实他自己也已在发烧了。後来我才知道，那时医院里陆续已有多位教授，住院医师，及另一同学发烧。 我被放在三十一号病床，虽然不情愿，但他们告诉我院里就只剩那张床了，本来是三人一间的隔离病房，现在只放一张床。因为前一位三十号病床的病人也受到感染了。我刻意不去思考死亡，但可能孤零零地一个人死在这张床上的念头，却时而出现在我脑海里。 我入院时的胸部X光片显示我的左右肺都有些阴影。我的体温一直没降，咳嗽也持续着，任何一个小小的刺激，都可引发一阵长达数分钟的连环性咳嗽，主任来看我：「你会没事的。你的胸部Ｘ光片没有恶化。」 深呼吸时，那种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会更加 我知道他在骗我。我的X光片正在持续恶化中，我已在夜间偷偷看过。但我体谅他的心意，这个病没有特异性疗法，病人的肺功能在第二至第三星期时会降到谷底。医师们仅能提供支撑式疗法，等病人的免疫系统逐渐产生。这一切都需要靠病人自己的毅力与运气。 「我一定要努力撑下去，能撑多久就撑多久。」我不断提醒我自己。 在第七天，我开始咳出带有血丝的胶质浓痰，就像三十一床病人在救护车上咳出来的那一种。我不敢深呼吸，深呼吸时那种胸部无法扩充的沈重感，或许是那种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会更加强，都让我觉得浑身不对劲。那种濒临窒息的片刻所引发的恐惧与焦虑，时时刻刻围绕着我。後来，我的每一个心跳都会有一阵胸痛。这样的情况继续恶化，直到後来任何肢体的动作，都会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变得非常虚弱。但是，我的脑袋一直很清醒。我尽量保持静止不动，我知道我要很努力地活每一分钟。 十一号那天，我听到主任说要把几位较严重的病人送到呼吸研究所，他们是处理呼吸疾病的专家。「希望我就是其中之一。」我这麽期盼着。 他们把我抬到呼研所的床上时，我已经非常虚弱。安顿下来後，陈院长来看我，他的声音冷静而沈着：「你放心，我们会照顾你。」我只能点头同意。但在那一刻我知道，我会活下去。隔壁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就要出院了，她也得了那个病。我至少可以做得和她一样好，我的年纪是她的一半。 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 在初五，我终於打电话给我的母亲：「我可能就要死了，你不要难过，当医生这行，就是这样嘛。」我可以听见她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哭泣。我可以想像：她开始去张罗火车票，坐飞机并不在她的考虑范围内，因为她从没做过飞机。但要与春节返回广州的工人潮竞争一张火车票，应该会像是一场战争。 我的母亲终於在十二日号来到了广州，也就是我进入呼研所的第二天来医院看我。她说：「你一定要坚强，撑下去。」在层层防护的衣帽与口罩内，她默默地落泪了。 在未来的两个星期，我的生命与类固醇、加压氧气、母亲的关爱、我自己生存的毅力、还有我对呼研所医师的信心、都是环环相扣的。我在三月初离开医院，又回到了学校宿舍。经过两周的闭关，我又出现在病房里，看病值班。 「活着真好。」 「生命真是可贵。」 这些不请自来的念头，会在我脑里出现。但有时我也会想到那些消失的护工，他们大都来自贫穷的农村，每天以个百元的工资，二十四小时帮忙看护病人。 在「那个病」盛行时，他们也跟着医护人员一样受到感染而生病。但只要他们一生病，就从医院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们不能工作，也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没人过问他们的下落，在官方的非典型肺炎统计资料中，病人的职业别不会出现有「护工」这两个字。 （本文系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何美乡，以台湾公卫医生身分访视北京与广东，所采集的一个医护人员感染SARS的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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