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https://www.facebook.com/whatevenyou ____________ 人類在精神發展的過程中，常會面臨到許多怪異、衝突， 我們將其稱之為弔詭。它在邏輯上往往無法被正確推論， 卻可能是違背直覺的正確結論， 比方說， 商鞅作法，為了救國，最後自斃 始皇築城，因其大私，卻成就了文明的大功 比方說， 我們渴望參與政治，最後竟發明了代議制度 而代議制度往往反過身來，逼得我們親身參與政治 比方說， 法律的制定來自於人類社會對於自身生活的期待以及需要 而人類有時會反過身來，因為自身生活的期待及需要推翻法律 2011年八月的倫敦暴動〈我更喜歡倫敦之炎這個說法〉， 或許可作為我們思考的取材： 警察誤槍殺一位29歲男性黑人， 引起長達八到十天的倫敦城內青年暴動。 事件的起源只是引信，在暴行的背後， 年輕人表現的是對環境的不安及不滿。 警察在未有合理理由的狀況下槍殺黑人是否意味著公權力的高度高漲？ 黑人以非法持有槍枝之嫌遭逮捕， 事後卻未被任何情治單位證實其犯法的證據， 是否意味著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及公權力的異化？ 眾多年輕人加入這場原定調為要求真相的和平抗爭， 在燒燃兩台警車後，行動如烽火蔓衍於英國各大城市， 伯明罕、曼徹斯特等大城市無一倖免， 年輕人們以石塊丟擲商店，入內行搶； 以汽油彈丟擲警方，激化衝突； 隨地點火、佔領機構， 許多人說這是二次大戰景象重現，要求公權力應以更高的強度平定之。 但警方無能為力，年輕人以黑莓機、推特、短信等雲端方式， 活化每個以個人為主的小端點連結度， 進而推進整起事件蔓延的速度及幅度， 待當正於義大利休假的首相提前歸國， 所有我們心目中想像過的有為青年 〈其中不乏研究生、助理教授、工程師、醫師、 律師、各個階層、各色人種的有薪階級〉， 早已犯下了八天之前，他們從未想過的任何衝動性犯行。 有趣的是，在詢問這些年輕人其動機時， 與事件源頭的黑人之死往往毫無關聯， 他們為高失業率而戰， 為經濟低檔而戰， 為階級不流動而戰， 為貧富差距及公權力的不透明而戰， 他們把這場行動自行加冕了許多關乎自身的動機， 行為本身的真正目的，是對不公平現象的排斥與抵禦， 而29歲黑人青年之死是個真正的星星之火， 點燃了年輕人對這個國家欲燎原的全面性憤怒。 卡麥隆首相下令「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恢復秩序後， 倫敦的街道又慢慢回復她一貫的優雅與靜謐， 彷彿沒有任何憤怒來過，沒有任何血淚流過， 人們依舊晨起上班，下班覓食， 只有在地鐵進站時轟隆的聲響， 稍稍能蓋過騷動靈魂所發出的密語， 所有行動中曾經共振的靈魂， 又成為各個不同端點的小分子， 在社會的間隙中流動。 擁有話語權的當局對這些年輕人下了「缺乏教養」的評語， 警察總長史蒂芬森認為年輕人正用任何「可恥的方式」作亂； 當英國國會宣布通過，將大學學費3290英鎊的上限， 鬆綁至9000英鎊，以解決紓解國家財政困境時， 國會議員們大概萬萬沒有想到， 會有這麼一天， 他們以國家資源傾注且報予期待的有為青年， 有一天會出現在暴動的遊行中， 咬字清楚的說出 「我們和平示威， 但國會平靜地把我們徹底出賣。 只有暴力， 才足以震醒那些自以為是的上流人士。」 好熟悉的感覺？ 當二十五萬人因洪仲丘走上街頭， 執政者仍以為人民的作為是出於人道的憐憫 ，卻無法理解人民的情緒來自於對公權力早已偏離了人民的公共意志， 過度集中並衍伸出的傲慢與謀私。 當陳為廷進立法院備詢，為反媒體壟斷陳述己見， 部分媒體仍以「學生怎麼可以質詢教育部長」的悖倫行為， 讓事件於「禮不禮貌」這個行為的各自表述中轟然落幕， 全然忘了事件的起源來自於旺中集團， 欲以強大的資本實力， 綁架社會第四權的運作空間 〈儘管很多第四權早已自我貶逐於應有的超然高度之外〉 當我們為了抗漲學費、食安法條、都市更新、 多元成家、基本工資、公投廢核等議題上街抗爭的時候， 執政者視之以週期性的民眾宣洩。 這當然是民眾宣洩， 但其後動機絕非因單一事件或單一議題而生， 在我們對教育商品化、 食管條例落後、 遷徙居住權與公共建設發展中的社會正義拿捏、 人權保障、 就業保障、 環境保育與社會經濟開發中的輕重比例拿捏，這些擔憂之外， 我們在對這個世界拋出一條重要訊息：信任危機。 我們對英雄色彩濃厚的政治人物已無興趣， 對國家政府的功能已經失去信心， 取而代之的是對代議制度失靈的反思， 和公共意識的最大可能落實方式。 這些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或者，問題出現的本身， 就是對給這個時代的一個答案， 我的意思是說，服貿只是一個表淺的議題， 背後所代表的是民意的不完全，和弱勢者的無能為力。 而我們能夠做的， 是不是進一步的去改善體制， 已達人民意識的最大可能呈現度？ 〈如公投？如創制、複決權的具體措施〉 是不是在公共福利的場域中，我們能進一步的規劃細部的差異及幫助？ 當然，以上論述皆建立在國家機器運轉功能一切健全的狀態下而行， 但服貿議題所點出的，卻可能是更高層次的擔憂： 代議制度失靈的同時， 意味著國家機器的失靈， 而國家機器的失靈， 來自於全球化的無障礙時代來臨。 國家的界線變得模糊， 種族、語言與地理疆域不再是一個國家的界定標準， 取而代之的是富可敵國的企業與資本家， 儘管這個世紀以來的各種現象不斷明白的點出此一事實： 裁定個人競爭力的標準是財富， 而財富的固有者以超乎想像的怪獸之態， 於不同的經濟領域伸出它的觸角， 掌管更多的財富，更多的可能。 教育已經無法保障階級的流動， 所有的受教者無論學歷高低， 在國際化的時代，一律以受薪階級的姿態出現， 受薪階級漸漸成為薪貧階級， 過往的工作貧窮專指未受到一定教育的貧窮人士， 現在卻無論教育程度的高低， 薪貧成為無差別狀態。 國家與國家的界線唯一指標來自於資金， 界定人與人差別的標準來自於企業的分別， 電影鐘點戰中的社會不再遙遠， 人生而為人的價值可全然被量化、物化、價格化。 或許，倫敦青年與台灣青年的真正未明朗擔憂來自於此。 而行筆至此，我想起一九八四。 我從來不過度膜拜任何老牌民主國家，或是專業民主國家。 民主是很脆弱的，民主是會退步的， 民主在不同的社會體系中有不一樣的運轉方式， 而無從比較也無須比較， 我們可以反覆的修正， 也必須反覆且不厭煩的修正，以符合當下的社會需求。 在修正或修復的過程中， 大幅度或非理性的動盪可視為人體的發燒， 我們會在這個療程中更了解自己國家的體質並修正之， 但絕非如現在的執政當局， 只純粹熬過這個痛苦的病發期， 而不對自己的國家做進一步的瞭解療癒， 並只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全身痛就燒香拜拜，喝符仔水的表淺行動。 歷史是流動的狀態， 並平均地施力於我們每一個人之上， 無差別地沖刷我們短暫的生命， 台灣的未來依舊是未定之天， 但我們試圖在時間洪流中打上樁，立下釘， 寫就台灣的其中一章。 當然我的正義未必與你相同， 比如說，這次學運的運作，幾乎被我視為是一臨時政府的設建， 其中所表現的動員力、科技力、人文精神及精神層次， 遠遠超乎握有所有權力的政府當局。 而你可能完全不認同我的說法，並選擇性失憶， 將這部分從此由你的記憶中刪除，形成留空的歷史欄位。 我尊重你的正義， 也尊重你書寫自己歷史的話語權， 就像330那天， 由青島東路繞回濟南路到台北車站， 一路上，先在中山南路聽見「島嶼天光」的歌聲， 在忠孝東路上，又聽見愛國陣線聯盟的「梅花梅花滿天下」， 以及在台北火車站前，發著反反服貿的白色康乃馨成員。 這樣的台北，好美。 在這座島嶼上，擁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吵吵鬧鬧，島嶼卻不曾因此而湮沒於太平洋中， 她以女體之姿，斜臥於23.5的緯度中， 秀髮蓬鬆，四肢垂放，眉目有笑， 她的名字叫台灣。 我願在這座島嶼上，因不同立場的正義而戰， 不願在另一塊大陸上，為消失的正義而戰。 三月的台北街頭走過，我閉上眼，看見白鴿飛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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