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https://www.facebook.com/whatevenyou ____________ 人类在精神发展的过程中，常会面临到许多怪异、冲突， 我们将其称之为吊诡。它在逻辑上往往无法被正确推论， 却可能是违背直觉的正确结论， 比方说， 商鞅作法，为了救国，最後自毙 始皇筑城，因其大私，却成就了文明的大功 比方说， 我们渴望参与政治，最後竟发明了代议制度 而代议制度往往反过身来，逼得我们亲身参与政治 比方说， 法律的制定来自於人类社会对於自身生活的期待以及需要 而人类有时会反过身来，因为自身生活的期待及需要推翻法律 2011年八月的伦敦暴动〈我更喜欢伦敦之炎这个说法〉， 或许可作为我们思考的取材： 警察误枪杀一位29岁男性黑人， 引起长达八到十天的伦敦城内青年暴动。 事件的起源只是引信，在暴行的背後， 年轻人表现的是对环境的不安及不满。 警察在未有合理理由的状况下枪杀黑人是否意味着公权力的高度高涨？ 黑人以非法持有枪枝之嫌遭逮捕， 事後却未被任何情治单位证实其犯法的证据， 是否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傲慢及公权力的异化？ 众多年轻人加入这场原定调为要求真相的和平抗争， 在烧燃两台警车後，行动如烽火蔓衍於英国各大城市， 伯明罕、曼彻斯特等大城市无一幸免， 年轻人们以石块丢掷商店，入内行抢； 以汽油弹丢掷警方，激化冲突； 随地点火、占领机构， 许多人说这是二次大战景象重现，要求公权力应以更高的强度平定之。 但警方无能为力，年轻人以黑莓机、推特、短信等云端方式， 活化每个以个人为主的小端点连结度， 进而推进整起事件蔓延的速度及幅度， 待当正於义大利休假的首相提前归国， 所有我们心目中想像过的有为青年 〈其中不乏研究生、助理教授、工程师、医师、 律师、各个阶层、各色人种的有薪阶级〉， 早已犯下了八天之前，他们从未想过的任何冲动性犯行。 有趣的是，在询问这些年轻人其动机时， 与事件源头的黑人之死往往毫无关联， 他们为高失业率而战， 为经济低档而战， 为阶级不流动而战， 为贫富差距及公权力的不透明而战， 他们把这场行动自行加冕了许多关乎自身的动机， 行为本身的真正目的，是对不公平现象的排斥与抵御， 而29岁黑人青年之死是个真正的星星之火， 点燃了年轻人对这个国家欲燎原的全面性愤怒。 卡麦隆首相下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恢复秩序後， 伦敦的街道又慢慢回复她一贯的优雅与静谧， 彷佛没有任何愤怒来过，没有任何血泪流过， 人们依旧晨起上班，下班觅食， 只有在地铁进站时轰隆的声响， 稍稍能盖过骚动灵魂所发出的密语， 所有行动中曾经共振的灵魂， 又成为各个不同端点的小分子， 在社会的间隙中流动。 拥有话语权的当局对这些年轻人下了「缺乏教养」的评语， 警察总长史蒂芬森认为年轻人正用任何「可耻的方式」作乱； 当英国国会宣布通过，将大学学费3290英镑的上限， 松绑至9000英镑，以解决纾解国家财政困境时， 国会议员们大概万万没有想到， 会有这麽一天， 他们以国家资源倾注且报予期待的有为青年， 有一天会出现在暴动的游行中， 咬字清楚的说出 「我们和平示威， 但国会平静地把我们彻底出卖。 只有暴力， 才足以震醒那些自以为是的上流人士。」 好熟悉的感觉？ 当二十五万人因洪仲丘走上街头， 执政者仍以为人民的作为是出於人道的怜悯 ，却无法理解人民的情绪来自於对公权力早已偏离了人民的公共意志， 过度集中并衍伸出的傲慢与谋私。 当陈为廷进立法院备询，为反媒体垄断陈述己见， 部分媒体仍以「学生怎麽可以质询教育部长」的悖伦行为， 让事件於「礼不礼貌」这个行为的各自表述中轰然落幕， 全然忘了事件的起源来自於旺中集团， 欲以强大的资本实力， 绑架社会第四权的运作空间 〈尽管很多第四权早已自我贬逐於应有的超然高度之外〉 当我们为了抗涨学费、食安法条、都市更新、 多元成家、基本工资、公投废核等议题上街抗争的时候， 执政者视之以周期性的民众宣泄。 这当然是民众宣泄， 但其後动机绝非因单一事件或单一议题而生， 在我们对教育商品化、 食管条例落後、 迁徙居住权与公共建设发展中的社会正义拿捏、 人权保障、 就业保障、 环境保育与社会经济开发中的轻重比例拿捏，这些担忧之外， 我们在对这个世界抛出一条重要讯息：信任危机。 我们对英雄色彩浓厚的政治人物已无兴趣， 对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失去信心， 取而代之的是对代议制度失灵的反思， 和公共意识的最大可能落实方式。 这些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或者，问题出现的本身， 就是对给这个时代的一个答案， 我的意思是说，服贸只是一个表浅的议题， 背後所代表的是民意的不完全，和弱势者的无能为力。 而我们能够做的， 是不是进一步的去改善体制， 已达人民意识的最大可能呈现度？ 〈如公投？如创制、复决权的具体措施〉 是不是在公共福利的场域中，我们能进一步的规划细部的差异及帮助？ 当然，以上论述皆建立在国家机器运转功能一切健全的状态下而行， 但服贸议题所点出的，却可能是更高层次的担忧： 代议制度失灵的同时， 意味着国家机器的失灵， 而国家机器的失灵， 来自於全球化的无障碍时代来临。 国家的界线变得模糊， 种族、语言与地理疆域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界定标准， 取而代之的是富可敌国的企业与资本家， 尽管这个世纪以来的各种现象不断明白的点出此一事实： 裁定个人竞争力的标准是财富， 而财富的固有者以超乎想像的怪兽之态， 於不同的经济领域伸出它的触角， 掌管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可能。 教育已经无法保障阶级的流动， 所有的受教者无论学历高低， 在国际化的时代，一律以受薪阶级的姿态出现， 受薪阶级渐渐成为薪贫阶级， 过往的工作贫穷专指未受到一定教育的贫穷人士， 现在却无论教育程度的高低， 薪贫成为无差别状态。 国家与国家的界线唯一指标来自於资金， 界定人与人差别的标准来自於企业的分别， 电影钟点战中的社会不再遥远， 人生而为人的价值可全然被量化、物化、价格化。 或许，伦敦青年与台湾青年的真正未明朗担忧来自於此。 而行笔至此，我想起一九八四。 我从来不过度膜拜任何老牌民主国家，或是专业民主国家。 民主是很脆弱的，民主是会退步的， 民主在不同的社会体系中有不一样的运转方式， 而无从比较也无须比较， 我们可以反覆的修正， 也必须反覆且不厌烦的修正，以符合当下的社会需求。 在修正或修复的过程中， 大幅度或非理性的动荡可视为人体的发烧， 我们会在这个疗程中更了解自己国家的体质并修正之， 但绝非如现在的执政当局， 只纯粹熬过这个痛苦的病发期， 而不对自己的国家做进一步的了解疗癒， 并只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全身痛就烧香拜拜，喝符仔水的表浅行动。 历史是流动的状态， 并平均地施力於我们每一个人之上， 无差别地冲刷我们短暂的生命， 台湾的未来依旧是未定之天， 但我们试图在时间洪流中打上桩，立下钉， 写就台湾的其中一章。 当然我的正义未必与你相同， 比如说，这次学运的运作，几乎被我视为是一临时政府的设建， 其中所表现的动员力、科技力、人文精神及精神层次， 远远超乎握有所有权力的政府当局。 而你可能完全不认同我的说法，并选择性失忆， 将这部分从此由你的记忆中删除，形成留空的历史栏位。 我尊重你的正义， 也尊重你书写自己历史的话语权， 就像330那天， 由青岛东路绕回济南路到台北车站， 一路上，先在中山南路听见「岛屿天光」的歌声， 在忠孝东路上，又听见爱国阵线联盟的「梅花梅花满天下」， 以及在台北火车站前，发着反反服贸的白色康乃馨成员。 这样的台北，好美。 在这座岛屿上，拥有不同的声音， 我们吵吵闹闹，岛屿却不曾因此而湮没於太平洋中， 她以女体之姿，斜卧於23.5的纬度中， 秀发蓬松，四肢垂放，眉目有笑， 她的名字叫台湾。 我愿在这座岛屿上，因不同立场的正义而战， 不愿在另一块大陆上，为消失的正义而战。 三月的台北街头走过，我闭上眼，看见白鸽飞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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