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ugs.blogs.com/audrey/2013/12/networks-of-outrage-and-hope-2.html (這是 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的節譯， http://goo.gl/NOnYle 作者是 Manuel Castells。) 單靠壓迫的體制難以維繫， 折磨肉體永遠不如塑造思想有效。 如果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 都與政府制度和法規所賦予的價值觀和規範背道而馳， 那麼體制終究會改變， 雖然改變後的體制不一定能履行社運者的理想。 因此， 權力鬥爭的根本， 在於人們如何在自己心中創造意義。 人類主要透過與自然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來創造意義， 將大腦神經網絡、自然環境網絡、社交網絡連結起來。 要創造網絡連結， 主要是靠溝通， 也就是交流資訊、共享意義的過程。 從整個社會的層次來說， 意義創造的主要來源， 是社會化交流的過程。 社交溝通存在於超越人際溝通的公共領域裡。 通訊技術在數位時代的持續轉型， 已經把通訊媒體的覆蓋範圍以網路化的形式， 擴展至社會生活中的各個層面。 這種領域上的擴展同時及於全球和本地， 既能普遍適用， 也能為特定目的而不斷重新訂製。 意義建構的過程可謂千變萬化。 然而， 所有象徵符號的建構過程， 都有個共通的特點： 它們很大程度上， 都依賴於多媒體通訊網絡上所創建、格式化和擴散的訊息與框架。 雖然每個人的心靈對溝通材料都有各自不同的解讀， 從而構建出屬於自己的意義， 但這個精神系統上的處理過程， 是由溝通環境條件所調控的。 因此， 溝通環境的改變， 除了會直接影響意義建構的形式， 更會影響權力關係的產生。 近年來， 在溝通領域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是我稱為大眾自行傳播的興起—— 也就是利用網際網路及無線網路， 作為數位通訊的平台。 稱之為大眾傳播， 是因為它處理的是群眾之間的訊息傳遞， 可能牽涉到多組接收者， 並連接到無止盡的網絡， 把數位資訊傳遞到周邊地區與世界各地。 此外， 它也可稱為自行傳播， 因為訊息的產生是由發送者自己決定， 接收者也是由發送者指定。 要從通訊網路取得哪些訊息， 則是由接收者自行選擇。 大眾自行傳播是建基於互動溝通的橫向網絡， 政府或公司很難完全控制。 此外， 數位通訊以多種模式同時並行， 並且隨時可引述全球超文本上的資訊； 交流者可以根據溝通的特定目的， 把這些內容重新混搭使用。 大眾自行傳播提供了獨立於社會體制的技術平台， 為致力於社會溝通的個人與團體建立自主權。 這就是政府害怕網際網路的原因， 也令企業對它又愛又恨： 他們試圖從中牟利， 又同時想要縮限其釋放自由的潛力 （例如對檔案共享的箝制， 或是對開源網絡的限制等等）。 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 我稱之為網絡社會。 其中的權力是多維度的， 在各個人類活動領域的網絡裡， 根據當權者的利益和價值而分佈。 這些權力網絡， 影響人類心靈的主要（但不是唯一）方式， 就是通過大眾傳播的多媒體網絡， 來行使自己擁有的權力。 因此， 溝通網絡是產生權力的決定性來源。 各個人類活動領域中的權力網絡彼此都有關聯， 例如全球金融網絡和全球多媒體網絡兩者， 便緊密相連在一起， 成為擁有非凡權力的元網絡。 然而， 它並未掌握所有的權力， 因為金融與媒體的元網絡本身， 就要依賴其它主要網絡， 如政治網絡、文化產業網絡 （其中包括各類文物， 而不僅是通訊產物）、軍事／保安網絡、全球犯罪網絡， 以及由科學、技術、知識管理產業和應用組成的， 徹底全球化的網絡。 雖然這些網絡不會合併， 但它們會建立起戰略性的伙伴與競爭關係， 為實現具體專案而創建新的特設網絡。 它們之間有一項共同的利益： 透過主要為他們利益和價值服務的政治制度， 來掌控界定社會規則和常模的能力。 因此， 國家與政治制度周邊的權力網絡， 確實在整個權力網絡建構中， 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 國家的協調和監管職能， 首要之務是確保系統的穩定， 以及各個網絡中權力關係的再生產。 例如在 2008 年金融市場崩潰時， 各地政府都被要求提出救助。 除此之外， 各個社會領域中的權力行使， 也必須通過國家體制， 才能在不得已的最後關頭取得國家專有的暴力。 因此， 雖然權力所依附的意義建構要靠通訊網絡來傳播， 但國家是確保所有其他網絡可以正常運作的預設網絡。 各個權力網絡要如何互相聯繫， 同時又能保留各自的影響範圍呢？ 我認為這要靠網絡社會中權力建構的基本機制： 交換力。 所謂的交換力， 就是將兩個以上的網絡連接起來， 來讓它們於各自領域掌握更多權力的力量。 這樣說來， 在這個網絡社會裡， 擁有權力的人， 是人們生活中主要網絡 （政府、議會、軍隊和保安機構、金融、媒體、科學和技術機構）的編制者， 以及那些操作不同網絡之間連接的交換者 （例如跨足政治的媒體大亨、從金融界取得資源的政治精英、 受政治精英包庇的金融機構、跟金融機構關係千絲萬縷的媒體企業， 以及由大企業資助的學術機構等等）。 如果權力依靠網絡的編制與切換來運作， 那麼反權力者， 就要通過重新編制網絡， 讓它們建基於別的利益和價值之上， 並且拆解現行主導的交換模式、在抵抗者網絡與各社運網絡間建立新的交換連結， 才能達成改變固有權力關係的目的。 社會變革的參與者， 可以利用相應於網絡社會中權力運作的形式與過程， 來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 通過生產大眾媒體訊息， 並發展橫向溝通的自主獨立網絡， 資訊時代的公民可以運用他們的痛苦、恐懼、夢想和希望為材料， 為自己的生活編制出全新的程序。 他們通過分享自身的經驗， 來建立新的專案。 他們占據媒體、建立訊息， 顛覆了傳統的溝通模式。 他們把自己的願望連結成為網絡， 從而克服了孤獨絕望的無力感。 他們指認出現行的權力網絡， 因此可以與權力正面對抗。 在人類歷史進程中， 推行社會運動往往會產生全新的價值觀和目標。 社會制度為了彰顯這些價值觀而改變， 繼而為組織社會生活創造新的常模。 社會運動行使反權力的首要之務， 就在於建立不受體制權力影響的自主溝通。 由於大眾媒體大都由政府和媒體企業所掌控， 在網絡社會裡， 溝通交流的自主權， 通常都建立在網際網路和無線通訊的平台上。 在線上社交網絡裡， 人們可以不受拘束的商議及協調各類行動。 然而， 這只是社會運動與大眾溝通過程的一部分。 他們還需要在城市空間裡， 創造自由社區、建立公共空間。 由於憲政體制下的公共空間（也就是法定的審議空間） 被佔主導地位的精英和他們的網絡占據， 社會運動需要開拓出一個全新的公共空間， 這個空間不只限於網際網路， 而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能看見的平台。 關鍵在於， 這個由線上空間與城市空間共同組成的、全新的公共空間， 是為了自主交流而存在的。 溝通的自主權是社會運動的精髓， 因為有自主權的存在， 運動才得以形成， 社會運動也才能與社會大眾連結起來， 超越當權者對通訊權力的控制。 -- So we beat on, boats against the current, borne back ceaselessly into the past. 於是我們奮力前進，卻如同逆水行舟，註定要不停地回到過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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