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是怎麼有名字的？ 【聯合報╱安伯托‧艾可／文 翁德明／譯】 2008.01.13 03:02 am 義大利知名小說家、學者安伯托‧艾可。 法新社資料照片 身為小說家，我的例子算是反常。因為我在八歲到十五歲便開始寫故事和小說，後來我停 止了，等到快五十歲才又恢復寫作習慣。 小說家言：「我當時想要 毒殺一位僧侶。」 我的第一本小說《玫瑰的名字》是從四十六到四十八歲寫成的。 我的頭三本小說源自的種子概念其實不過是一個意象：這個意象攝住了我，令我想要勇往 直前。《玫瑰的名字》誕生是因為我腦海中浮現一位僧侶在圖書館裡被謀殺的景象。我曾 寫道：「我當時想要毒殺一位僧侶。」這個帶挑釁意味的語句被人照字面意義加以理解， 造成後續人家的競相提問：為什麼我想犯下這種罪行？ 可是我壓根完全沒有毒殺僧侶的意圖（的確也從未幹過這種勾當）：只是一位僧侶在圖書 館閱讀時被人毒殺的景象，在我腦海逡巡，不肯離去。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受到英國傳統偵 探小說理論的影響，也就是說作品裡必須描述附近發生了一樁謀殺案。 也許我是重新走回自己十六歲所經歷過的情緒：有一次我到修道院靈修，散步經過哥德式 和羅馬式的迴廊，走進一間幽暗的圖書館時，我發現攤在閱讀架上那本《聖徒行傳》裡記 載，除了一位原先我就知道、祝日是三月四日的「真福安伯托」，還另有一位生前擔任主 教的「聖溫貝托」，他的祝日是九月六日，據說還曾經在森林中令一頭獅子信了基督教。 可以想見，在那時候，我將垂直攤開在我面前的厚冊逐頁翻尋下去的時候，周遭那片死寂 ，只有光透過鑲在尖頂拱窗半透明的玻璃照進來，當時我內心感受到的是一股不尋常的騷 動。 重點是那幕景象，也就是在閱讀時遭人謀害的僧侶，在某個時間點要求我在它周遭建立圍 繞著它的東西。其他接著就一點一點慢慢加進來了，為的是要讓那核心景象產生意義，包 括將故事背景設定在中世紀。起先我認為故事的背景應該發生在當代；接著我又決定，既 然我知道而且也喜歡中古世紀，何不拿它當做我這故事的背景？ 建構一個世界，以十足 自信在其中自由來去 寫《玫瑰的名字》的時候，如果沒記錯，我有整整一年時間連一個句子也沒寫（《傅科擺 》至少兩年）。我沒有寫，只是讀，只是畫畫草圖，忙著建構一個世界。這世界必須盡可 能精確，以便我能懷著十足自信在其中自由來去。 寫《玫瑰的名字》的過程中，我畫的迷宮以及修道院的平面圖多達好幾百張，靈感來自他 人畫的平面圖以及我實地參訪的經歷。因為我需要每個要素都能完美運作，因為我需要知 道兩個人從甲地邊走邊談到乙地需要多少時間。 我還把修道院所有僧侶的相貌儀態都畫出來。所有的角色幾乎全部蓄鬚（儘管我無法確定 那年代的聖本篤修會修士是否全部蓄鬚），後來拍電影時，導演就得仰仗博學的顧問考據 當年修士是否蓄鬚。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說中我對他們是否蓄鬚一事毫無著墨。但我在讓 我的角色說話或是行動時，需要先認清楚他們，否則我就無法知道該讓他們說出什麼樣的 內容。 小說寫作的結束 意味悲傷的產生 我知道有些作家早上八點起床，在鍵盤上從八點半敲到十二點（每天至少寫出一行），然 後停止工作，外出休閒直到晚上。我則不一樣。 我寫一本小說的時候，寫作這項行為其實要到後來才會發生。我一開始都先閱讀做筆記、 替角色畫肖像、為小說中的地名畫出地圖、為動作定出時間次序。這些工作都用細麥克筆 或是電腦進行，至於選哪一種就看工作的時間和地點為何：如果是坐火車時生出靈感，就 記在火車票背後，也可以寫在筆記本或是資料卡上；可以用原子筆、錄音帶，如果必要， 藍莓果汁也可以派上用場。 關於自己寫小說的方法，我只能再補充一點：這些小說每一本都要花上好幾年的時間。我 不懂為什麼有人可以每年都寫一本小說；這些作品也可以是令人讚嘆的，而且我打從心底 佩服。但佩服歸佩服，我可不羨慕他們。寫作小說這事的美，並不是在即時轉播，而是延 後傳送的美。 每次小說寫到尾聲，我就覺得苦惱，換句話說，根據作品的內部邏輯，它要停止了，而我 也得跟著停止。而且我注意到，如果我堅持繼續下去，可能只會弄糟作品而已。美妙之處 （也就是真正的樂趣所在）在於六年、七年或八年當中（最好是永遠），你能活在一個你 一點一滴親手建構起來的世界，而且這世界已經專屬於你。 小說寫作的結束，意味悲傷的產生。 這也是鞭策你再立刻開始寫另一本小說的唯一理由。但如果它不是已經好整以暇在那裡等 你，你就是著急地摩拳擦掌也沒有用。 作家寫作只是為了讀者。凡是說只為自己寫作的人倒也不必然就是扯謊。那只意味著他那 天不怕地不怕的無神論態度教人吃驚。 作家如果無法對未來的讀者說話，那麼他必然是絕望的、不快樂的.... 本文節錄自皇冠文化本月中出版的《艾可談文學》一書 【2008/01/13 聯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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