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 　上個月在野百合學生運動步入二十周年之際，南部的校園發生了三起學生抗爭事件 ，包括高師大的抗議宿舍門禁、台南女中的要求衣著自主權及中山大學的反對校方強制推 行無肉日。乍看之下，台灣的學生似乎不再心繫國家大事，而只關切瑣碎的生活議題；救 國濟世的理想主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取自身權益的利己主義。三月學運悄然地 度過了二十歲生日，在校園裡與媒體上激不起一絲漣漪，似乎一點也不足為奇了。 　這樣道德的指控其實是不公允的，它忽略了晚近以來台灣社會種種的鉅大變遷。 　首先，在野百合時代，多數大學生不需擔憂未來的出路問題，當今的大學生卻面臨 畢業後只有二十二Ｋ的夢魘。聯考窄門的開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勢家庭子女獲得 教育機會，但是隨之高漲的學雜費卻讓他們唸起大學來備加艱辛。在嚴峻的生存壓力下， 大學生的關切自然會有所轉向。 　其次，現在的大學生也不再揹負起社會良心的角色，無論這樣的期待是來自於社會 公眾，亦或是他們所自我加諸的。愈是處於不合理的體制，學生的社會任務往往就愈具有 神聖性。國賊與強權雙重壓迫激發出五四學生運動；同樣地，如果沒有殖民地的歧視，蔣 渭水所帶領醫學院學生就不會投入民族運動。 　廿年前的野百合學運也是相似情境下的產物。在當時，受夠了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 流鬥爭的社會大眾，在學生們身上看到了一股清流，苦悶而無處發洩的輿論因而找到了心 理投射的對象。事實上，當初滿腔熱情的學生也是跌跌撞撞地扮演起公眾所期待的角色。 在中正廟廣場上，那條區隔學生與市民的糾察線即具有這樣的曖昧性，學運的「純潔性」 一方面是帶有階級區分的意味，排除工農大眾的參與，另一方面也是被保護的對象，避免 情治單位的滲透與瓦解。 　誠如社會學家Giddens所指出的，解放政治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取而代之的是 生活政治。在以往，我們期待普遍階級的出現，無論是勞工、第三世界農民、或是六○年 代新左派學生。這些革命主體被認為能徹底改變社會的不公義，使政經資源重新分配。但 是在晚近，一方面極端的階級與種族壓迫已經獲得改善，另一方面，威脅個人自由的新科 技、環境汙染、性別歧視、官僚獨斷越來越難以被忍受，因此捍衛生活風格的自主性與多 元性成為當前進步性運動的主軸。從這個角度來看，學運的生活化與日常化也就理所當然 的。 　在揚棄了被施加的魔咒之後，學生就不再被迫要扮演他們勉強不來的角色。做為校 園生活的成員、年輕的公民、未來的生產者、社區的居民，他們還是有很多可以實踐自己 青春理想的管道。不需全國性媒體注意，而又能遍地開花的學生運動，或許是一種安安靜 靜地紀念野百合最好的方式。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41900311,0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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