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修】 　上个月在野百合学生运动步入二十周年之际，南部的校园发生了三起学生抗争事件 ，包括高师大的抗议宿舍门禁、台南女中的要求衣着自主权及中山大学的反对校方强制推 行无肉日。乍看之下，台湾的学生似乎不再心系国家大事，而只关切琐碎的生活议题；救 国济世的理想主义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取自身权益的利己主义。三月学运悄然地 度过了二十岁生日，在校园里与媒体上激不起一丝涟漪，似乎一点也不足为奇了。 　这样道德的指控其实是不公允的，它忽略了晚近以来台湾社会种种的钜大变迁。 　首先，在野百合时代，多数大学生不需担忧未来的出路问题，当今的大学生却面临 毕业後只有二十二Ｋ的梦魇。联考窄门的开放固然使原先被排除在外的弱势家庭子女获得 教育机会，但是随之高涨的学杂费却让他们念起大学来备加艰辛。在严峻的生存压力下， 大学生的关切自然会有所转向。 　其次，现在的大学生也不再背负起社会良心的角色，无论这样的期待是来自於社会 公众，亦或是他们所自我加诸的。愈是处於不合理的体制，学生的社会任务往往就愈具有 神圣性。国贼与强权双重压迫激发出五四学生运动；同样地，如果没有殖民地的歧视，蒋 渭水所带领医学院学生就不会投入民族运动。 　廿年前的野百合学运也是相似情境下的产物。在当时，受够了国民党主流派与非主 流斗争的社会大众，在学生们身上看到了一股清流，苦闷而无处发泄的舆论因而找到了心 理投射的对象。事实上，当初满腔热情的学生也是跌跌撞撞地扮演起公众所期待的角色。 在中正庙广场上，那条区隔学生与市民的纠察线即具有这样的暧昧性，学运的「纯洁性」 一方面是带有阶级区分的意味，排除工农大众的参与，另一方面也是被保护的对象，避免 情治单位的渗透与瓦解。 　诚如社会学家Giddens所指出的，解放政治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 生活政治。在以往，我们期待普遍阶级的出现，无论是劳工、第三世界农民、或是六○年 代新左派学生。这些革命主体被认为能彻底改变社会的不公义，使政经资源重新分配。但 是在晚近，一方面极端的阶级与种族压迫已经获得改善，另一方面，威胁个人自由的新科 技、环境污染、性别歧视、官僚独断越来越难以被忍受，因此扞卫生活风格的自主性与多 元性成为当前进步性运动的主轴。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运的生活化与日常化也就理所当然 的。 　在扬弃了被施加的魔咒之後，学生就不再被迫要扮演他们勉强不来的角色。做为校 园生活的成员、年轻的公民、未来的生产者、社区的居民，他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实践自己 青春理想的管道。不需全国性媒体注意，而又能遍地开花的学生运动，或许是一种安安静 静地纪念野百合最好的方式。 　（作者为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http://news.chinatimes.com/forum/0,5252,11051401x112010041900311,0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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