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時代（from南方周末）　2008.5.30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8/05/30/3278/ 對話賴聲川 ◎蒯樂昊 ●社會情景喜劇治好了中年危機 人物週刊：你曾經說過，《women 說相聲》是你最後一個相聲劇，以後不做了，為 什麼這麼說？ 賴聲川：因為太累了。相聲劇最難編，非常吃力。像《臺灣怪譚》，直到上臺了我 們都不滿意，後悔。每天演完還繼續排戲，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還排 戲排到半夜兩點，終於改到滿意了，我才讓錄音錄影。 每次做一個新的相聲劇，我都特別痛苦，因為要找一個夠大的題目，說兩個小時， 對我來講不容易。我很重視戲劇的結構，不能滿足於談談北京這一年的瑣碎事情， 一定要有一個主線：《那一夜》，說傳統的失去；《這一夜》，說兩岸關係；《又 一夜》，講中國哲學史，中國傳統思想在現代生活中的適用性；《千禧夜》講世紀 交替，前後比較…… 人物週刊：為什麼想到讓女人來說相聲？ 賴聲川：因為沒有女人說相聲。女人講相聲一定要講女人的話題，不能讓女人來講 一段「黃鶴樓」、「報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裡去了。 找到方姐出山，就覺得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們都是她的粉絲，我可以預 言，這個戲演到若干場以後，觀眾就是來看她的，就是衝她一個人來看戲的！ 人物週刊：玩過音樂，做過劇場，導過電視，拍過電影，你覺得所有這些藝術形式 中，你駕馭得最好，最得心應手的是哪一種？ 賴聲川：我們做電視的方式在當時是非常特別的，早上進攝影棚，是沒有劇本的， 到晚上 8點要完成一個可以播出 1小時的喜劇，有劇情、有劇本，而且還是天天連 續播出，這個方式也是從劇場裡發展出來的。所以我還是對劇場最得心應手，到了 劇場，我最清楚一切東西的位置在哪裡，在劇場裡面它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人物週刊：「每日社會情景喜劇」《我們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據當天的新聞即 興創作，拿政治新聞尋開心，這種現編現演現播的製作方式是不是壓力很大？ 賴聲川：壓力極大。今天一集做完了，還沒喘一口氣，明天早上 7點又來了。接受 這個挑戰之前，我們花了兩個月做沙盤推演。我當時跟電視臺提的要求很苛刻：給 我兩個月，給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發薪水，我先實驗兩個月。最大的危險 是，兩個月以後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們很快就發現，我們可以做。前面兩個月的 模擬很重要，因為一上檔你就沒時間做計畫了。100 多個情節線索，也都是在一開 始的兩個月裡儲備下的。 每日社會情景劇對臺灣是最適合的，臺灣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吳淑珍在法 院昏倒這件事來說吧，你可以想像我們的這個節目有多好玩。早上我們看到這個新 聞，可能到10點鍾我的大綱已經寫好了，我可能寫其中一個角色到法院去旁聽，節 目組打電話給他，他說我這裡不能接電話，我是在法院裡面，有人昏倒了。觀眾就 笑死了。 人物週刊：轉行做電視之前，你正處在人生的一個瓶頸期，處在抑鬱症的邊緣。 賴聲川：是，正好是我40、41歲的兩年，標準的中年危機，很嚴重，嚴重到不想做 劇場，也不想拍電影。我的一個心理學專家朋友告訴我：中年危機最大的特徵就是 ，一個人不管過去有多成功，他都覺得完全沒有意義。我當時就是這個樣子。 人物週刊：接手拍電視，那麼高的工作強度，那麼大的壓力，反而治好了你的中年 危機？ 賴聲川：當時正好是乃竺在一家電視臺做副總裁，那裡的總裁希望我去拍電視劇， 給了特別好的時段。如果當時沒去拍電視的話，可能我就退休了吧，結果我是特別 奇怪地就過了這一關。其實我看到這個邏輯：除了壓力，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換檔， 換了一個跑道。很多人遇到中年危機的時候都是這樣，比如一個公司總裁突然去學 飛行；或者一個資深的律師突然去教瑜珈。我是突然去做電視了，哈哈。 ●父親問我，你要做中國人還是做美國人？ 人物週刊：說說你學佛的經歷吧。 賴聲川：我學佛30多年了，很自然就走進去了。很多人對佛教有種誤會，因為「教 」字很可怕，很多人覺得「教」就是宗教，就必須跟信仰，甚至跟迷信，跟偶像有 關。其實我認識的佛教，在某一方面來講就是四個字：追求真理。 佛教不是你要信仰的東西，它是一條道路。釋迦牟尼也一直強調：你不要迷信我， 我的話一句一句你都去檢視，你覺得OK你就做。 你看我也算唸到最高學位了吧，但是我看知識份子、看學術界，其實也是流行潮流 一個接著一個來：什麼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後馬克思時代……一大堆新名詞新 概念來來去去，簡直跟米蘭秋季最新時裝發佈沒什麼區別。可是我看佛法，它始終 不動，它就這樣存在那裡，我怎麼檢視它，它都是通的，所以我對它越來越尊敬。 人物週刊：由於特殊的經歷，在青少年時代，你曾經產生過疑惑：「我是美國人嗎 ？我是中國人嗎？」你的文化身份的確立是在什麼時候？ 賴聲川：年輕的時候有搖擺，但我是完全認同中國人這個身份的，不然我不會從美 國回到亞洲工作。我出生在美國華盛頓，父親是外交官，12歲時因父親工作變動回 到臺灣，結果我從一個在美國總是得Ａ的跳級生，變成除了英文一無是處的留級生 。當時壓力很大，頭也剃光了，常常天沒亮就擠公車去上學，天黑了回家，累得半 死。突然從一個很自由的狀態進入被壓抑的狀態，於是我跟父親說，我要轉美國學 校，我實在受不了了，在美國學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父親話不多，只問我，你要 做中國人還是做美國人？我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只能吞下去。多 年之後再回頭看，我覺得那句話真是太重要了。 人物週刊：你回到臺灣，正值80年代，你在排《那一夜，我們說相聲》的時候，侯 孝賢在拍《童年往事》，楊德昌在做《恐怖分子》，男主角就是直接從《暗戀桃花 源》裡抓去的三個。你記憶中臺灣的80年代文化是怎樣的？ 賴聲川：主要是經濟起飛，經濟起飛的同時，許多關心文化的人就看到多少東西同 時在毀滅。這麼大的變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贏，一定有人會輸。所謂的時代進步， 所謂的建設，同時一定有破壞，一定有東西被摧毀掉：房子就不談了，臺北面貌的 變化也不談了，更深層次的是，一種經緯在腐化──一種思想、文化、社會的經緯 在消失。我們看著這個消失的過程，感到必須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臺灣很特別， 它不像大陸，50年代60年代大陸還有劇場，可是臺灣沒有哎，臺灣什麼都是重新做 的。 80年代，侯孝賢、楊德昌，他們要革命了，但他們那不叫革命！我叫革命嗎，我革 誰的命？我們沒有前人可以革，我們就是新的形式直接蹦出來，我們就是從真空中 平地而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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