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时代（from南方周末）　2008.5.30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8/05/30/3278/ 对话赖声川 ◎蒯乐昊 ●社会情景喜剧治好了中年危机 人物周刊：你曾经说过，《women 说相声》是你最後一个相声剧，以後不做了，为 什麽这麽说？ 赖声川：因为太累了。相声剧最难编，非常吃力。像《台湾怪谭》，直到上台了我 们都不满意，後悔。每天演完还继续排戏，每日一修改。我跟李立群每天演完还排 戏排到半夜两点，终於改到满意了，我才让录音录影。 每次做一个新的相声剧，我都特别痛苦，因为要找一个够大的题目，说两个小时， 对我来讲不容易。我很重视戏剧的结构，不能满足於谈谈北京这一年的琐碎事情， 一定要有一个主线：《那一夜》，说传统的失去；《这一夜》，说两岸关系；《又 一夜》，讲中国哲学史，中国传统思想在现代生活中的适用性；《千禧夜》讲世纪 交替，前後比较…… 人物周刊：为什麽想到让女人来说相声？ 赖声川：因为没有女人说相声。女人讲相声一定要讲女人的话题，不能让女人来讲 一段「黄鹤楼」、「报菜名」啊，那就又掉到男性的圈套里去了。 找到方姐出山，就觉得这事可以做，百分之分要做！我们都是她的粉丝，我可以预 言，这个戏演到若干场以後，观众就是来看她的，就是冲她一个人来看戏的！ 人物周刊：玩过音乐，做过剧场，导过电视，拍过电影，你觉得所有这些艺术形式 中，你驾驭得最好，最得心应手的是哪一种？ 赖声川：我们做电视的方式在当时是非常特别的，早上进摄影棚，是没有剧本的， 到晚上 8点要完成一个可以播出 1小时的喜剧，有剧情、有剧本，而且还是天天连 续播出，这个方式也是从剧场里发展出来的。所以我还是对剧场最得心应手，到了 剧场，我最清楚一切东西的位置在哪里，在剧场里面它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人物周刊：「每日社会情景喜剧」《我们一家都是人》，常常是根据当天的新闻即 兴创作，拿政治新闻寻开心，这种现编现演现播的制作方式是不是压力很大？ 赖声川：压力极大。今天一集做完了，还没喘一口气，明天早上 7点又来了。接受 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花了两个月做沙盘推演。我当时跟电视台提的要求很苛刻：给 我两个月，给我所有我要的人，所有的人你发薪水，我先实验两个月。最大的危险 是，两个月以後这事可能做不了。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可以做。前面两个月的 模拟很重要，因为一上档你就没时间做计画了。100 多个情节线索，也都是在一开 始的两个月里储备下的。 每日社会情景剧对台湾是最适合的，台湾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就拿吴淑珍在法 院昏倒这件事来说吧，你可以想像我们的这个节目有多好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 闻，可能到10点锺我的大纲已经写好了，我可能写其中一个角色到法院去旁听，节 目组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这里不能接电话，我是在法院里面，有人昏倒了。观众就 笑死了。 人物周刊：转行做电视之前，你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瓶颈期，处在抑郁症的边缘。 赖声川：是，正好是我40、41岁的两年，标准的中年危机，很严重，严重到不想做 剧场，也不想拍电影。我的一个心理学专家朋友告诉我：中年危机最大的特徵就是 ，一个人不管过去有多成功，他都觉得完全没有意义。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 人物周刊：接手拍电视，那麽高的工作强度，那麽大的压力，反而治好了你的中年 危机？ 赖声川：当时正好是乃竺在一家电视台做副总裁，那里的总裁希望我去拍电视剧， 给了特别好的时段。如果当时没去拍电视的话，可能我就退休了吧，结果我是特别 奇怪地就过了这一关。其实我看到这个逻辑：除了压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换档， 换了一个跑道。很多人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都是这样，比如一个公司总裁突然去学 飞行；或者一个资深的律师突然去教瑜珈。我是突然去做电视了，哈哈。 ●父亲问我，你要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 人物周刊：说说你学佛的经历吧。 赖声川：我学佛30多年了，很自然就走进去了。很多人对佛教有种误会，因为「教 」字很可怕，很多人觉得「教」就是宗教，就必须跟信仰，甚至跟迷信，跟偶像有 关。其实我认识的佛教，在某一方面来讲就是四个字：追求真理。 佛教不是你要信仰的东西，它是一条道路。释迦牟尼也一直强调：你不要迷信我， 我的话一句一句你都去检视，你觉得OK你就做。 你看我也算念到最高学位了吧，但是我看知识份子、看学术界，其实也是流行潮流 一个接着一个来：什麽女性主义、後殖民主义、後马克思时代……一大堆新名词新 概念来来去去，简直跟米兰秋季最新时装发布没什麽区别。可是我看佛法，它始终 不动，它就这样存在那里，我怎麽检视它，它都是通的，所以我对它越来越尊敬。 人物周刊：由於特殊的经历，在青少年时代，你曾经产生过疑惑：「我是美国人吗 ？我是中国人吗？」你的文化身份的确立是在什麽时候？ 赖声川：年轻的时候有摇摆，但我是完全认同中国人这个身份的，不然我不会从美 国回到亚洲工作。我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父亲是外交官，12岁时因父亲工作变动回 到台湾，结果我从一个在美国总是得Ａ的跳级生，变成除了英文一无是处的留级生 。当时压力很大，头也剃光了，常常天没亮就挤公车去上学，天黑了回家，累得半 死。突然从一个很自由的状态进入被压抑的状态，於是我跟父亲说，我要转美国学 校，我实在受不了了，在美国学校我一定是第一名。我父亲话不多，只问我，你要 做中国人还是做美国人？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我只能吞下去。多 年之後再回头看，我觉得那句话真是太重要了。 人物周刊：你回到台湾，正值80年代，你在排《那一夜，我们说相声》的时候，侯 孝贤在拍《童年往事》，杨德昌在做《恐怖分子》，男主角就是直接从《暗恋桃花 源》里抓去的三个。你记忆中台湾的80年代文化是怎样的？ 赖声川：主要是经济起飞，经济起飞的同时，许多关心文化的人就看到多少东西同 时在毁灭。这麽大的变化，不可能所有人都赢，一定有人会输。所谓的时代进步， 所谓的建设，同时一定有破坏，一定有东西被摧毁掉：房子就不谈了，台北面貌的 变化也不谈了，更深层次的是，一种经纬在腐化──一种思想、文化、社会的经纬 在消失。我们看着这个消失的过程，感到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台湾很特别， 它不像大陆，50年代60年代大陆还有剧场，可是台湾没有哎，台湾什麽都是重新做 的。 80年代，侯孝贤、杨德昌，他们要革命了，但他们那不叫革命！我叫革命吗，我革 谁的命？我们没有前人可以革，我们就是新的形式直接蹦出来，我们就是从真空中 平地而起。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19.70.15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