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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與人性的界線：說書者的抉擇
莎拉‧派瑞斯基
幾個月前，我收到一封讀者來信，她憤怒地寫滿四張信紙，質問我為什麼
我的書裡「寄生了」政治議題。她這樣寫著：「當我買推理小說時，我要
的是娛樂。但是在妳加入有關遊民的議題之後，妳並沒娛樂我。」
我想要回信跟她說，推理小說是很政治的。彼特．溫西爵爺（Lord Peter
Wimsey）1堅定地捍衛著英國這塊土地，確保每一個人都能安居樂業。菲
力浦．馬羅（Philip Marlowe）和山姆．史培德2活在一個充滿性政治的世
界裡。如同馬羅在《小妹》（The Little Sister）中抱怨的：雷蒙．錢德
勒（Raymond Chandler）筆下的女人都有性的臭味；達許．漢密特（Dasbiell
Hammett）筆下的女人，例如布麗姬．歐香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
則都會引誘好男孩做壞事。但是馬羅和史培德對這些女人來說都太教條了。
推理小說就像警察故事一樣，恰好就處在人性最原始的根本需求與法律和正義
的交界之處。推理小說在定義上是很政治的。這也是我喜歡書寫和閱讀它們的
理由之一。
不過呢，由於這問題實在一言難盡，所以到最後，我還是像平常對付憤怒的讀
者那樣，把那本書的錢寄還給那位女士，然後繼續我的工作，也就是做一個說
故事者，一個作家，她的故事是發生在法律、正義和社會的世界裡。
後來，當我在蒙加哥紐波瑞圖書館（Newberry Library）辦讀書會時，我又想
起了這位來函讀者。當時有一群女士，總共九位，在其他人都離開會場之後還
留了下來。然後她們告訴我，她們嫁給煉鋼工人，他們的男人已經失業十多年
了，因為全球化經濟把所有的工作機會都往國外送。這些女人每人得兼兩份差
以維持生計。那些都不是什麼偉大的工作。她們有的是便利商店的收銀員，或
是小餐廳的女侍。她們告訴我，自從高中畢業以後，她們就沒讀過什麼書，一
直到她們當中有個人從收音機裡聽到，我的偵探小說的女主角，維艾‧華沙斯基
（V. I. Warshawski），也是來自她們那個街區，南芝加哥。維艾也是在鋼鐵工
廠的陰影下長大。雖然她是個藍領階級的女孩，但她拿到獎學金進了芝加哥大
學。這些女士們說，在她們讀到我的書之前，她們從沒想過居然會在某本書中看
到她們自己的生活。「我們都買精裝本。」其中一位這樣說。「維艾幫助我們面
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可怕事情。」
我的第一個衝動是想說：不要，不要把妳們辛苦賺來的錢花在精裝本上。但是幸
好，感謝上帝，我沒有脫口而出，因為我看得出來，買書是一個重要而有形的試
金石。
我的第二個比較下流的衝動是：回去寫信給那位來函的女士，我得告訴她，看吧，
這就是重點：我是一個說故事者，我是一個表演者，但是我訴說的故事一直都是
屬於那些沉默的人群，而非權勢者。這些南芝加哥的女士們從中得到了娛樂，因
為她們可以從無止境的工作、從家事、從憤怒沮喪的先生、從失業的青春期兒子
、從早婚卻無謀生能力的女兒身上，逃開幾個小時。我的書娛樂了她們，同時也
給了她們勇氣。
我不喜歡社會政治小說，寫那些書只是為了要證明四條腿的比兩條腿來得要優秀，
或者，男性都是受睪丸素制約的壞蛋，或者女性一貫地用身體來推翻男性道德觀。
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史達林時期的蘇聯作家最為人所知的是巴斯特納克
（Boris L. Pasternak）和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而不是哥禮
巴契夫（Gribachev），他是《勝利集中農場之春》（Spring in the Victory
Collective Farm）的作者。巴斯特納克可能想要點出一個最廣為人知的重點，
那就是有關人類自由，有關個人在社會變遷中所感受到的迷惑，以及該如何應對這
些迷惑有多困難。但他想要描寫的對象是紅塵中的人類，而不是理想的政治典型。
我不會坐下來寫社會或政治評論的書，身為讀者和作家，我是跟著故事走，而不是
跟著意識形態跑；我在周圍人物的故事中看見這個世界。只不過，最能吸引我的故
事，正是那些無法為自己說話的人，就像那群來自南芝加哥的女士。可能所有作家
在寫作時都是因著一股邊緣人的感覺。的確，這對說故事大師狄更斯和艾略特來說，
也是如此，而我應該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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