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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与人性的界线：说书者的抉择
莎拉‧派瑞斯基
几个月前，我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她愤怒地写满四张信纸，质问我为什麽
我的书里「寄生了」政治议题。她这样写着：「当我买推理小说时，我要
的是娱乐。但是在你加入有关游民的议题之後，你并没娱乐我。」
我想要回信跟她说，推理小说是很政治的。彼特．温西爵爷（Lord Peter
Wimsey）1坚定地扞卫着英国这块土地，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安居乐业。菲
力浦．马罗（Philip Marlowe）和山姆．史培德2活在一个充满性政治的世
界里。如同马罗在《小妹》（The Little Sister）中抱怨的：雷蒙．钱德
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女人都有性的臭味；达许．汉密特（Dasbiell
Hammett）笔下的女人，例如布丽姬．欧香尼西（Brigid O’Shaughnessy），
则都会引诱好男孩做坏事。但是马罗和史培德对这些女人来说都太教条了。
推理小说就像警察故事一样，恰好就处在人性最原始的根本需求与法律和正义
的交界之处。推理小说在定义上是很政治的。这也是我喜欢书写和阅读它们的
理由之一。
不过呢，由於这问题实在一言难尽，所以到最後，我还是像平常对付愤怒的读
者那样，把那本书的钱寄还给那位女士，然後继续我的工作，也就是做一个说
故事者，一个作家，她的故事是发生在法律、正义和社会的世界里。
後来，当我在蒙加哥纽波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办读书会时，我又想
起了这位来函读者。当时有一群女士，总共九位，在其他人都离开会场之後还
留了下来。然後她们告诉我，她们嫁给炼钢工人，他们的男人已经失业十多年
了，因为全球化经济把所有的工作机会都往国外送。这些女人每人得兼两份差
以维持生计。那些都不是什麽伟大的工作。她们有的是便利商店的收银员，或
是小餐厅的女侍。她们告诉我，自从高中毕业以後，她们就没读过什麽书，一
直到她们当中有个人从收音机里听到，我的侦探小说的女主角，维艾‧华沙斯基
（V. I. Warshawski），也是来自她们那个街区，南芝加哥。维艾也是在钢铁工
厂的阴影下长大。虽然她是个蓝领阶级的女孩，但她拿到奖学金进了芝加哥大
学。这些女士们说，在她们读到我的书之前，她们从没想过居然会在某本书中看
到她们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买精装本。」其中一位这样说。「维艾帮助我们面
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怕事情。」
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想说：不要，不要把你们辛苦赚来的钱花在精装本上。但是幸
好，感谢上帝，我没有脱口而出，因为我看得出来，买书是一个重要而有形的试
金石。
我的第二个比较下流的冲动是：回去写信给那位来函的女士，我得告诉她，看吧，
这就是重点：我是一个说故事者，我是一个表演者，但是我诉说的故事一直都是
属於那些沉默的人群，而非权势者。这些南芝加哥的女士们从中得到了娱乐，因
为她们可以从无止境的工作、从家事、从愤怒沮丧的先生、从失业的青春期儿子
、从早婚却无谋生能力的女儿身上，逃开几个小时。我的书娱乐了她们，同时也
给了她们勇气。
我不喜欢社会政治小说，写那些书只是为了要证明四条腿的比两条腿来得要优秀，
或者，男性都是受睾丸素制约的坏蛋，或者女性一贯地用身体来推翻男性道德观。
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史达林时期的苏联作家最为人所知的是巴斯特纳克
（Boris L. Pasternak）和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而不是哥礼
巴契夫（Gribachev），他是《胜利集中农场之春》（Spring in the Victory
Collective Farm）的作者。巴斯特纳克可能想要点出一个最广为人知的重点，
那就是有关人类自由，有关个人在社会变迁中所感受到的迷惑，以及该如何应对这
些迷惑有多困难。但他想要描写的对象是红尘中的人类，而不是理想的政治典型。
我不会坐下来写社会或政治评论的书，身为读者和作家，我是跟着故事走，而不是
跟着意识形态跑；我在周围人物的故事中看见这个世界。只不过，最能吸引我的故
事，正是那些无法为自己说话的人，就像那群来自南芝加哥的女士。可能所有作家
在写作时都是因着一股边缘人的感觉。的确，这对说故事大师狄更斯和艾略特来说，
也是如此，而我应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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