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亨廷頓：大中華及其共榮圈 　　歷史上，中國自認為是兼容並蓄的：一個「中華圈」包括朝鮮、越南、琉球群島，有 時還包括日本；一個非漢人的「亞洲內陸地帶」包括滿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突厥人和 藏族，出於安全的原因，他們必須受到控制；此外還有一個蠻夷的「外層地帶」，「他們 只需要朝貢，並承認中國的優越地位」。當代的中華文明正以類似的方式來建構： 以漢族中國為核心，包括中國所屬的但享有相當自治權的邊遠省份；法律上屬於中國但很 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漢族人所構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條件下將要 成為或者可能成為以北京為中心的中國之一部分的華人社會（香港、臺灣）；一個由華人 占人口多數、越來越傾向於北京的國家（新加坡）；在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 亞和菲律賓有重大影響的華人居民；以及受中國儒教文化頗大影響的非華人社會（南北朝 鮮、越南）。 　　5O年代，中國將自己確定為蘇聯的一個盟友。然後，在中蘇分裂後，它把自己看作反 對兩個超級大國的第三世界的領袖，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價，而獲利卻甚少。在尼克松政 府作出政策調整後，中國開始尋求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均勢遊戲中充當第三方，70年代當美 國似乎虛弱之時，它與美國結成了聯盟，然後在80年代當美國軍事力量增強，而蘇聯經濟 上衰弱並陷入阿富汗戰爭時，它轉向與美蘇保持等距離。然而，隨著超級大國競爭的結束 ，「中國牌」變得毫無價值，中國又一次被迫重新確定自己在世界事務中的作用。它確立 了兩個目標：成為中華文化的倡導者，即吸引其他所有華人社會的文明的核心國家；以及 恢復它在19世紀喪失的作為東亞霸權國家的歷史地位。 　　　中國正在發揮的作用可以從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國描述它在世界事務中的立場 的方式；其次，海外華人在經濟上介入中國的程度；第三，其他三個主要的華人實體香港 、臺灣、新加坡與中國的經濟、政治、外交聯繫的不斷發展，以及華人有著重要政治影響 的東南亞國家更加傾向於中國。 　　中國政府把大陸中國看作是中華文明的核心國家，所有其他華人社會都應傾向於它。 自從放棄通過當地的共產黨來促進它的海外利益後很長時間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尋求「自 己作為世界華人的代表地位」。對中國政府來說，所有的炎黃子孫，即便是另一個國家的 公民，都是中華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應服從中國政府的權威。中國人的認同 開始根據種族來確定，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位學者所提出的，中國人是具有同樣「種 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這一論調在官方和民間越來越流行。 對於中國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國社會的華裔來說，「鏡子檢驗」就成了對他們是誰的檢驗 ，「去照照鏡子」是傾向于北京的中國人對那些試圖與外國社會同化的華裔的告誡。 散居在各地的華人，即具有中國血統的人（以此區別于「中國人」即生活在中國的人）， 越來越明確地使用「文化中國」這一概念來表明他們的共識。2O世紀曾是西方眾矢之的的 中國認同，現在正根據中國文化這一持續要素來被重新闡述。 　　歷史上，這種認同與華人國家同中國國家的中央權威的關係之變化是一致的，這種文 化認同感既有助於幾個華人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的擴展，又為這種關係的擴展所加強；這 些華人國家反過來又成為促進大陸中國和其他地方的經濟迅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其結 果又為中國文化認同的增強提供了物質和心理上的動力。 　　因此，「大中華」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的現實 ，並開始變為一個政治的現實。對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陸、「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 只是華人社會）和經濟上為華人控制的東南亞目隊注目的經濟增長，華人功不可沒。東亞 的經濟越來越以中國為中心，以華人為主導。90年代，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的華人為大陸 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大量資金。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海外華人主導了所在國的經濟。90年代初 ，占菲律賓人口1％的華人卻占了國內公司銷售總額的35％。80年代中期，華人占印度尼 西亞總人口的2％－3％，但大約擁有國內私人資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亞最大的25家企業 中華人控制了17家，據報道，一家華人聯合大企業的產值占印度尼西亞國民生產總值的5 ％。90年代初，華人占泰國總人口的10％，但擁有10家最大商業集團中的9家，並且創造 了該國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華人大約占馬來西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幾乎完全主宰了該 國的經濟。除了日本和韓國外，東亞經濟基本上是華人經濟。 　　家庭和個人關係所形成的「竹網」（即關係網）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於大中華共 榮圈的形成。海外華人在中國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幹。在中國，信任和承諾取決 於私交，而不是契約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發現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國做生意 要容易，因為在中國協議的可靠性依賴雙方的私人關係。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 地說，中國得益於「香港、臺灣和東南亞沒有邊界的華人商人網」。一位美國商人同意這 種說法：海外華人「有商業技巧，懂語言，他們把來源於家庭關係的關係網帶到了契約中 ，相對于那些必須向阿克倫或費城的董事會請示的人，這就是一個巨大優勢」。李光耀也 精闢地指出了非大陸華人在與大陸打交道時的優勢：「我們都是華人，我們共有某些由共 同的祖先和文化而產生的特性……人們自然地移情於那些與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徵的人。當 人們又擁有相同的文化和語言基礎時，這種親密感得到了加強。這使得他們很容易建立起 親密的關係和信任，而這是一切商業關係的基礎。」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華人能夠「 向持懷疑態度的世界顯示，由同一種語言和文化產生的關係可以彌補法治的缺乏以及規則 和法規缺少透明度」。基礎經濟發展所依賴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顯示在1993年11月於香 港舉行的「第二屆世界華人企業家大會」上，這次大會被描述為「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商為 華人必勝信念舉行的一次慶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樣，華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進了經濟參 與。 　　中國經濟迅速增長10年後，西方對中國的經濟介入曾由於天安門事件而減少，這為海 外華人創造了一個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國大量投資的機會和動力，結果是各華人 群體之間的整個經濟聯繫明顯擴大。1992年，在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113億美元）中有 80％來自海外華人，主要是來自香港（占68．3％），還有臺灣（占9．3％）、新加坡、 澳門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資本只占總額的6．6％，美國占4．6％。在累計 為500億美元的外資總額中，67％的資本來源於華人。貿易的增長同樣引人注目。臺灣對 （大陸）中國的出口從1986年的幾近於零提高到1992年占臺灣出口總額的8％，僅1992年 就比上一年增長了35％。1992年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2％，與其全部出口的增長還 不到2％形成了鮮明對比。正如默裏‧魏登鮑姆1993年所評論的，「儘管當前日本主導了 這一地區，但以華人為基礎的亞洲經濟正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工業、商業和金融中心，這個 戰略地區包括相當大的技術和製造能力（臺灣）；傑出的企業、營銷和服務人才（香港） ；一個優良的通訊網絡（新加坡）；大量金融資本的聚集地（以上三個地區）；大量的土 地資源和勞力供應地（大陸中國）」。當然，此外，大陸中國還是所有正在擴大的市場中 最大的潛在市場，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國的投資越來越以在當地市場銷售和出口為導向 。 　　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已在不同程度上與當地人同化，而後者常常持有反華情緒，這種情 況有時還會釀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棉蘭發生的暴亂。一些馬來西亞 人和印度尼西亞人將華人資本流向大陸批評為「資本外逃」，為此以蘇哈托總統為首的政 治領導人不得不向他們的公眾再三保證，這不會損害他們的經濟。東南亞的華人則堅持認 為，他們始終不渝地忠於他們的出生國而不是祖先的國家。90年代初，東南亞的華人資本 向大陸的外流被臺灣向菲律賓、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大量投資所抵消。 　　經濟力量的增長和共同的中國文化的結合導致了香港、臺灣和新加坡與華人的「祖國 」中國關係越來越密切。為使他們適應即將到來的權力轉移，香港的華人開始適應北京的 統治而不是倫敦的統治，商人和其他領袖不願意批評中國政府或做可能會觸怒中國的事。 當他們確實觸怒了中國時，中國政府便毫不猶豫地立即進行報復。到1994年，幾百個商人 已與北京合作，成為「港事顧問」，實際上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國在香港的經 濟影響也急劇擴大，據報道，至1993年，大陸對香港的投資超過了日本和美國在香港投資 的總和。至90年代中期，由於香港與大陸的政治一體化將於1997年完成，香港與大陸的經 濟一體化實際上已經完成。 　　臺灣與大陸聯繫的擴大落後於香港。然而，80年代開始發生了重要變化。在1949年後 的30年裏，雙方曾拒絕承認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往來，而且處於實際 的戰爭狀態，這表現在它們不時向沿海島嶼開炮。然而，在鄧小平穩固了權力並開始經濟 改革進程以後，大除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動，1981年，臺灣政府作出了回應，並開始 調整以前與大陸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1986年5月，雙方代表第 一次接觸，就歸還臺灣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陸的飛機進行了談判，翌年，臺灣撤消了到中國 大陸旅遊的禁令。 　　「同是中國人」以及由此產生的相互信賴極大地促進了隨後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 係的迅速擴大。正如臺灣的一位談判代表所說，臺灣人和大陸人有「血濃於水的親情」， 並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臺灣赴大陸旅遊者超過420萬人次，大陸赴臺 灣訪問者為4萬人次；雙方每天的往來信函有4萬件，電話有13，000次。據報道，1993年 ，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貿易額達到了144億美元，2萬家臺灣企業在大陸的投資約在150億 -300億美元之間。臺灣越來越把注意力集中於大陸，其成功也日益依賴於大陸。一位臺灣 官員于1993年說：「1980年以前，臺灣最重要的市場是美國，但到90年代，我們認識到， 臺灣經濟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大陸。」大陸的廉價勞動力對面臨著島內勞動力短缺的臺灣 投資者來說是一個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調整大陸和臺灣之間資本和勞動力不平衡 的一個反向過程開始出現，臺灣的一些漁業公司雇用了1萬名大陸人。 　　經濟關係的發展導致了兩個政府之間的談判。1991年，臺灣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 」，大陸成立了「臺灣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便相互進行交流。1993年4月，雙方的第 一次會談在新加坡舉行，隨後在大陸和臺灣又進行了一些會談。1994年8月，雙方在許多 關鍵問題上達成了「突破」性協議，人們開始推測雙方政府最高領導人之間舉行會談的可 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臺北之間仍存在一些重大問題，包括主權問題、臺灣參加國際 組織以及臺灣把自己確定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可能性問題。後者發生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因 為倡導獨立的主要政黨民進黨發現，臺灣選民並不想破壞與大陸的現存關係，在這個問題 上過分努力會損害它的選舉前景。民進党領導人因此強調，如果他們贏得了權力，獨立將 不被列入他們的近期日程。雙方政府在堅持中國對南中國海的南沙群島和其他島嶼的主權 ，以及確保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方面，有著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臺北在緩 慢地、可察覺地並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攏，並在擴大經濟關係和共同的文化認同中發展著 共同利益。 　　雙方走向和解的行動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為臺灣政府積極謀求外交承認及獲得國際 組織的准入券。李登輝「總統」對美國進行了「私人」訪問，臺灣於1995年12月進行了國 大選舉，隨後於1996年3月舉行了總統選舉。中國政府作出的反應是，在臺灣主要港口附 近的水域進行導彈試驗，並在臺灣控制的濱海島嶼附近進行軍事演習。這些事態的發展引 出了兩個關鍵問題：目前臺灣在不正式獨立的情況下，能否保持民主？未來臺灣如果不保 持事實上的獨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實上，臺灣與大陸的關係已經歷了兩個階段，並可能進入第三個階段。幾十年來， 國民黨政府宣稱自己是整個中國的政府；這個說法顯然意味著與事實上除臺灣外的整個中 國的政府相衝突。80年代，臺灣政府放棄了這一主張，並把自己確定為臺灣的政府，這就 提供了與大陸「一國兩制」概念相適應的基礎。然而，臺灣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團越來越強 調臺灣獨立的文化認同，強調它處於中國人統治下的時間相對短暫，它的方言不被講普通 話的人所理解。事實上，他們正試圖把臺灣確定為一個非中國的社會，從而合法地獨立於 中國。此外，當臺灣政府在國際上越來越積極地活動時，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個獨立 的國家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簡而言之，臺灣政府的自我確定看來經歷了一個演變：從整 個中國的政府到中國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國的政府。這後一個使其事實上的獨立 正式化的立場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復強調它不惜使用武力來阻止臺灣 獨立。中國政府領導人還聲明，在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門後，他們將著手 進行大陸與臺灣的重新統一工作。此事將如何進行大概取決於以下幾個因素：臺灣支持正 式獨立的力量的增長程度；北京的權力繼承鬥爭能否有結果，這一鬥爭促使政治和軍事領 導人變成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使封鎖臺灣和入侵臺灣成為可能的中國軍事能力的發展。21 世紀初，通過強迫和調解或雙管齊下，臺灣似乎將會與中國大陸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頑固反共的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還是冷淡的，李光耀 和其他新加坡領導人對中國的落後滿懷蔑視。然而當中國經濟在80年代開始起飛時，新加 坡依照傳統的搭車模式開始傾向於大陸。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國的投資為19億美元，次 年它宣佈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個「新加坡第二」的工業園區的計劃，這將涉及幾十億美元 的投資。李光耀成為一位看好中國經濟前景的熱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欽佩者。他於1993年 說，「中國就是行動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項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國的。 以前新加坡的對外投資大量集中於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現在已開始轉向中國。據說， 70年代當李光耀第一次訪問北京時，他堅持與中國領導人談話時講英語而不是漢語。20年 後，他不可能再那樣做了。 http://fxylib.znufe.edu.cn/new/printpage.asp?ArticleID=946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12ebd0010164fn.html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9.79.245.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