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亨廷顿：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 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 藏族，出於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 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 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於中国但很 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 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 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於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 鲜、越南）。 　　5O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後，在中苏分裂後，它把自己看作反 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 府作出政策调整後，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 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後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 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 ，「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 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 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 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 、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 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於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於它。 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後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 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 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 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 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 对於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 ，「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 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 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O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 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 化认同感既有助於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 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 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 ，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 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 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 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 ，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 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5家企业 中华人控制了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 ％。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 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 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於大中华共 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 於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 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着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 地说，中国得益於「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 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於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 ，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 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 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於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徵的人。当 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 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 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 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於香 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 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 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後，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於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 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 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 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 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 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於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 （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於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 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 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 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 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 ；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 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 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後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 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 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 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 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於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 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 」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 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 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 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 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 的总和。至90年代中期，由於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於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 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後於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後 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於实际 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 改革进程以後，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 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 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消了到中国 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後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 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於水的亲情」， 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 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 ，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 -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於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於大陆。一位台湾 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 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 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 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 」，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 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後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 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 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 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後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 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 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 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 ，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缓 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 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 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於1995年12月进行了国 大选举，随後於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 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 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 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 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 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 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 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於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 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於 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 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 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後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 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 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後，他们将着手 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於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 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 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 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 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後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 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於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 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 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於1993年 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 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於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 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 後，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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