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個稅基狹窄的外向型經濟體﹐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利得稅、薪俸稅、 地價收入和投資收益。現今的香港政府﹐與物業相關的稅收亦接近兩成﹐其比例遠遠 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在1996-2006的十年間﹐政府賣地和投資收益共佔政府總收入 的39.6%﹔在過去兩年﹐政府的賣地收入更是分別超過了600億和800億港元﹐以政府 年度總收入為2000多億計算﹐約佔三成。 學者們普遍認為﹐這種土地和房地產財政既缺乏穩定性﹐更存在結構性問題。但 與此同時﹐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於教育、衛生和社會福利﹐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 主要是新移民的湧入）以及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隻會進一步增大 。更加吊詭的是﹐高地價政策給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負擔﹐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賴賣地 收入來“派糖”平息民眾的怨氣﹐這變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的惡性循環。盡管目前香港 仍能以賣地保証庫房盈余﹐其公共財政卻隱藏著極大的危機。 香港政府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華時期以來﹐政府不再 安於“積極不幹預”的角色﹐不斷嘗試主導經濟轉型﹐發展新產業﹐但當“八萬五” 的房屋政策導致樓價暴跌﹐代表高科技經濟的“數碼港”最終淪為地產項目。在經歷 了連續的赤字預算案和“非典”的打擊之後﹐政府終於決定接受“背靠祖國”的定位 ﹐開始大力發展與內地的經貿融合。這便是2004年開始實行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內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學者盧兆興曾以“大陸化”（mainlandization）來描述香港回歸後所經歷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化。“大陸化”這個詞本身已經揭示了﹐一國兩制實行十五年 以來﹐兩地間的融合多於疏離﹐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大陸的靠攏為主。作為中央對香港 的一種經濟策略的“大陸化”﹐恰恰始於CEPA和自由行。 CEPA對香港經濟的影響有多大﹖根據香港政府工業貿易署的統計﹐僅僅在2007- 2009年﹐香港的服務企業因CEPA獲得的累積業務收益超過500億港元﹔而香港根據CEPA 設於內地的企業在此期間獲得約1985億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專業人士估計﹐ 以一個百分點失業率代表3.5萬人失業計算﹐自由行和CEPA大約將香港的失業率拉低 近兩個百分點。 當初開通CEPA和自由行的時候﹐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種期望﹐那就是用這種刺激措 施使香港經濟喘一口氣﹐用以帶動金融、專業服務、教育和醫療等產業的服務需求﹐ 畢竟這些行業才應該是香港競爭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過去了﹐有評論認為﹐零售業 的急劇增長“其溢出效應無法到達其他產業”﹐反而使其他新興產業難有發展的空間 。即使增加了就業﹐自由行吸納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術勞動力﹐年輕人投身其中亦難 有好的發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處除了商舖業主﹐普通市民幾乎享受不到。反而 是連鎖零售商店的急劇擴張﹐破壞了香港社會原本的社區結構和消費習慣﹐其中的損 害逐漸浮現﹐演變成今天港人與內地遊客的對立。 更嚴重的是﹐在這十年之中﹐自由行帶來的眼前利益和繁華景象甚為符合港人實 用主義的心態﹐而“背靠祖國”的神話也已經深深植入香港社會的群體意識之中﹐由 於庫房連年盈余﹐政府不僅不再討論稅基狹窄的問題﹐還以爭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 施”為政績﹐遑論顧及經濟轉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曾蔭權政府才終於大夢初覺﹐委任了一個經濟機遇委 員會﹐提倡發展知識經濟和“六大優勢產業”﹐時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個重要 原因﹐便是無論創意、環保、醫療或是科技等多麼先進的現代產業﹐在香港首先便要 克服高地租帶來的成本問題﹐這恰恰又是香港經濟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價和 生活成本﹐極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領域的國際競爭力。 因此﹐舊問題仍未解決﹐而且可能更加惡化了。因為就在這十幾年間﹐無論香港 經濟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變化﹐有高地價護航的大地產商卻始終旱澇保收﹐以回歸前 就已積累下的雄厚土地儲備和資產為基礎﹐在回歸後幾乎不受節制的環境裡迅速發展 成為超級寡頭﹐不僅鞏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經濟結構﹐阻礙了自由競爭﹐更加劇了社會 財富的分配不公。根據香港社聯的統計﹐2010年香港錄得十年以來最多的貧窮人口數 量以及最高的貧窮率﹐而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更發表報告指出﹐香港是全亞洲貧富 最懸殊的城市。 ~~~~~~~~~~~~~~~~~~~~~~~~~~~~~~~~~~~ 以上是鄙人的一個朋友﹐在香港生活5年後寫的。發表在近期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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