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税基狭窄的外向型经济体﹐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得税、薪俸税、 地价收入和投资收益。现今的香港政府﹐与物业相关的税收亦接近两成﹐其比例远远 高於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96-2006的十年间﹐政府卖地和投资收益共占政府总收入 的39.6%﹔在过去两年﹐政府的卖地收入更是分别超过了600亿和800亿港元﹐以政府 年度总收入为2000多亿计算﹐约占三成。 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土地和房地产财政既缺乏稳定性﹐更存在结构性问题。但 与此同时﹐政府的大部分支出都用於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 主要是新移民的涌入）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部分支出的比重只会进一步增大 。更加吊诡的是﹐高地价政策给普通市民造成了沉重负担﹐而政府又不得不倚赖卖地 收入来“派糖”平息民众的怨气﹐这变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尽管目前香港 仍能以卖地保证库房盈余﹐其公共财政却隐藏着极大的危机。 香港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自前任特首董建华时期以来﹐政府不再 安於“积极不干预”的角色﹐不断尝试主导经济转型﹐发展新产业﹐但当“八万五” 的房屋政策导致楼价暴跌﹐代表高科技经济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地产项目。在经历 了连续的赤字预算案和“非典”的打击之後﹐政府终於决定接受“背靠祖国”的定位 ﹐开始大力发展与内地的经贸融合。这便是2004年开始实行的《内地与香港关於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其中正包括了内地人熟知的自由行。 香港学者卢兆兴曾以“大陆化”（mainlandization）来描述香港回归後所经历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大陆化”这个词本身已经揭示了﹐一国两制实行十五年 以来﹐两地间的融合多於疏离﹐而融合又以香港向大陆的靠拢为主。作为中央对香港 的一种经济策略的“大陆化”﹐恰恰始於CEPA和自由行。 CEPA对香港经济的影响有多大﹖根据香港政府工业贸易署的统计﹐仅仅在2007- 2009年﹐香港的服务企业因CEPA获得的累积业务收益超过500亿港元﹔而香港根据CEPA 设於内地的企业在此期间获得约1985亿港元的收益。而自由行方面﹐专业人士估计﹐ 以一个百分点失业率代表3.5万人失业计算﹐自由行和CEPA大约将香港的失业率拉低 近两个百分点。 当初开通CEPA和自由行的时候﹐中央和港府都有一种期望﹐那就是用这种刺激措 施使香港经济喘一口气﹐用以带动金融、专业服务、教育和医疗等产业的服务需求﹐ 毕竟这些行业才应该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然而近十年过去了﹐有评论认为﹐零售业 的急剧增长“其溢出效应无法到达其他产业”﹐反而使其他新兴产业难有发展的空间 。即使增加了就业﹐自由行吸纳的主要是大量的低技术劳动力﹐年轻人投身其中亦难 有好的发展前途。因此﹐自由行的好处除了商舖业主﹐普通市民几乎享受不到。反而 是连锁零售商店的急剧扩张﹐破坏了香港社会原本的社区结构和消费习惯﹐其中的损 害逐渐浮现﹐演变成今天港人与内地游客的对立。 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之中﹐自由行带来的眼前利益和繁华景象甚为符合港人实 用主义的心态﹐而“背靠祖国”的神话也已经深深植入香港社会的群体意识之中﹐由 於库房连年盈余﹐政府不仅不再讨论税基狭窄的问题﹐还以争取到新的中央“惠港措 施”为政绩﹐遑论顾及经济转型。 直到2008年金融海啸之後﹐曾荫权政府才终於大梦初觉﹐委任了一个经济机遇委 员会﹐提倡发展知识经济和“六大优势产业”﹐时至今日仍成效不彰﹐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便是无论创意、环保、医疗或是科技等多麽先进的现代产业﹐在香港首先便要 克服高地租带来的成本问题﹐这恰恰又是香港经济的重心和痼疾所在。高昂的地价和 生活成本﹐极大削弱了香港在很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旧问题仍未解决﹐而且可能更加恶化了。因为就在这十几年间﹐无论香港 经济和市民生活境遇如何变化﹐有高地价护航的大地产商却始终旱涝保收﹐以回归前 就已积累下的雄厚土地储备和资产为基础﹐在回归後几乎不受节制的环境里迅速发展 成为超级寡头﹐不仅巩固了原先不合理的经济结构﹐阻碍了自由竞争﹐更加剧了社会 财富的分配不公。根据香港社联的统计﹐2010年香港录得十年以来最多的贫穷人口数 量以及最高的贫穷率﹐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更发表报告指出﹐香港是全亚洲贫富 最悬殊的城市。 ~~~~~~~~~~~~~~~~~~~~~~~~~~~~~~~~~~~ 以上是鄙人的一个朋友﹐在香港生活5年後写的。发表在近期南方周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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