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jzmw.cn/viewnews-6429.html 冼岩：為什麼西方民主不適於今日中國 作者:冼岩 來源: 《領導者》發布: 2010-2-05 中國未來前景如何，穩定還是動盪，繁榮還是衰退？回答莫衷一是。但是，學術界的主流 意見已逐漸傾向於：在相當長時間內，中國仍能保持穩定。但穩定為什麼能夠持續？在什 麼情況下，穩定將被打破？沒有令人信服的論證。相關研究和討論多停留表面，沒有找出 中國社會治亂翻轉的根本原因。 為什麼西方民主憲政在中國特別艱鉅難行？為什麼會有如此多反覆？為什麼在國際國內的 強大壓力下，執政黨仍然堅持一黨專政，不願意啟動政治改革？為什麼國際國內、民間學 界的多方呼籲、多種預測都只是一廂情願，無濟於事？這些反復發生的事實都不是偶然， 而是有一種客觀必然性深藏其中，因此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本文試圖解答這些問題，揭示中國政權賴以存續的深層邏輯。 一、 集權體制的合法性　　 “百代皆行秦政制”，無疑，中國於1949年建立的政權，雖然披上了歷史決定論的意識形 態外衣，但在政治權力的基本建構上，仍然是沿襲千年古制。用毛澤東的話說，是“馬克 思加秦始皇”。 這種政治權力結構有兩大特徵：一是中央（最終要具體到最高統治者個人）的絕對權力， 這一權力既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存在任何制衡；二是政治權力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其目的 是為了禁絕一切可能出現的對政治權力的挑戰，或者是禁絕新的不受權力控制的社會力量 。 政權的合法性，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命題，意指公民對政權的理性認可和程序授權。但是 在集權社會，政治有其自身邏輯，合法性也有其自身含義。它包含兩個方面，即政權本身 的合法性和與其相聯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集權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種逆向選擇意義上的合 法性，合法的統治者不是國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他們別無選擇的結果。合法性表現為 程序和操作上的別無選擇性：除此之外，再無可選。民眾除了決心以暴易暴，不惜對抗強 大的國家機器外，只有接受這種唯一的現實可能性，默認唯一統治者的現實合法性。 可見，集權政治的合法性在於其別無選擇性；一旦出現新的可能選擇，統治者的合法性就 搖搖欲墜，這是集權政治的最大隱秘。正是為了保證別無選擇的有效持續，統治者才必須 建立自己不受制衡的絕對權力，必須對社會實行絕對控制，不容許任何可與自己討價還價 或分庭抗禮的力量、因素和苗頭存在。 當然，集權政治在意識形態上也有一套說詞來論證自己的合法性。但這種意識形態的自我 論證同樣是建立在別無選擇的程序性之上的，它不是權力的來源和根本，而只是幫助統治 的手段（即“治術”）。正如民主政體合法性的實質在於民意授權的程序正義，集權政體 的合法性根基則是其程序上、操作上的別無選擇性。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一些體制外的“合理化”建議，例如要求政府開放言論，讓民 眾有合適的自我表達渠道，與政府展開對話，以化解矛盾，釋放不滿等等，看起來似乎有 百利而無一害的主張，卻總不能被政府採納。 在民主制度下，溝通和對話，確實能釋放負面能量，緩解社會矛盾；討價還價，確實能平 衡各方利益，化解衝突，達成妥協，這是民主制度內部社會自我調節的有效方式。但是在 集權制度下，由於保持政權的別無選擇性所必須的持續高壓，放開社會協商和討價還價的 渠道必然釋放被壓抑的矛盾和不滿，刺激更多的慾望和衝動；此時，被壓抑的利益和力量 要求自我伸張、自我實現，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將不再可能，政權的別無選擇性也將失去保 障，並時刻面臨威脅。正是這種中西方社會不同的政治邏輯，決定了雙方對待言論自由和 公民社會的不同態度。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了解政府行為的深層邏輯，就會對現實抱有 不切實際的幻想。 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所謂“共產黨是當今中國唯一有領導能力的政治組織”，確實是中 國政權的合法性證明。但是這種“唯一”合法性，正是執政者本身所作所為造成的，是傳 統政治邏輯演繹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唯一合法性並非只有主觀價值意義，它更 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社會批評者盡可以在道義上蔑視它，批判它；但它依然會巋然不 動，並散發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對者在現實中頭破血流。 集權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別無選擇性，別無選擇性又形成於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 。因此，只要執政者不打算自動放棄權力，寄希望於它自己放鬆社會控制、形成權力製衡 ，就是不現實的。如果政權本身沒有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對別無選擇性就依然有著絕對的 依賴，那麼，任何在政權之外鬆動控制、培植制衡的努力，必然遭到政權力量的極力壓製 而變得前途渺茫。不錯，關於賦稅的討價還價確曽催生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所謂“無代議 士不納稅”。但這一因果成立的前提是：在此之前，納稅人已擁有為王權所不能剝奪的獨 立地位和獨立利益，已擁有和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能力。但在中國，在絕對權力的絕對控制 下，納稅人何曾有獨立地位可言？又何來與政府討價還價的憑籍？在中國，可以說，任何 團體或個人，都沒有與政府正面博弈的能力。政府講什麼就是什麼，要收多少稅就收多少 ，納稅人除了逃避、弄虛作假，別無利益伸張的辦法。在這樣一種權力結構下，政權以外 的政治力量，既找不到立足處，更找不到著力點，因此，幾乎不可能自我孕育出對權力的 製衡。這就是今日民間社會似乎逐漸活躍，但始終不能對政治權力構成有效制約的原因。 一些人關於地方分權及聯邦制的設想、憧憬，也與此類似，同樣只是基於西方經驗設計的 政改路向。由於中西方巨大的背景差異，相同取向會按照不同邏輯，演繹出不同結局。 規律之所以成為規律，是因為其客觀必然性，是因為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因此， 儘管幾十年來，多方勢力為政治改革奔走呼籲，政改卻一直停滯不前。無可否認，1980年 代初期，執政黨高層許多人也熱衷於政治改革，認為這是複興中國所必須邁過的門檻。但 隨著形勢發展，隱藏在事實背後的規律逐漸展開，政治改革與傳統政治權力結構的不相容 性日益凸顯。最後，黨內改革派別無出路——要麼放棄政治改革，要麼放棄自己的政治權 力。 甚至鄧小平本人，在1980年代初也曾提出過一些關於政治改革的設想。但是，作為現實主 義的政治家，鄧很快意識到政治改革與保持政權的二律背反，於是樹起“四項基本原則” 的藩籬，為改革劃定了單行道。1980年代末的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證實了鄧的判斷。從此 ，擱置政改成為黨內高層共識。迥異於蘇東原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轉型，中國改革呈現出 經濟跛足獨行的“中國特色”。外界至今仍對某些黨內改革派、或者是言論開放人物持有 某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實際上，這些人的言論開放，往往與其政治上被排擠、處於旁觀位 置是聯繫在一起的。一旦大權在握，站到前台，他們同樣不可能逃脫客觀規律的制約，不 可能跳出客觀局限性。 二、合法性危機與雙重合法性 既然別無選擇性是集權政治的基礎，那麼只有當這一合法性被打破即出現新的現實選擇之 時，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才可能鬆動。中國歷史上歷代王朝的變遷都默守這一程序。在歷 史上，政權更迭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民不聊生時，別無選擇的選擇也成了不能忍受的命 運，民眾情願以身犯險，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此時， 別無選擇不再構成程序性限制，政權的合法性喪失，民眾揭竿而起，起義勢力帶給人們新 的選擇。其時民眾不再是別無選擇，他們可以多中擇一。民眾的選擇，所謂民心向背，往 往決定著政權爭奪的最後結果。一方獲勝後，又會形成新的別無選擇的政治權力，歷史就 如此往復循環。 另一種模式是外來力量擊敗本國政權，其勢力侵入本國范圍，代替前面的起義力量為民眾 提供新的選擇。 無論哪一種模式，社會控制的鐵幕只要被掀開一角，反對原政權的力量只要在某一處站穩 腳根，各種被壓抑、被控制的力量就可能在此處匯聚起來，形成聯動。所謂風雲際會，多 米諾的骨牌就可能因此坍塌。所以，集權政治既強大又脆弱。強大，是因為它全無破綻； 脆弱，是因為它容不得一點破綻，任何破綻都可能致命。 具體來看清末，其時統治者權威和合法性的逐漸喪失，與歷史上有所不同。一是外來力量 雖然強行進入中國，但它們只熱衷於瓜分經濟利益和勢力範圍，並無意攫取政權；二是外 來力量不但打敗了清政府，代表了一種新的勢力；同時，它還帶來一種新的價值理念和政 治制度，代表一種不是政治權力上，而是政治制度上的新選擇。列強武力上的勝利，社會 經濟福利的發達，都證明了這種政治制度的優越。因此，傳統的政治制度喪失了合法性的 自我說明，喪失了令人信服的權威。於是，統治者不得不著手重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冀 圖重拾權威，這樣，才有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立憲。 民主政治運動在1980年代末掀起高潮，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改革與1979年開 始的鄧小平改革具有邏輯的一貫性，是歷史勢能的自然積累。鄧小平本人雖已對政治改革 的風險產生疑慮，並祭出“四項基本原則”的護身符，但風險究竟有多大？鄧心中無底。 所以，當時不願過分抑制民運勢頭，以免損傷改革勢能。再加上其時國際的“大氣候”， 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蘇東改革造成的衝擊，在形勢未明時，鄧小平只能暫不作決斷 ，等等看，靜以觀變。即使這樣，當時政治改革所能邁出的步子仍然是有限的，因為政權 本身的彈性、對異端的免疫性和可容忍性都有限。真正造成1980年代末民運高潮的，是國 內的“小氣候”，即黨內高層出現了兩種聲音，底層民間力量的積蓄和成形才獲得一定的 縫隙和空間。沒有趙紫陽一系的反傳統舉動，就不可能有1989的民運高潮。1989後，黨內 重歸一統，民間勢力再無隙可乘，社會重歸別無選擇。 在全球化背景下，別無選擇的政治模式之保持極端困難。信息的開放，經濟文化的交流， 在在昭示了政治制度可以有多種選擇。當今中國政權面臨的是類似晚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合 法性危機。如果說，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現實條件下別無選擇的唯一選擇，那麼政治制度 呢？我們為什麼不能擁有新的、更好的製度？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現實成就，還是蘇東 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示範，都時時在提供參照，證明了政治制度方面其他選擇的可能性。 至此，政權開始面臨最棘手難題：要麼證明自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要麼改變自我（ 政治制度）。 經過了清末、蘇東及自身1980年代的教訓後，執政黨不再一味將賭注壓在自我改造（即政 改）上，而是力圖先自我證明，然後徐圖改變。值得慶幸的是，現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證 明至今並不難找到，這就是“政績合法性”。中國政府能夠領導中國取得持續30年的經濟 增長以及社會多方面的改進，比諸蘇東轉型的痛苦，可以說證明了現行政治制度在現階段 的合法性，證明了中國現在所走改革路徑是合乎實際的。 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命題，此一合法性證明至今仍然成立。照搬西方 模式曾經造成民國初年的混亂，蘇東在今天的西化歷程也充滿痛苦，中國道路相對於蘇東 轉型的順利性（這種對比應加上中蘇基本條件不同的參數），一舉證明了中國現行模式相 對於蘇東模式和照搬西方的優越性，至少證明它更適合於中國國情。但是，這一證明只是 到此為止。接下來要命的問題是：對於建立在“政績合法性”上的現行政治制度來說，今 後將面臨“有政績則有合法性，無政績則無合法性”的尷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源泉， 反過來成了制度本身的致命軟肋。當政績下滑造成政治制度合法性危機時，執政黨要解決 的難題是：怎麼從政治制度中脫身而出？ 因此，政治改革只有在三種情況下才有機會：1，政治合法性面臨危機，在今天，最有可 能的是政績下滑帶來的政績合法性破產危機，尤其是經濟危機引發的社會危機；2 ，執政 黨“核心”權威破裂，內部分裂成多個山頭；3，國外強力干預。 二、 絕對控制與執法彈性　　 從現代政治理論出發，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為我們勾勒出的是一幅萬馬齊喑、令人窒息的 圖景。但理論是灰色的，在現實中，中國社會在絕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下，正經歷著長達30 多年的經濟增長以及社會其他方面的生動而有益的變化。對此，那些醉心於西方經典理論 的虔誠學徒們，總是不知疲倦地從五光十色的現實中抽離出陰暗片斷，試圖削足適履地論 證經典理論的普世價值，全然無視豐富多彩的整體現實。當理論面對新的對象、新的事實 無法適應時，只能試圖改變理論，而不能用有色鏡或哈哈鏡來扭曲事實。對中國正在發生 的一切，必須有新的理論論證和理論模型予以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 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首先應歸功於權力的主導作用；準確地說， 應歸因於政治權力的執掌者恰巧是那些崇尚和致力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人。他們在對 社會實行政治控制的同時，放鬆了其他方面的控制。放鬆控制釋放出社會本身的活力，造 成了經濟及其他方面的顯著進步，這不奇怪。奇怪的是，這種絕對權力下的放鬆控制，怎 麼會不與絕對權力本身所要求的絕對控制發生矛盾？ 這一難題的解決是藉助於製度與操作、政策與執行的某種偏離來實現的。為實現絕對控制 ，政府除了把持政治權力外，還制訂了涉及方方面面的嚴苛法令、政策和製度。如果認真 貫徹這些條條框框，不但經濟不可能有今天的增長局面，全社會也確實會陷入那種萬馬齊 喑的窒息境地。但這些條條框框，政府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認真執行。它們只是緊箍咒，作 用是保證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可控制性。在平時，為了培植和保持社會活力，這些東西被高 高掛起，備而不用；只有當情況有可能失控，或者當政府需要調整某種做法時，才會把它 念誦起來。政治權力則超越於這些政策、法令和制度之上，不受制約地推動經濟發展和改 革開放——這是人治社會獨有的方便：既可輕易準備這麼多政策、法令、制度，保證政治 權力對社會的全面可控性；又可在對政權無威脅的情況下，將這些法令條文束之高閣，解 放社會本身的活力。政府就是在這種“可控製而又不控制”的矛盾中，保持微妙平衡，既 發展了經濟，又維持了政權。 在社會制度、政策法令，甚至國家指導思想的各個方面，我們都能看到這種嚴酷法規與執 法彈性的巧妙結合。最經典的例子是“四個堅持”，如果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 國今天可能比朝鮮還朝鮮。公開的規章制度要求每個人做聖人，但實際上，只要你不觸犯 權力，你大可不拘小節，活得輕鬆自在；在製度安排上，個人被剝奪了與政府討價還價、 自我保護的權利，但在現實中，你可相對獨立地擁有自己的利益和空間，前提是不能對抗 權力，危及政權。奧妙在於，你所享有的這一切自由、利益和空間，都是權力恩賜給你的 ，制度上對此沒有保障；因此，如果需要，權力隨時可將之收回；而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法 律制度，都是依據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的需要設計的，這是執政黨為保證別無選擇的合法 性而加買的一重保險，這就解決了專制制度下放鬆控制的風險問題。執法上的彈性和靈活 性，使人治政府能夠集中足夠的意志和力量，致力於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為社會發展開 拓空間。 正因如此，各種為法治論者所看不慣的“嚴打”、“從嚴從重”等運動形式，以及強化稅 收徵管等等，也就不足為怪。包括形形色色的“領導幹部責任書”、“一票否決制”，都 同理而異形：本來都是製度上早已明確的東西，但平時只供著，並沒打算較真；現在臨時 要用了，就必須抱抱佛腳，強調一番，以示“這回要動真格了”。 “以法治國”的困境也在這裡：所有法律制度，都是依據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的需要而設 的，其目的都是“治民”，因此，不可能期待它會反過來製衡權力本身。當然，對於行政 權力而非政治權力，作一些具體限制還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形成法治局面——因為被法律 限制的行政權力最終會在政治權力的缺口上逸出。這樣一種人治下的非程序運作，必然逐 漸削弱行政部門的行政效率，削弱法令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它解決了當前怎樣兼顧改革 、發展、穩定的“三難”困境，創造了經典理論所不能解釋的奇蹟。可以說，在現階段它 居功甚偉。縱有流弊，從長期看，其負面效應也可能成為撬動集權體制的第一塊磚頭。 四、 經濟信用與經濟危機　　 現代社會，經濟有著不可比擬的覆蓋率和重要性，對其他方面往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 此，即使在專門討論政治問題時，也適於將其重點對待。 如前所述，權力極力主導經濟發展；權力放鬆對社會某些方面的控制，促進了經濟增長， 保持了30年的經濟繁榮。但是在權力和市場的雙重機製作用下，經濟增長所創造的財富逐 漸集中到少數人手上，貧富分化日益懸殊，社會底層貧困問題日漸突出，不但阻滯了經濟 的進一步增長、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並且已構成當今社會的突出危機。 危機的突出只是一種表象，未必說明它即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實際上，只要經濟增長 能夠持續，不但政權仍然能享有“政績合法性”，政府也能擁有相對充裕的物質能力來緩 和危機，將危機抑制在潛伏狀態。 因此，真正要命的危機是經濟危機，危險就藏在中國政府至今引以為傲、依畀過重的“政 績合法性”中。只要經濟危機爆發，社會其他方面所積攢的危機因素就再也沒有轉圜餘地 ，必然隨之整體噴發，政權合法性和社會穩定都將蕩然無存。 事實上，中國經濟方面潛伏的危機已經很多、很重，對此，很多人已有論述。但是，這麼 多危機因素，為什麼至今還只是蟄伏不發，沒有走向臨界點，爆發成真正的災難呢？ 答案在於信心和信用。中國政府憑藉其絕對權力和對大量經濟資源的控制，抑制了各種負 面因素和趨勢的漫延，維持了國民經濟穩定，從而維護了國家的經濟信用和國內外對中國 經濟的信心。 市場經濟本來是敏感脆弱的，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蔓延成燎原之勢。不過，它又具有某 種自我修復功能，能夠逐漸回到市場均衡。中國的情況不一樣，市場經濟遠未規范成熟， 內部蘊涵的不平衡因素太多，一旦針擺離開中心位置，很可能就再也回不來。在這種情況 下，絕對權力又一次表現出它超越於市場規則之上的優越性：當市場上出現任何一點可能 引發風險的波動時，權力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場規則進行干預，或利用手中掌握的 巨大資源作出彌補；當市場本身運轉乏力時，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經濟所無法想像的方式和 力度參入進來，成為加速經濟運轉的發動機。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大意義正在於此：它挽救 了中國經濟的信用和信心。 當然，這種打亂市場秩序的人為干預，必然損傷市場本身的發育和自我健全，但從整體和 長遠看，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因為中國經濟目前正運行在敏感區間，現階段，只要能 保持經濟信用和信心，各種潛在危機就可能始終被抑制在臨界點下，隱而不發；中國經濟 就可能挺過危險期，迎來一個相當寬鬆、有利於化解隱患的寬闊水面。反過來，如果一味 強調市場經濟理念和市場規則建設，一旦經濟信用和信心被打破，各種危機因素失去制衡 ，它們將紛紛急於“兌現”，爭奪殘餘價值，危機爆發將不可避免，且呈暴走狀態。可見 ，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不僅是集權體制政治上的生命線；今天，它也是中國政府保持經濟 穩定的關鍵法寶，且是中國經濟至今“一枝獨秀”的奧妙所在。 不能用西方國家經濟危機發生的經驗，來看待中國可能發生的經濟危機。在西方，經濟增 長的停滯和衰退、經濟危機的爆發，都是正常現象，是經濟周期的自然運轉。由於西方發 達國家社會內部沒有潛伏那麼多尖銳複雜的矛盾，地面沒有鋪滿乾柴和火藥，經濟危機只 相當於一次次小型火山的定期噴發，不但不會造成致命損害，反倒有利於整體環境的新陳 代謝。但在中國，在遍地乾柴火藥的今天，經濟危機的爆發極可能引發社會危機的總爆發 ；經濟衰退可能成為引發整座多米諾骨牌倒塌的第一張牌，它將帶動全社會的地殼劇烈運 動，各種被抑制的危機都會爭先恐後釋放出來，社會將跌入不知怎樣的黑暗和混亂中。 經濟危機會不會爆發，關鍵看國家經濟的信用和信心能不能維持。有信心，暫時無法滿足 的利益和相互衝突的訴求都可俟之將來；縱然一時發生增長停滯甚至衰退，也不會釀成沖 天火勢；失去了信用和信心，增長縱然能維持一時，危機終不可避免。 五、 主動改革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當政權面臨危機時，政改將有機會；當社會環境根本變化時，改革將水到渠成 。但前者過於消極，後者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在此過程中，今天我們很多人都將不在，許 多利益或價值都已消散。因此，對不甘於現狀的人們來說，最熱衷的問題是：在當前，政 治改革有沒有主動推進的可能？ 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看，要執政者放棄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允許社會制衡力量的 存在和生長，都是不現實的。唯一可以靠近目標的路徑或許是：首先，民間仍然保持政治 上的孱弱，不觸及執政黨的政治專利權，集中力量培植其他方面的基礎力量；同時，政權 本身作出改變，嘗試培植新的合法性基礎；最後，才是全社會的民主憲政進程。 這就是“民主緩行論”所主張的由黨內民主而黨主立憲，最後實現虛黨共和的民主憲政目 標之改革路徑。它首先不觸及執政黨對權力的壟斷，不觸及傳統政治權力結構，而是順應 執政黨在不危及政權的前提下謀求應付危機的辦法，謀求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要求，從 政權內部入手，創造執政黨內部的權力製衡，培植新的政權合法性基礎和新型政治遊戲規 則。當政權內部新的基礎和新的行為邏輯建立起來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不再是政權之必 需，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放鬆控制，民間政治力量才可能生長發展起來。 這個方案的侷限性是，其啟動最終有賴於執政黨高層自我改造的主動性，外界只能提供某 種壓力和呼應。考慮到執政黨視政權持續為第一需要，考慮到“政績合法性”的不可持續 ，考慮到經濟危機始終是中國社會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執政黨自己啟動“黨內民主” 的可能性很大，並且近期已有所跡示。民間和海外可做的是：以自己的言行，註釋這種改 革需要的迫切性。（來源：《領導者》總第31期） =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264 宣昶瑋：駁冼岩《為什麼西方民主不適應於今日中國》 作者：宣昶瑋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更新時間：1/27/2010 6:54:21 AM 一、在網絡上發現一篇反民主千古妙文 在著名的凱迪網絡上，發現一篇大幅打出廣告的千古妙文：《為什麼西方民主不適應於今 日中國》，作者冼岩。 對於這個名字我是熟悉的。因為就在前年，有人曾把宣昶瑋和此人相提並論，共同列為可 為當今社會充當治療體制弊端的，高明的民間思想家醫生之列。因為有這樣的印象，所以 知道了有一個人名為冼岩的，和自己是一樣的愛思考社會問題的人士。 今天看了這題目，首先就有了三分興趣：此人既然可為社會醫生，莫非他真的找出民主不 適合當今中國的、獨具千古隻眼的思想發現了？宣昶瑋倒要好好見識見識，也許我等真的 在見解上遠遠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也說不定。 誰知道讀完全文，發現此人除了公開的胡說八道之外，理論上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倒是 在挖空心思為專制獨裁辯護方面，確實有別出心裁的"理論貢獻"，可是他已經把事情做得 讓人感到有些噁心了。如此公開讚美醜陋的東西，在我的印象裡似乎還無人曾經做過。 這樣的公開為專制辯護，又出自著名的"民間知識分子"，在官僚們鼓動的反普世價值，其 目的則是要阻止政治改革；同時又嚴厲處置了聯合簽署憲章的劉曉波之際，具有非常大的 現實意義：表明反政治改革的攻擊尚未結束，而是又開始了更有實質意義的波次。 先讓我們看一看他的"妙語連珠"的對於專制獨裁"合法性"的"論證"： "政權的合法性，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命題，意指公民對政權的理性認可和程序授權。但 是在集權社會，政治有其自身邏輯，合法性也有其自身含義。它包含兩個方面，即政權本 身的合法性和與其相聯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集權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種逆向選擇意義上的 合法性，合法的統治者不是國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他們別無選擇的結果。合法性表現 為程序和操作上的別無選擇性：除此之外，再無可選。民眾除了決心以暴易暴，不惜對抗 強大的國家機器外，只有接受這種唯一的現實可能性，默認唯一統治者的現實合法性。" 僅此一段"妙語"，就可以對此人德行的"略見一斑"。其他的奇思妙言更多，且看下面的披 露。 二、冼文的"貢獻"："為專制的三個辯護"、"對獨裁一項獻策"、"對人民兩種哄騙" 眾所周知，當今的中國，領導我們國家的是中國共產黨，而且中國共產黨是主張一切行動 是應該為了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共產黨是人民的服務員，所以共產黨 把國家的各級幹部，都統統稱為"人民的公僕"。這樣的宗旨貫穿於黨的各項章程和各種黨 的文件，而且毛澤東還為此專門寫過那著名的文章：《為人民服務》。有誰如果否認共產 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謀利益，那麼他必定是中國共產黨的背叛者，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可是現在事實上的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卻被一些官僚在貫徹的時候故意偏離正確的方 向，而實際上是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專門做那些為官僚們，即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作威 作福服務的事情了。因此現在的那幫主張大搞專制獨裁的官僚並不代表中國共產黨內的健 康力量的主張，而只是代表官僚們的意見。可是冼岩卻在文章故意把真正的共產黨內的正 義力量，和官僚們故意的混淆在一起，並故意的把官僚等同於中國共產黨，並趁機會大肆 為官僚辯護。 冼岩在此千古妙文中為特殊利益集團辯護的第一個貢獻，當屬他對中國實行官僚專制獨裁 的辯護。他說：“集權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種逆向選擇意義上的合法性，合法的統治者不是 國民自由選擇的結果，而是他們別無選擇的結果。合法性表現為程序和操作上的別無選擇 性：除此之外，再無可選。民眾除了決心以暴易暴，不惜對抗強大的國家機器外，只有接 受這種唯一的現實可能性，默認唯一統治者的現實合法性。” 他又說："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所謂"共產黨是當今中國唯一有領導能力的政治組織"， 確實是中國政權的合法性證明。但是這種"唯一"合法性，正是執政者本身所作所為造成的 ，是傳統政治邏輯演繹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唯一合法性並非只有主觀價值意義 ，它更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社會批評者盡可以在道義上蔑視它，批判它；但它依然會 巋然不動，並散發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對者在現實中頭破血流。" "集權統治者的合法性來源於民眾的別無選擇性，別無選擇性又形成於絕對權力和絕對控 制。因此，只要執政者不打算自動放棄權力，寄希望於它自己放鬆社會控制、形成權力製 衡，就是不現實的。如果政權本身沒有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對別無選擇性就依然有著絕對 的依賴，那麼，任何在政權之外鬆動控制、培植制衡的努力，必然遭到政權力量的極力壓 製而變得前途渺茫。" 其實冼岩的這套"理論"就是不折不扣的強盜邏輯：如果按照冼岩的這種觀點和邏輯，去對 照歷史上的奴隸制政權的話，那就可以說："奴隸制政權與製度是非常具有合法性的；因 為採用奴隸制是奴隸們別無選擇的結果，而且是"唯一合法性"：因為別的統治方式不准你 們選擇。採用奴隸制是傳統政治邏輯演繹的必然結果。更重要的是，這種唯一合法性並非 只有主觀價值意義，它更是一種客觀的現實存在。社會批評者盡可以在道義上蔑視它，批 判它；但它依然會巋然不動，並散發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對者在現實中頭破血流。" 上面我們幾乎完全採用了冼岩原文中的語言，而幾乎沒有絲毫改動。就這樣照樣能為奴隸 制辯護。 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如此比著葫蘆畫瓢的，如此這般的，把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權的合法性 也給"論證"一番；也可以把任何十惡不赦的罪惡政權，統統都用冼岩的這種法子給"論證" 一便，幾乎是毫無困難的。 這不是十足的強盜邏輯麼？誰有強權誰就具有"合法性"，誰掌握了槍桿子誰就有理：如果 說天下有如此的"理論"的話，那也是太他媽的混帳"理論"！ 冼岩為專制獨裁的第二項辯護，是"專制無限好，強權有妙用"。 他說："從現代政治理論出發，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為我們勾勒出的是一幅萬馬齊喑、令 人窒息的圖景。但理論是灰色的，在現實中，中國社會在絕對權力的絕對控制下，正經歷 著長達30多年的經濟增長以及社會其他方面的生動而有益的變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 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首先應歸功於權力的主導作用。" 接著冼岩又論證了絕對的強權、高壓的控制、威力無比的威權對於經濟危機的壓制與消化 的無與倫比的妙處："真正要命的危機是經濟危機……事實上，中國經濟方面潛伏的危機 已經很多、很重，對此，很多人已有論述。但是，這麼多危機因素，為什麼至今還只是蟄 伏不發，沒有走向臨界點，爆發成真正的災難呢？答案在於信心和信用。中國政府憑藉其 絕對權力和對大量經濟資源的控制，抑制了各種負面因素和趨勢的漫延，維持了國民經濟 穩定，從而維護了國家的經濟信用和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在這種情況下，絕對 權力又一次表現出它超越於市場規則之上的優越性：當市場上出現任何一點可能引發風險 的波動時，權力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場規則進行干預，或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資源 做出彌補；當市場本身運轉乏力時，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經濟所無法想像的方式和力度參入 進來，成為加速經濟運轉的發動機。……可見，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不僅是集權體制政治 上的生命線；今天，它也是中國政府保持經濟穩定的關鍵法寶，且是中國經濟至今"一枝 獨秀"的奧妙所在。" 冼岩的這個辦法，當年德國法西斯如果拿來為軍國主義辯護的話，應該更加精彩；軍國主 義分子們完全可以說我們的軍國主義根本他媽的就不怕什麼經濟危機，一切都可以用刺刀 和坦克解決，而且你也"別無選擇"，具有無與倫比的"合法性"和"優越性"。 強權和獨裁可以做許多大事情，特別是許多無比罪惡的事情，當然它也可以做許多壓制矛 盾壓制危機的事情，但這不能說因為強權可以壓制危機，就說明強權是天下最優越的政權 了。因此冼岩以強權可以化解部分危機，就斷定強權是無限好的製度，理論上完全站不住 腳。就像不能因為原子彈曾經加速日本投降，就認為原子彈是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一樣。 冼岩為專制獨裁的第三個辯護，是所謂"政績合法性"，即官僚們和冼岩共同熱愛的專制獨 裁，畢竟在經濟上取得了輝煌的成績。 對於這一點我都不想再囉嗦了：我想當年的希特勒和日本軍國主義者想這樣為自己辯護的 話，可能他們的法西斯制度比你們今天的中國更加優越萬倍都不止的吧？你官僚的強權還 有什麼可驕傲的呢？ 冼岩還有對官僚們如何保持住專制獨裁的權力不被削弱和瓦解的一條重要"獻計獻策"：就 是應該弱化人民的政治力量，要點是"民間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弱，不觸及執政黨的政治 專利權"。而由於專制獨裁具有"非常多"的前述的許多"合法性"，所以官僚們萬萬不可以 讓權："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看，要執政者放棄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允許社會制 衡力量的存在和生長，都是不現實的。"這也是冼岩認為的另一種"別無選擇"。由於這兩 條道理一擺，官僚們的頑固不與人民協商，獨往獨來想怎麼做就怎麼做的霸道作風，更可 以很有"理論根據"的放肆起來了。而且這更加有利於保持住政權。更讓人民"別無選擇"。 對專制獨裁的"合法性"也即合理性的證明，是冼岩本文中為了官僚集團的利益而主要要向 公眾販賣的貨色。可是在販賣這一強盜邏輯的同時，冼岩也沒有忘記要哄騙人民一下，以 免那些要求民主心切的人們太絕望。他告訴人們：民主憲政是有希望的；因為："無論從 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看，要執政者放棄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允許社會制衡力量的存在和 生長，都是不現實的。唯一可以靠近目標的路徑或許是：首先，民間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 弱，不觸及執政黨的政治專利權，集中力量培植其他方面的基礎力量；同時，政權本身作 出改變，嘗試培植新的合法性基礎；最後，才是全社會的民主憲政進程。這就是"民主緩 行論"所主張的由黨內民主而黨主立憲，最後實現虛黨共和的民主憲政目標之改革路徑。 它首先不觸及執政黨對權力的壟斷，不觸及傳統政治權力結構，而是順應執政黨在不危及 政權的前提下謀求應付危機的辦法，謀求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要求，從政權內部入手， 創造執政黨內部的權力製衡，培植新的政權合法性基礎和新型政治遊戲規則。當政權內部 新的基礎和新的行為邏輯建立起來後，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不再是政權之必需，政府才有可 能真正放鬆控制，民間政治力量才可能生長發展起來……考慮到執政黨視政權持續為第一 需要，考慮到"政績合法性"的不可持續，考慮到經濟危機始終是中國社會高懸的達摩克利 斯之劍，執政黨自己啟動"黨內民主"的可能性很大，並且近期已有所跡示。民間和海外可 做的是：以自己的言行，註釋這種改革需要的迫切性。" 這是什麼呢？ 就是人民要主動保持自己的孱弱，要保持使自己就根本無法和官僚集團講價錢的地步，你 們也不要試圖形成可以和強權抗衡的力量，因為那根本不切實際，"不符合中國政治的客 觀深層邏輯"。一切聽任強權擺佈：官僚要拆遷你的房子，你就心平氣和的讓他們拆，別 說什麼推土機開來，即使坦克開來都是應該的。 海外民主人士也不要試圖有什麼行動，你們可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言行，註釋這種改革需 要的迫切性"，說說閒話而已。 冼岩的意思，"一切讓官僚老爺們自己去自覺的做，等待他們開恩，要"相信黨"。民主會 來到你們身邊的；憲政也不遠"：說得多動聽呀，比唱得還婉轉呢。 三、冼岩的嘴臉 綜觀冼的全文嘮嘮叨叨很多，所要表達的卻只有一個意思：中國是萬萬不能民主、萬萬不 能自由、萬萬不能與人民協商、萬萬不能讓人民有實質性的發言權：如果那樣，政權有可 能瞬間就崩潰了。除非專制獨裁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時刻，否則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應該 保持政治高壓、學術箝制、思想禁錮，以讓那些期盼民主者"別無選擇"。 何況專制是最適合中國的制度，這是從秦始皇時代就已經證明了的真理。從"實踐是檢驗 真理的唯一標準"來看，專制讓中國富了，獨裁讓中國穩定、專制加上獨裁讓一切危機化 為烏有。專制獨裁如此優越偉大可千萬不能放棄；專制、高壓、鎮壓、禁錮、箝制，這一 切是做的愈是高度威猛效果愈好，人民愈是弱勢效果愈好。上訪就讓他們上訪去，一定要 保持對他們的威壓，要像趕豬趕羊一樣驅趕他們，千萬不能給他們好臉色，要對他們保持 足夠的威嚴、顯示我專制的強大威力，千萬別給他們任何的憐憫，或者什麼傾聽他們的傾 訴什麼的，和人民千萬不能和他們客氣，人民其實最賤：你一旦和他們客氣，他們就會瞪 鼻子上臉。你鬆一寸，他們就進一尺！ 冼岩是多麼好的官僚們需要的治國策士，是多麼賣力的專制打手呀。 綜觀冼的全文，字裡行間冼岩不是希望人民好、民族好、世界好、人類好、社會文明進步 ：而是處處希望專制能長久、獨裁能日子好過、權力能永遠橫行霸道、官僚們能永遠的作 威作福。其效勞官僚、忠於權力的心態，幾乎是毫不掩飾的暴露無遺。天下可曾經有過這 樣無恥的文人麼？ 冼岩是真敢大膽的為官僚集團"仗義執言"："為保住專制權力必須擱置政治改革"、"應拒 絕對人民作出任何讓步"、強力保持對要求民主人士的高壓、"決不允許制衡的力量形成氣 候"、" 必須對社會實行絕對控制，不容許任何可與自己討價還價或分庭抗禮的力量、因素和苗頭 存在"、" 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的角度看，要執政者放棄絕對權力和絕對控制，允許社會制衡力量的 存在和生長，都是不現實的"、保持對思想和學術的箝制、使民間力量長期處於無權無勢 無任何"討價還價"權力的地步：冼岩說的這些東西，他透露和暗示的這些話，中國的特殊 利益集團是歷來只敢於暗中去做，卻從來也不敢公開的說出來就宣布為官僚集團的事實上 的宗旨的話，卻被冼岩這樣一個"民間人士"給大肆的宣揚了一番。冼岩如此想官僚所想、 急官僚所急、說官僚們想說而又不敢公開說的話；冼岩如此急喉喉的為官僚的專權、獨裁 、禁錮、高壓、鎮壓、逮捕、判刑、強拆、自焚、貪污、洗劫國庫等等作"輿論上的鳴鑼 開道"，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看冼岩那意圖，是絞盡了腦汁，"滿懷一片報效天子的赤膽忠心"，也要試圖挖掘出，現有 的官僚專權獨裁其實是天經地義的、是合理合法的、是完全正當的"理論"證明，以"不辜 負什麼什麼對自己的栽培"。 很明顯的，一篇文章在寫作的時候，其作者的設定的目的不一樣、效忠的主子不一樣，那 麼就必定會發生作者在考慮問題的時候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樣。冼岩的這篇文章，作者是完 全站在官僚專制集團的立場、使用專制獨裁集團的角度、完全是為了官僚集團著想，而絲 毫也不顧及下層人民的任何利益，根本就沒把人民當成人看。 因此，冼岩的文章中，他的所有假設，統統沒有考慮什麼政權的非正義性質、政權施政的 道德傾向、阻止思想進步的反動性、對民間智慧的壓制性、老爺作威作福性、人民生活水 深火熱性，更沒有考慮其實中國可以全民全國團結共同推進政治進步性、喚起民眾支持中 國共產黨進行民主協商性、消除官民對立全國合作把改革做好黨群利益一致性、全國團結 眾志成城性等等，冼岩統統不作考慮；他只是"全心全意"的考慮如何的能證明現實的官僚 體制是最好的？是"全世界最好的製度"？如何的專制合理，獨裁的必要，等等，一切都是 為了強權辯護，為強權設想，為中國的特殊利益集團的作威作福，作盡可能的辯護，尋找 出"理論"上的根據。 大家如果去查閱歷史，就會發現如此放肆的暢談秦始皇有功、希特勒有理、箝制扼殺思想 萬歲的人，歷史上似乎罕見，冼岩恐怕是第一個。冼岩能如此，說明他比王作鬼和余含淚 卑鄙：王和余只不過唱唱讚歌，作些粉飾罷了；而冼岩卻要證明掠奪和欺凌人民是為了人 民更加幸福、強拆你的房子是為了你能生存、強行代表你的利益是你的最好選擇，否則就 是對你不負責任。天下還曾經有誰，曾經如此的卑鄙過麼？ 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曾經如此公開的敵視人民而向權力者獻媚的。古人評價歷史上的戰國 策士們為了榮華富貴，不惜丟掉道德和人格向各國君王獻媚，說"戰國策士卑污極矣"。而 今天我們則在民間發現了冼岩，僅僅有些官方背景的"北京《資本市場》特約撰稿"，就能 如此盡忠盡心，"士為知己者死"，真乃當今中國文人一大傑出代表矣。冼岩說中國專制勢 力太強大、集權集團太穩固不是主觀的，是客觀的，是"中國政治的深層邏輯"，其實哪裡 是什麼客觀的呀？分明是因為中國文化熏陶出來的，象冼岩這樣一類的策士太多太卑鄙的 緣故呀，從戰國的時候這些卑鄙者就"子孫繁茂"了可是顛撲不破的事實呀。 "為什麼西方民主不適應於今日中國？" 不因為別的，就因為像冼岩這樣的能人在中國太多太歷史悠久的緣故。因為這幫人鐵了心 為專制獨裁效勞，鐵了心要把專制說成一朵花，要把民主說得一團糟；而且是花言巧語， 巧舌如簧，人民很容易上他們的當。所以人民就以為"西方民主不適應於今日中國"了；哪 裡是真的"西方民主不適應於今日中國"呢？ -- 無論兩岸要統一還是分裂 如果中國政治不走向民主化 這事我認為都將遙遙無期 大也可以當台灣早就被全盤西化 納不進“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民主是一條不歸路… 多元一體 各族自治 充其量只是一種想像的概念 實際上並不存在 因為再怎麼自治 還是加上了黨的控制 框了一個中華民族在其之上 現今的共產黨 其實用著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上層結構(super structure) 藉由資訊的封閉來控制人民 透過教育 給予自主權 促進移民 人自然會選擇適合自己 對自己最好的生活 選擇自己想要的政治體制 如果擔心會亂 何不先開放小地區(甚至只是一個村里)實驗 施行公民教育、民主制度和開放資訊自由 如果真的好 哪有害怕被萬惡的民主侵害的道理 此外政治改革推行上的困難 來自黨、軍、政的三個權力體系分立且零散 整合不起來 沒辦法以文人治國 若沒有積極開放的政治思想革新 我想中國也只能一直這個樣子 沒有世界 而只有中國本位與不利他思維 有能的菁英會離開 出走他國 剩下既得利益者緊握權力不放手 有心無力的知識份子 安分守己期待卻等不到好日子的廣大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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