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jzmw.cn/viewnews-6429.html 冼岩：为什麽西方民主不适於今日中国 作者:冼岩 来源: 《领导者》发布: 2010-2-05 中国未来前景如何，稳定还是动荡，繁荣还是衰退？回答莫衷一是。但是，学术界的主流 意见已逐渐倾向於：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能保持稳定。但稳定为什麽能够持续？在什 麽情况下，稳定将被打破？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相关研究和讨论多停留表面，没有找出 中国社会治乱翻转的根本原因。 为什麽西方民主宪政在中国特别艰钜难行？为什麽会有如此多反覆？为什麽在国际国内的 强大压力下，执政党仍然坚持一党专政，不愿意启动政治改革？为什麽国际国内、民间学 界的多方呼吁、多种预测都只是一厢情愿，无济於事？这些反复发生的事实都不是偶然， 而是有一种客观必然性深藏其中，因此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本文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揭示中国政权赖以存续的深层逻辑。 一、 集权体制的合法性　　 “百代皆行秦政制”，无疑，中国於1949年建立的政权，虽然披上了历史决定论的意识形 态外衣，但在政治权力的基本建构上，仍然是沿袭千年古制。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马克 思加秦始皇”。 这种政治权力结构有两大特徵：一是中央（最终要具体到最高统治者个人）的绝对权力， 这一权力既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存在任何制衡；二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其目的 是为了禁绝一切可能出现的对政治权力的挑战，或者是禁绝新的不受权力控制的社会力量 。 政权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命题，意指公民对政权的理性认可和程序授权。但是 在集权社会，政治有其自身逻辑，合法性也有其自身含义。它包含两个方面，即政权本身 的合法性和与其相联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逆向选择意义上的合 法性，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国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合法性表现为 程序和操作上的别无选择性：除此之外，再无可选。民众除了决心以暴易暴，不惜对抗强 大的国家机器外，只有接受这种唯一的现实可能性，默认唯一统治者的现实合法性。 可见，集权政治的合法性在於其别无选择性；一旦出现新的可能选择，统治者的合法性就 摇摇欲坠，这是集权政治的最大隐秘。正是为了保证别无选择的有效持续，统治者才必须 建立自己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必须对社会实行绝对控制，不容许任何可与自己讨价还价 或分庭抗礼的力量、因素和苗头存在。 当然，集权政治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一套说词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但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 论证同样是建立在别无选择的程序性之上的，它不是权力的来源和根本，而只是帮助统治 的手段（即“治术”）。正如民主政体合法性的实质在於民意授权的程序正义，集权政体 的合法性根基则是其程序上、操作上的别无选择性。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什麽一些体制外的“合理化”建议，例如要求政府开放言论，让民 众有合适的自我表达渠道，与政府展开对话，以化解矛盾，释放不满等等，看起来似乎有 百利而无一害的主张，却总不能被政府采纳。 在民主制度下，沟通和对话，确实能释放负面能量，缓解社会矛盾；讨价还价，确实能平 衡各方利益，化解冲突，达成妥协，这是民主制度内部社会自我调节的有效方式。但是在 集权制度下，由於保持政权的别无选择性所必须的持续高压，放开社会协商和讨价还价的 渠道必然释放被压抑的矛盾和不满，刺激更多的慾望和冲动；此时，被压抑的利益和力量 要求自我伸张、自我实现，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将不再可能，政权的别无选择性也将失去保 障，并时刻面临威胁。正是这种中西方社会不同的政治逻辑，决定了双方对待言论自由和 公民社会的不同态度。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了解政府行为的深层逻辑，就会对现实抱有 不切实际的幻想。 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所谓“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有领导能力的政治组织”，确实是中 国政权的合法性证明。但是这种“唯一”合法性，正是执政者本身所作所为造成的，是传 统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唯一合法性并非只有主观价值意义，它更 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批评者尽可以在道义上蔑视它，批判它；但它依然会岿然不 动，并散发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对者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集权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於民众的别无选择性，别无选择性又形成於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 。因此，只要执政者不打算自动放弃权力，寄希望於它自己放松社会控制、形成权力制衡 ，就是不现实的。如果政权本身没有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对别无选择性就依然有着绝对的 依赖，那麽，任何在政权之外松动控制、培植制衡的努力，必然遭到政权力量的极力压制 而变得前途渺茫。不错，关於赋税的讨价还价确曽催生西方的代议制民主，所谓“无代议 士不纳税”。但这一因果成立的前提是：在此之前，纳税人已拥有为王权所不能剥夺的独 立地位和独立利益，已拥有和统治者讨价还价的能力。但在中国，在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 下，纳税人何曾有独立地位可言？又何来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凭籍？在中国，可以说，任何 团体或个人，都没有与政府正面博弈的能力。政府讲什麽就是什麽，要收多少税就收多少 ，纳税人除了逃避、弄虚作假，别无利益伸张的办法。在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下，政权以外 的政治力量，既找不到立足处，更找不到着力点，因此，几乎不可能自我孕育出对权力的 制衡。这就是今日民间社会似乎逐渐活跃，但始终不能对政治权力构成有效制约的原因。 一些人关於地方分权及联邦制的设想、憧憬，也与此类似，同样只是基於西方经验设计的 政改路向。由於中西方巨大的背景差异，相同取向会按照不同逻辑，演绎出不同结局。 规律之所以成为规律，是因为其客观必然性，是因为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 尽管几十年来，多方势力为政治改革奔走呼吁，政改却一直停滞不前。无可否认，1980年 代初期，执政党高层许多人也热衷於政治改革，认为这是复兴中国所必须迈过的门槛。但 随着形势发展，隐藏在事实背後的规律逐渐展开，政治改革与传统政治权力结构的不相容 性日益凸显。最後，党内改革派别无出路——要麽放弃政治改革，要麽放弃自己的政治权 力。 甚至邓小平本人，在1980年代初也曾提出过一些关於政治改革的设想。但是，作为现实主 义的政治家，邓很快意识到政治改革与保持政权的二律背反，於是树起“四项基本原则” 的藩篱，为改革划定了单行道。1980年代末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实了邓的判断。从此 ，搁置政改成为党内高层共识。迥异於苏东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转型，中国改革呈现出 经济跛足独行的“中国特色”。外界至今仍对某些党内改革派、或者是言论开放人物持有 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这些人的言论开放，往往与其政治上被排挤、处於旁观位 置是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大权在握，站到前台，他们同样不可能逃脱客观规律的制约，不 可能跳出客观局限性。 二、合法性危机与双重合法性 既然别无选择性是集权政治的基础，那麽只有当这一合法性被打破即出现新的现实选择之 时，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才可能松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变迁都默守这一程序。在历 史上，政权更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民不聊生时，别无选择的选择也成了不能忍受的命 运，民众情愿以身犯险，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时， 别无选择不再构成程序性限制，政权的合法性丧失，民众揭竿而起，起义势力带给人们新 的选择。其时民众不再是别无选择，他们可以多中择一。民众的选择，所谓民心向背，往 往决定着政权争夺的最後结果。一方获胜後，又会形成新的别无选择的政治权力，历史就 如此往复循环。 另一种模式是外来力量击败本国政权，其势力侵入本国范围，代替前面的起义力量为民众 提供新的选择。 无论哪一种模式，社会控制的铁幕只要被掀开一角，反对原政权的力量只要在某一处站稳 脚根，各种被压抑、被控制的力量就可能在此处汇聚起来，形成联动。所谓风云际会，多 米诺的骨牌就可能因此坍塌。所以，集权政治既强大又脆弱。强大，是因为它全无破绽； 脆弱，是因为它容不得一点破绽，任何破绽都可能致命。 具体来看清末，其时统治者权威和合法性的逐渐丧失，与历史上有所不同。一是外来力量 虽然强行进入中国，但它们只热衷於瓜分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并无意攫取政权；二是外 来力量不但打败了清政府，代表了一种新的势力；同时，它还带来一种新的价值理念和政 治制度，代表一种不是政治权力上，而是政治制度上的新选择。列强武力上的胜利，社会 经济福利的发达，都证明了这种政治制度的优越。因此，传统的政治制度丧失了合法性的 自我说明，丧失了令人信服的权威。於是，统治者不得不着手重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冀 图重拾权威，这样，才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 民主政治运动在1980年代末掀起高潮，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改革与1979年开 始的邓小平改革具有逻辑的一贯性，是历史势能的自然积累。邓小平本人虽已对政治改革 的风险产生疑虑，并祭出“四项基本原则”的护身符，但风险究竟有多大？邓心中无底。 所以，当时不愿过分抑制民运势头，以免损伤改革势能。再加上其时国际的“大气候”，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苏东改革造成的冲击，在形势未明时，邓小平只能暂不作决断 ，等等看，静以观变。即使这样，当时政治改革所能迈出的步子仍然是有限的，因为政权 本身的弹性、对异端的免疫性和可容忍性都有限。真正造成1980年代末民运高潮的，是国 内的“小气候”，即党内高层出现了两种声音，底层民间力量的积蓄和成形才获得一定的 缝隙和空间。没有赵紫阳一系的反传统举动，就不可能有1989的民运高潮。1989後，党内 重归一统，民间势力再无隙可乘，社会重归别无选择。 在全球化背景下，别无选择的政治模式之保持极端困难。信息的开放，经济文化的交流， 在在昭示了政治制度可以有多种选择。当今中国政权面临的是类似晚清政府的政治制度合 法性危机。如果说，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现实条件下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那麽政治制度 呢？我们为什麽不能拥有新的、更好的制度？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成就，还是苏东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示范，都时时在提供参照，证明了政治制度方面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至此，政权开始面临最棘手难题：要麽证明自己（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要麽改变自我（ 政治制度）。 经过了清末、苏东及自身1980年代的教训後，执政党不再一味将赌注压在自我改造（即政 改）上，而是力图先自我证明，然後徐图改变。值得庆幸的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证 明至今并不难找到，这就是“政绩合法性”。中国政府能够领导中国取得持续30年的经济 增长以及社会多方面的改进，比诸苏东转型的痛苦，可以说证明了现行政治制度在现阶段 的合法性，证明了中国现在所走改革路径是合乎实际的。 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此一合法性证明至今仍然成立。照搬西方 模式曾经造成民国初年的混乱，苏东在今天的西化历程也充满痛苦，中国道路相对於苏东 转型的顺利性（这种对比应加上中苏基本条件不同的参数），一举证明了中国现行模式相 对於苏东模式和照搬西方的优越性，至少证明它更适合於中国国情。但是，这一证明只是 到此为止。接下来要命的问题是：对於建立在“政绩合法性”上的现行政治制度来说，今 後将面临“有政绩则有合法性，无政绩则无合法性”的尴尬——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源泉， 反过来成了制度本身的致命软肋。当政绩下滑造成政治制度合法性危机时，执政党要解决 的难题是：怎麽从政治制度中脱身而出？ 因此，政治改革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有机会：1，政治合法性面临危机，在今天，最有可 能的是政绩下滑带来的政绩合法性破产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2 ，执政 党“核心”权威破裂，内部分裂成多个山头；3，国外强力干预。 二、 绝对控制与执法弹性　　 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幅万马齐喑、令人窒息的 图景。但理论是灰色的，在现实中，中国社会在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正经历着长达30 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生动而有益的变化。对此，那些醉心於西方经典理论 的虔诚学徒们，总是不知疲倦地从五光十色的现实中抽离出阴暗片断，试图削足适履地论 证经典理论的普世价值，全然无视丰富多彩的整体现实。当理论面对新的对象、新的事实 无法适应时，只能试图改变理论，而不能用有色镜或哈哈镜来扭曲事实。对中国正在发生 的一切，必须有新的理论论证和理论模型予以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首先应归功於权力的主导作用；准确地说， 应归因於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恰巧是那些崇尚和致力於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人。他们在对 社会实行政治控制的同时，放松了其他方面的控制。放松控制释放出社会本身的活力，造 成了经济及其他方面的显着进步，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种绝对权力下的放松控制，怎 麽会不与绝对权力本身所要求的绝对控制发生矛盾？ 这一难题的解决是藉助於制度与操作、政策与执行的某种偏离来实现的。为实现绝对控制 ，政府除了把持政治权力外，还制订了涉及方方面面的严苛法令、政策和制度。如果认真 贯彻这些条条框框，不但经济不可能有今天的增长局面，全社会也确实会陷入那种万马齐 喑的窒息境地。但这些条条框框，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认真执行。它们只是紧箍咒，作 用是保证政府对社会的全面可控制性。在平时，为了培植和保持社会活力，这些东西被高 高挂起，备而不用；只有当情况有可能失控，或者当政府需要调整某种做法时，才会把它 念诵起来。政治权力则超越於这些政策、法令和制度之上，不受制约地推动经济发展和改 革开放——这是人治社会独有的方便：既可轻易准备这麽多政策、法令、制度，保证政治 权力对社会的全面可控性；又可在对政权无威胁的情况下，将这些法令条文束之高阁，解 放社会本身的活力。政府就是在这种“可控制而又不控制”的矛盾中，保持微妙平衡，既 发展了经济，又维持了政权。 在社会制度、政策法令，甚至国家指导思想的各个方面，我们都能看到这种严酷法规与执 法弹性的巧妙结合。最经典的例子是“四个坚持”，如果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 国今天可能比朝鲜还朝鲜。公开的规章制度要求每个人做圣人，但实际上，只要你不触犯 权力，你大可不拘小节，活得轻松自在；在制度安排上，个人被剥夺了与政府讨价还价、 自我保护的权利，但在现实中，你可相对独立地拥有自己的利益和空间，前提是不能对抗 权力，危及政权。奥妙在於，你所享有的这一切自由、利益和空间，都是权力恩赐给你的 ，制度上对此没有保障；因此，如果需要，权力随时可将之收回；而所有成文不成文的法 律制度，都是依据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的需要设计的，这是执政党为保证别无选择的合法 性而加买的一重保险，这就解决了专制制度下放松控制的风险问题。执法上的弹性和灵活 性，使人治政府能够集中足够的意志和力量，致力於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为社会发展开 拓空间。 正因如此，各种为法治论者所看不惯的“严打”、“从严从重”等运动形式，以及强化税 收徵管等等，也就不足为怪。包括形形色色的“领导干部责任书”、“一票否决制”，都 同理而异形：本来都是制度上早已明确的东西，但平时只供着，并没打算较真；现在临时 要用了，就必须抱抱佛脚，强调一番，以示“这回要动真格了”。 “以法治国”的困境也在这里：所有法律制度，都是依据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的需要而设 的，其目的都是“治民”，因此，不可能期待它会反过来制衡权力本身。当然，对於行政 权力而非政治权力，作一些具体限制还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形成法治局面——因为被法律 限制的行政权力最终会在政治权力的缺口上逸出。这样一种人治下的非程序运作，必然逐 渐削弱行政部门的行政效率，削弱法令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它解决了当前怎样兼顾改革 、发展、稳定的“三难”困境，创造了经典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奇蹟。可以说，在现阶段它 居功甚伟。纵有流弊，从长期看，其负面效应也可能成为撬动集权体制的第一块砖头。 四、 经济信用与经济危机　　 现代社会，经济有着不可比拟的覆盖率和重要性，对其他方面往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 此，即使在专门讨论政治问题时，也适於将其重点对待。 如前所述，权力极力主导经济发展；权力放松对社会某些方面的控制，促进了经济增长， 保持了30年的经济繁荣。但是在权力和市场的双重机制作用下，经济增长所创造的财富逐 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上，贫富分化日益悬殊，社会底层贫困问题日渐突出，不但阻滞了经济 的进一步增长、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并且已构成当今社会的突出危机。 危机的突出只是一种表象，未必说明它即是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只要经济增长 能够持续，不但政权仍然能享有“政绩合法性”，政府也能拥有相对充裕的物质能力来缓 和危机，将危机抑制在潜伏状态。 因此，真正要命的危机是经济危机，危险就藏在中国政府至今引以为傲、依畀过重的“政 绩合法性”中。只要经济危机爆发，社会其他方面所积攒的危机因素就再也没有转圜余地 ，必然随之整体喷发，政权合法性和社会稳定都将荡然无存。 事实上，中国经济方面潜伏的危机已经很多、很重，对此，很多人已有论述。但是，这麽 多危机因素，为什麽至今还只是蛰伏不发，没有走向临界点，爆发成真正的灾难呢？ 答案在於信心和信用。中国政府凭藉其绝对权力和对大量经济资源的控制，抑制了各种负 面因素和趋势的漫延，维持了国民经济稳定，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经济信用和国内外对中国 经济的信心。 市场经济本来是敏感脆弱的，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蔓延成燎原之势。不过，它又具有某 种自我修复功能，能够逐渐回到市场均衡。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市场经济远未规范成熟， 内部蕴涵的不平衡因素太多，一旦针摆离开中心位置，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在这种情况 下，绝对权力又一次表现出它超越於市场规则之上的优越性：当市场上出现任何一点可能 引发风险的波动时，权力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场规则进行干预，或利用手中掌握的 巨大资源作出弥补；当市场本身运转乏力时，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经济所无法想像的方式和 力度参入进来，成为加速经济运转的发动机。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意义正在於此：它挽救 了中国经济的信用和信心。 当然，这种打乱市场秩序的人为干预，必然损伤市场本身的发育和自我健全，但从整体和 长远看，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因为中国经济目前正运行在敏感区间，现阶段，只要能 保持经济信用和信心，各种潜在危机就可能始终被抑制在临界点下，隐而不发；中国经济 就可能挺过危险期，迎来一个相当宽松、有利於化解隐患的宽阔水面。反过来，如果一味 强调市场经济理念和市场规则建设，一旦经济信用和信心被打破，各种危机因素失去制衡 ，它们将纷纷急於“兑现”，争夺残余价值，危机爆发将不可避免，且呈暴走状态。可见 ，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不仅是集权体制政治上的生命线；今天，它也是中国政府保持经济 稳定的关键法宝，且是中国经济至今“一枝独秀”的奥妙所在。 不能用西方国家经济危机发生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在西方，经济增 长的停滞和衰退、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正常现象，是经济周期的自然运转。由於西方发 达国家社会内部没有潜伏那麽多尖锐复杂的矛盾，地面没有铺满乾柴和火药，经济危机只 相当於一次次小型火山的定期喷发，不但不会造成致命损害，反倒有利於整体环境的新陈 代谢。但在中国，在遍地乾柴火药的今天，经济危机的爆发极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总爆发 ；经济衰退可能成为引发整座多米诺骨牌倒塌的第一张牌，它将带动全社会的地壳剧烈运 动，各种被抑制的危机都会争先恐後释放出来，社会将跌入不知怎样的黑暗和混乱中。 经济危机会不会爆发，关键看国家经济的信用和信心能不能维持。有信心，暂时无法满足 的利益和相互冲突的诉求都可俟之将来；纵然一时发生增长停滞甚至衰退，也不会酿成冲 天火势；失去了信用和信心，增长纵然能维持一时，危机终不可避免。 五、 主动改革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当政权面临危机时，政改将有机会；当社会环境根本变化时，改革将水到渠成 。但前者过於消极，後者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此过程中，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将不在，许 多利益或价值都已消散。因此，对不甘於现状的人们来说，最热衷的问题是：在当前，政 治改革有没有主动推进的可能？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 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可以靠近目标的路径或许是：首先，民间仍然保持政治 上的孱弱，不触及执政党的政治专利权，集中力量培植其他方面的基础力量；同时，政权 本身作出改变，尝试培植新的合法性基础；最後，才是全社会的民主宪政进程。 这就是“民主缓行论”所主张的由党内民主而党主立宪，最後实现虚党共和的民主宪政目 标之改革路径。它首先不触及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不触及传统政治权力结构，而是顺应 执政党在不危及政权的前提下谋求应付危机的办法，谋求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要求，从 政权内部入手，创造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衡，培植新的政权合法性基础和新型政治游戏规 则。当政权内部新的基础和新的行为逻辑建立起来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再是政权之必 需，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放松控制，民间政治力量才可能生长发展起来。 这个方案的局限性是，其启动最终有赖於执政党高层自我改造的主动性，外界只能提供某 种压力和呼应。考虑到执政党视政权持续为第一需要，考虑到“政绩合法性”的不可持续 ，考虑到经济危机始终是中国社会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执政党自己启动“党内民主” 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近期已有所迹示。民间和海外可做的是：以自己的言行，注释这种改 革需要的迫切性。（来源：《领导者》总第31期） =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264 宣昶玮：驳冼岩《为什麽西方民主不适应於今日中国》 作者：宣昶玮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1/27/2010 6:54:21 AM 一、在网络上发现一篇反民主千古妙文 在着名的凯迪网络上，发现一篇大幅打出广告的千古妙文：《为什麽西方民主不适应於今 日中国》，作者冼岩。 对於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因为就在前年，有人曾把宣昶玮和此人相提并论，共同列为可 为当今社会充当治疗体制弊端的，高明的民间思想家医生之列。因为有这样的印象，所以 知道了有一个人名为冼岩的，和自己是一样的爱思考社会问题的人士。 今天看了这题目，首先就有了三分兴趣：此人既然可为社会医生，莫非他真的找出民主不 适合当今中国的、独具千古只眼的思想发现了？宣昶玮倒要好好见识见识，也许我等真的 在见解上远远有不如人家的地方也说不定。 谁知道读完全文，发现此人除了公开的胡说八道之外，理论上并没有什麽新的东西，倒是 在挖空心思为专制独裁辩护方面，确实有别出心裁的"理论贡献"，可是他已经把事情做得 让人感到有些恶心了。如此公开赞美丑陋的东西，在我的印象里似乎还无人曾经做过。 这样的公开为专制辩护，又出自着名的"民间知识分子"，在官僚们鼓动的反普世价值，其 目的则是要阻止政治改革；同时又严厉处置了联合签署宪章的刘晓波之际，具有非常大的 现实意义：表明反政治改革的攻击尚未结束，而是又开始了更有实质意义的波次。 先让我们看一看他的"妙语连珠"的对於专制独裁"合法性"的"论证"： "政权的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命题，意指公民对政权的理性认可和程序授权。但 是在集权社会，政治有其自身逻辑，合法性也有其自身含义。它包含两个方面，即政权本 身的合法性和与其相联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逆向选择意义上的 合法性，合法的统治者不是国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合法性表现 为程序和操作上的别无选择性：除此之外，再无可选。民众除了决心以暴易暴，不惜对抗 强大的国家机器外，只有接受这种唯一的现实可能性，默认唯一统治者的现实合法性。" 仅此一段"妙语"，就可以对此人德行的"略见一斑"。其他的奇思妙言更多，且看下面的披 露。 二、冼文的"贡献"："为专制的三个辩护"、"对独裁一项献策"、"对人民两种哄骗" 众所周知，当今的中国，领导我们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中国共产党是主张一切行动 是应该为了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共产党是人民的服务员，所以共产党 把国家的各级干部，都统统称为"人民的公仆"。这样的宗旨贯穿於党的各项章程和各种党 的文件，而且毛泽东还为此专门写过那着名的文章：《为人民服务》。有谁如果否认共产 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谋利益，那麽他必定是中国共产党的背叛者，这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现在事实上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却被一些官僚在贯彻的时候故意偏离正确的方 向，而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专门做那些为官僚们，即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作威 作福服务的事情了。因此现在的那帮主张大搞专制独裁的官僚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内的健 康力量的主张，而只是代表官僚们的意见。可是冼岩却在文章故意把真正的共产党内的正 义力量，和官僚们故意的混淆在一起，并故意的把官僚等同於中国共产党，并趁机会大肆 为官僚辩护。 冼岩在此千古妙文中为特殊利益集团辩护的第一个贡献，当属他对中国实行官僚专制独裁 的辩护。他说：“集权政治的合法性是一种逆向选择意义上的合法性，合法的统治者不是 国民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别无选择的结果。合法性表现为程序和操作上的别无选择 性：除此之外，再无可选。民众除了决心以暴易暴，不惜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外，只有接 受这种唯一的现实可能性，默认唯一统治者的现实合法性。” 他又说："由此我们也可以明白：所谓"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唯一有领导能力的政治组织"， 确实是中国政权的合法性证明。但是这种"唯一"合法性，正是执政者本身所作所为造成的 ，是传统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唯一合法性并非只有主观价值意义 ，它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批评者尽可以在道义上蔑视它，批判它；但它依然会 岿然不动，并散发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对者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集权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於民众的别无选择性，别无选择性又形成於绝对权力和绝对控 制。因此，只要执政者不打算自动放弃权力，寄希望於它自己放松社会控制、形成权力制 衡，就是不现实的。如果政权本身没有建立起新的合法性，对别无选择性就依然有着绝对 的依赖，那麽，任何在政权之外松动控制、培植制衡的努力，必然遭到政权力量的极力压 制而变得前途渺茫。" 其实冼岩的这套"理论"就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如果按照冼岩的这种观点和逻辑，去对 照历史上的奴隶制政权的话，那就可以说："奴隶制政权与制度是非常具有合法性的；因 为采用奴隶制是奴隶们别无选择的结果，而且是"唯一合法性"：因为别的统治方式不准你 们选择。采用奴隶制是传统政治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更重要的是，这种唯一合法性并非 只有主观价值意义，它更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社会批评者尽可以在道义上蔑视它，批 判它；但它依然会岿然不动，并散发出巨大能量，使它的反对者在现实中头破血流。" 上面我们几乎完全采用了冼岩原文中的语言，而几乎没有丝毫改动。就这样照样能为奴隶 制辩护。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如此比着葫芦画瓢的，如此这般的，把希特勒的法西斯政权的合法性 也给"论证"一番；也可以把任何十恶不赦的罪恶政权，统统都用冼岩的这种法子给"论证" 一便，几乎是毫无困难的。 这不是十足的强盗逻辑麽？谁有强权谁就具有"合法性"，谁掌握了枪杆子谁就有理：如果 说天下有如此的"理论"的话，那也是太他妈的混帐"理论"！ 冼岩为专制独裁的第二项辩护，是"专制无限好，强权有妙用"。 他说："从现代政治理论出发，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幅万马齐喑、令 人窒息的图景。但理论是灰色的，在现实中，中国社会在绝对权力的绝对控制下，正经历 着长达30多年的经济增长以及社会其他方面的生动而有益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首先应归功於权力的主导作用。" 接着冼岩又论证了绝对的强权、高压的控制、威力无比的威权对於经济危机的压制与消化 的无与伦比的妙处："真正要命的危机是经济危机……事实上，中国经济方面潜伏的危机 已经很多、很重，对此，很多人已有论述。但是，这麽多危机因素，为什麽至今还只是蛰 伏不发，没有走向临界点，爆发成真正的灾难呢？答案在於信心和信用。中国政府凭藉其 绝对权力和对大量经济资源的控制，抑制了各种负面因素和趋势的漫延，维持了国民经济 稳定，从而维护了国家的经济信用和国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绝对 权力又一次表现出它超越於市场规则之上的优越性：当市场上出现任何一点可能引发风险 的波动时，权力马上介入，政府可以超越市场规则进行干预，或利用手中掌握的巨大资源 做出弥补；当市场本身运转乏力时，政府又可以以自由经济所无法想像的方式和力度参入 进来，成为加速经济运转的发动机。……可见，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不仅是集权体制政治 上的生命线；今天，它也是中国政府保持经济稳定的关键法宝，且是中国经济至今"一枝 独秀"的奥妙所在。" 冼岩的这个办法，当年德国法西斯如果拿来为军国主义辩护的话，应该更加精彩；军国主 义分子们完全可以说我们的军国主义根本他妈的就不怕什麽经济危机，一切都可以用刺刀 和坦克解决，而且你也"别无选择"，具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和"优越性"。 强权和独裁可以做许多大事情，特别是许多无比罪恶的事情，当然它也可以做许多压制矛 盾压制危机的事情，但这不能说因为强权可以压制危机，就说明强权是天下最优越的政权 了。因此冼岩以强权可以化解部分危机，就断定强权是无限好的制度，理论上完全站不住 脚。就像不能因为原子弹曾经加速日本投降，就认为原子弹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一样。 冼岩为专制独裁的第三个辩护，是所谓"政绩合法性"，即官僚们和冼岩共同热爱的专制独 裁，毕竟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对於这一点我都不想再罗嗦了：我想当年的希特勒和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话，可能他们的法西斯制度比你们今天的中国更加优越万倍都不止的吧？你官僚的强权还 有什麽可骄傲的呢？ 冼岩还有对官僚们如何保持住专制独裁的权力不被削弱和瓦解的一条重要"献计献策"：就 是应该弱化人民的政治力量，要点是"民间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弱，不触及执政党的政治 专利权"。而由於专制独裁具有"非常多"的前述的许多"合法性"，所以官僚们万万不可以 让权："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 衡力量的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这也是冼岩认为的另一种"别无选择"。由於这两 条道理一摆，官僚们的顽固不与人民协商，独往独来想怎麽做就怎麽做的霸道作风，更可 以很有"理论根据"的放肆起来了。而且这更加有利於保持住政权。更让人民"别无选择"。 对专制独裁的"合法性"也即合理性的证明，是冼岩本文中为了官僚集团的利益而主要要向 公众贩卖的货色。可是在贩卖这一强盗逻辑的同时，冼岩也没有忘记要哄骗人民一下，以 免那些要求民主心切的人们太绝望。他告诉人们：民主宪政是有希望的；因为："无论从 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存在和 生长，都是不现实的。唯一可以靠近目标的路径或许是：首先，民间仍然保持政治上的孱 弱，不触及执政党的政治专利权，集中力量培植其他方面的基础力量；同时，政权本身作 出改变，尝试培植新的合法性基础；最後，才是全社会的民主宪政进程。这就是"民主缓 行论"所主张的由党内民主而党主立宪，最後实现虚党共和的民主宪政目标之改革路径。 它首先不触及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不触及传统政治权力结构，而是顺应执政党在不危及 政权的前提下谋求应付危机的办法，谋求新的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要求，从政权内部入手， 创造执政党内部的权力制衡，培植新的政权合法性基础和新型政治游戏规则。当政权内部 新的基础和新的行为逻辑建立起来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不再是政权之必需，政府才有可 能真正放松控制，民间政治力量才可能生长发展起来……考虑到执政党视政权持续为第一 需要，考虑到"政绩合法性"的不可持续，考虑到经济危机始终是中国社会高悬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执政党自己启动"党内民主"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近期已有所迹示。民间和海外可 做的是：以自己的言行，注释这种改革需要的迫切性。" 这是什麽呢？ 就是人民要主动保持自己的孱弱，要保持使自己就根本无法和官僚集团讲价钱的地步，你 们也不要试图形成可以和强权抗衡的力量，因为那根本不切实际，"不符合中国政治的客 观深层逻辑"。一切听任强权摆布：官僚要拆迁你的房子，你就心平气和的让他们拆，别 说什麽推土机开来，即使坦克开来都是应该的。 海外民主人士也不要试图有什麽行动，你们可做的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注释这种改革需 要的迫切性"，说说闲话而已。 冼岩的意思，"一切让官僚老爷们自己去自觉的做，等待他们开恩，要"相信党"。民主会 来到你们身边的；宪政也不远"：说得多动听呀，比唱得还婉转呢。 三、冼岩的嘴脸 综观冼的全文唠唠叨叨很多，所要表达的却只有一个意思：中国是万万不能民主、万万不 能自由、万万不能与人民协商、万万不能让人民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如果那样，政权有可 能瞬间就崩溃了。除非专制独裁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刻，否则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应该 保持政治高压、学术箝制、思想禁锢，以让那些期盼民主者"别无选择"。 何况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制度，这是从秦始皇时代就已经证明了的真理。从"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来看，专制让中国富了，独裁让中国稳定、专制加上独裁让一切危机化 为乌有。专制独裁如此优越伟大可千万不能放弃；专制、高压、镇压、禁锢、箝制，这一 切是做的愈是高度威猛效果愈好，人民愈是弱势效果愈好。上访就让他们上访去，一定要 保持对他们的威压，要像赶猪赶羊一样驱赶他们，千万不能给他们好脸色，要对他们保持 足够的威严、显示我专制的强大威力，千万别给他们任何的怜悯，或者什麽倾听他们的倾 诉什麽的，和人民千万不能和他们客气，人民其实最贱：你一旦和他们客气，他们就会瞪 鼻子上脸。你松一寸，他们就进一尺！ 冼岩是多麽好的官僚们需要的治国策士，是多麽卖力的专制打手呀。 综观冼的全文，字里行间冼岩不是希望人民好、民族好、世界好、人类好、社会文明进步 ：而是处处希望专制能长久、独裁能日子好过、权力能永远横行霸道、官僚们能永远的作 威作福。其效劳官僚、忠於权力的心态，几乎是毫不掩饰的暴露无遗。天下可曾经有过这 样无耻的文人麽？ 冼岩是真敢大胆的为官僚集团"仗义执言"："为保住专制权力必须搁置政治改革"、"应拒 绝对人民作出任何让步"、强力保持对要求民主人士的高压、"决不允许制衡的力量形成气 候"、" 必须对社会实行绝对控制，不容许任何可与自己讨价还价或分庭抗礼的力量、因素和苗头 存在"、" 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看，要执政者放弃绝对权力和绝对控制，允许社会制衡力量的 存在和生长，都是不现实的"、保持对思想和学术的箝制、使民间力量长期处於无权无势 无任何"讨价还价"权力的地步：冼岩说的这些东西，他透露和暗示的这些话，中国的特殊 利益集团是历来只敢於暗中去做，却从来也不敢公开的说出来就宣布为官僚集团的事实上 的宗旨的话，却被冼岩这样一个"民间人士"给大肆的宣扬了一番。冼岩如此想官僚所想、 急官僚所急、说官僚们想说而又不敢公开说的话；冼岩如此急喉喉的为官僚的专权、独裁 、禁锢、高压、镇压、逮捕、判刑、强拆、自焚、贪污、洗劫国库等等作"舆论上的鸣锣 开道"，到底是为了什麽呢？ 看冼岩那意图，是绞尽了脑汁，"满怀一片报效天子的赤胆忠心"，也要试图挖掘出，现有 的官僚专权独裁其实是天经地义的、是合理合法的、是完全正当的"理论"证明，以"不辜 负什麽什麽对自己的栽培"。 很明显的，一篇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其作者的设定的目的不一样、效忠的主子不一样，那 麽就必定会发生作者在考虑问题的时候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冼岩的这篇文章，作者是完 全站在官僚专制集团的立场、使用专制独裁集团的角度、完全是为了官僚集团着想，而丝 毫也不顾及下层人民的任何利益，根本就没把人民当成人看。 因此，冼岩的文章中，他的所有假设，统统没有考虑什麽政权的非正义性质、政权施政的 道德倾向、阻止思想进步的反动性、对民间智慧的压制性、老爷作威作福性、人民生活水 深火热性，更没有考虑其实中国可以全民全国团结共同推进政治进步性、唤起民众支持中 国共产党进行民主协商性、消除官民对立全国合作把改革做好党群利益一致性、全国团结 众志成城性等等，冼岩统统不作考虑；他只是"全心全意"的考虑如何的能证明现实的官僚 体制是最好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如何的专制合理，独裁的必要，等等，一切都是 为了强权辩护，为强权设想，为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作威作福，作尽可能的辩护，寻找 出"理论"上的根据。 大家如果去查阅历史，就会发现如此放肆的畅谈秦始皇有功、希特勒有理、箝制扼杀思想 万岁的人，历史上似乎罕见，冼岩恐怕是第一个。冼岩能如此，说明他比王作鬼和余含泪 卑鄙：王和余只不过唱唱赞歌，作些粉饰罢了；而冼岩却要证明掠夺和欺凌人民是为了人 民更加幸福、强拆你的房子是为了你能生存、强行代表你的利益是你的最好选择，否则就 是对你不负责任。天下还曾经有谁，曾经如此的卑鄙过麽？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曾经如此公开的敌视人民而向权力者献媚的。古人评价历史上的战国 策士们为了荣华富贵，不惜丢掉道德和人格向各国君王献媚，说"战国策士卑污极矣"。而 今天我们则在民间发现了冼岩，仅仅有些官方背景的"北京《资本市场》特约撰稿"，就能 如此尽忠尽心，"士为知己者死"，真乃当今中国文人一大杰出代表矣。冼岩说中国专制势 力太强大、集权集团太稳固不是主观的，是客观的，是"中国政治的深层逻辑"，其实哪里 是什麽客观的呀？分明是因为中国文化熏陶出来的，象冼岩这样一类的策士太多太卑鄙的 缘故呀，从战国的时候这些卑鄙者就"子孙繁茂"了可是颠扑不破的事实呀。 "为什麽西方民主不适应於今日中国？" 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像冼岩这样的能人在中国太多太历史悠久的缘故。因为这帮人铁了心 为专制独裁效劳，铁了心要把专制说成一朵花，要把民主说得一团糟；而且是花言巧语， 巧舌如簧，人民很容易上他们的当。所以人民就以为"西方民主不适应於今日中国"了；哪 里是真的"西方民主不适应於今日中国"呢？ -- 无论两岸要统一还是分裂 如果中国政治不走向民主化 这事我认为都将遥遥无期 大也可以当台湾早就被全盘西化 纳不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民主是一条不归路… 多元一体 各族自治 充其量只是一种想像的概念 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为再怎麽自治 还是加上了党的控制 框了一个中华民族在其之上 现今的共产党 其实用着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上层结构(super structure) 藉由资讯的封闭来控制人民 透过教育 给予自主权 促进移民 人自然会选择适合自己 对自己最好的生活 选择自己想要的政治体制 如果担心会乱 何不先开放小地区(甚至只是一个村里)实验 施行公民教育、民主制度和开放资讯自由 如果真的好 哪有害怕被万恶的民主侵害的道理 此外政治改革推行上的困难 来自党、军、政的三个权力体系分立且零散 整合不起来 没办法以文人治国 若没有积极开放的政治思想革新 我想中国也只能一直这个样子 没有世界 而只有中国本位与不利他思维 有能的菁英会离开 出走他国 剩下既得利益者紧握权力不放手 有心无力的知识份子 安分守己期待却等不到好日子的广大人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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