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大家在看這篇文章以前 要先了解有一點所謂的"Lead-time bias"(前導期誤差) 也就是說 西方人認為說 1980年代用華盛頓共識讓1億多人脫貧 1990年代用北京共識只讓6000多萬人脫貧 問題是 讓一開始的1億人脫貧的難度 不可能超過後來多一億人脫貧的難度 就像說 假定腎衰竭患者可以活到75歲 你讓他60歲開始洗可以多活15年 70歲開始洗只能多活5年 因此"早洗比晚洗預後要好" 這種結論實在有失偏頗 (這就是所謂的"Lead-time bias") 而且我更好奇的在於 2000年代中國有多少人得到脫貧 這是我最好奇的地方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110322/53/2oh50.html 更新日期:2011/03/22 10:45 　 編者按：「華盛頓共識」代表的是美國價值，主張推動經濟成長必須採私有產權制、 經濟開放、金融改革、維持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政治民主化。1990年代以來，在前 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相繼瓦解，印度、拉丁 美洲及 非洲 陸續放棄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statism），「華盛頓共識」已成為各國發展的指導原 則。　　　2004年，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創下新高，多年來維持兩位數字的經濟成長，英國 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Joshua Cooper Ramos首次提出「北京共識」，引起多方關注。尤其 在全球步入金融危機之際，「北京共識」觀點獲得越來越多認同：如果資產國有化可帶動 經濟成長，何需私有化？如果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能有效提升國民收入，又為什麼一定要 民主？如果政府控制資源流動更有效，何必自由化？北京反其道而行，推動「國進民退」 的國家介入模式，不少國家如印度紛紛效法。　　　針對目前各方一面倒的支持「北京共 識」，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黃亞生教授今年初，在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發行的Asia Policy，登載題為「再思北京共識」（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的分析文章 ，提出許多資料說明「北京共識」的內涵與侷限。　　　　（一）起伏的經濟表現　　　 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並非一直維持一致性的高經濟成長。眾所週知， 中共官方統計資料的可信度有待商榷，作者從比較可靠的個人收入統計資料中發現，1980 年代是中國大陸個人收入成長最快速的年代，1990年代後便急劇萎縮，但如果是比對同期 的GDP統計資料，卻發現兩個年 代的差距不大，作者認為，經濟表現與政策高度相關，中共在追隨「華盛頓共識」的自由 化政策時，個人所得成長比較快速。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所謂的「北京共識」在過去三十 年中，也並非一直是維持同樣內容。在農村發展方面，1980年代以內銷為主的鄉鎮企業蓬 勃發展，到1990年代中期，由於金融改革，大幅度緊縮對鄉鎮企業的貸款，使得鄉鎮企 業快速瓦解，繼之而起的是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　　　　（二）哪一個中國模式？　　 　北京共識的核心論述假設，中國大陸過去的發展只有「單一」模式，但這與事實並不相 符。若回顧過去，可發現中國大陸至少有兩種發展版本：一是致力改善社會福利，另一個 是比較不重社會福利。若從GDP成長來看，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相當穩定。問題是 ，哪一個模式才代表「北京共識」？GDP大幅成長、但個人所得與消費並未相對成長的版 本？或是兩者同步增長的版本？還是該從當中共GDP與個人所得同步成長的時候，採取的 政策比較接近「華盛頓共識」，或「北京共識」這個角度來觀察比較妥當？　　　事實上 ，中國大陸經濟表現與政策息息相關，尤其是1980與1990年代之間的對比最強烈，1980年 代，胡耀邦與趙紫陽當權，中共走的是「華盛頓共識」路線，鼓勵私營企業家、金融改革 、政治改革是當時的政策主軸，相反地，1990年代，江澤民與朱鎔基主政，中共加大國家 的控制與經濟介入，此即所謂的「北京共識」。2003年以來的胡溫體制，政策走向比較複 雜，因為在農村政策方面採取的是自由化放鬆政策，但另方面，政府對國有企業的投資仍 大幅擴增。　　　唯一共通的是，三十年來，中共在政治方面的改革幅度顯然不如經濟發 展的表現。然而儘管如此，在1980年代，中共曾大刀?斧進行過一系列政治改革，包括官 員強制退休制度、人大改革、基層選舉，以及對成立民間團體鬆綁…等，這些措施的目的 在提高官員的責任，也主張從黨內開始推行民主；在中共政治比較自由化之際，中共的福 利政策也做得比較好。　　　這些均反映出來，當中共採取偏向「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時 ，整體福利措施、個人所得增長，以及人民參與的改善等面向表現均較佳。　　　　（三 ）私營企業家的角色　　　「北京共識」中另一項重要內涵，即不強調私營企業家在經濟 成長中的角色。然而，若翻開歷史，可發現在中國大陸經濟剛起飛之際，私營企業家是扮 演相當關鍵角色。過去大多數研究都認為私營企業家其實是政府支持的，如Barry Naughton，認為鄉鎮企業（TVEs）轉型自人民公社，因此性質屬於集體、公營企業，也據 以證明中國大陸走不出計劃經濟體制。但作者並不認同這個說法，他指出，在人民公社時 代，1978年時全大陸只有150萬個公社企業或隊社企業，但到1985年時，掛著鄉鎮企業名 義的企業爆增至1200萬個，這些絕大多數都是在改革開放後新成立的，證明鄉鎮企業並非 完全為集體經營體制的產物。當時所謂的「聯營」企業，其實多半是私人投資，但掛著集 體經營的招牌。　　　鄉鎮企業剛出現時，公營者多於私營，但就在1985-88短短四年間 ，私營鄉鎮企業爆增兩倍，但鄉鎮企業的總數變化持平，顯示私營企業已漸漸取代公營企 業。在企業規模上，集體企業的規模的確較大，但私營企業的成長快速，到1989年，所有 鄉鎮企業的稅後盈餘中，私營鄉鎮企業占58%，也占整體發薪比例的45%。改革不到十年， 私營鄉鎮企業的成長已逼近集體企業。因此，作者認為，鄉鎮企業的輝煌歷史其實主要是 由私營部門締造。　　　也有學者從工業產值的面向來證明，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成長主 要來自公營企業。作者的觀點是，1980年代不少私營鄉鎮企業已轉型走向服務業，若只算 工業產值，將低估私營企業對經濟成長的貢獻。例如，1987年私營企業的產值占整體TVE 部門的32.1%，但若只算工業部門，則只占23%。作者認為，即便私營TVEs對整體的貢獻度 只有32%，也還是低估了它的重要性，因為32%這個數字是全國整體平均，然而私營鄉鎮企 業最早發跡的地點，主要在一些比較貧困的省份，這些省份的總產值本來就比較低，放到 全大陸的統計資料當中，自然不能突顯TVEs的重要性。例如從統計資料中，經濟條件最好 的幾個省區，如上海、北京、江蘇等，私營鄉鎮企業比例最低，相反的，在河北，私營企 業比例高達70.4%。　　　TVEs對貧困省區的脫貧效果相當卓著，如1978年全中國大陸有2 億5000萬人屬貧困人口，但在不到十年間，數字已降至9600萬，有1億5000多萬人在期間 成功脫貧。而1989-1999年間，經濟成長看起來相差不多，但期間卻只有6200萬人脫貧。 私營鄉鎮企業多在貧困省區出現，雖然對整體產值貢獻不大，但若從脫貧角度觀察，私人 企業家的整體貢獻仍可謂相當顯著。「北京共識」的論點是，中國大陸的創新主要來自國 企部門，這些公營企業才是最早帶動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主要動力，但上述有關TVEs的資 料，再度顯示「北京共識」的侷限。　　　　（四）結語　　　中共領導人大多很少與西 方國家有接觸，因此他們的大政藍圖並非根據西方巿場經濟模式來設計，他們會採取漸進 式改革策略也絕對合理，在中國大陸經濟的成功經驗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中共能打破僵化 的意識型態桎棝，接受創新改革。從實際資料顯示，1980年代中國大陸經濟起飛的確是從 私營企業家領頭，而非如一般人所認定的是透過國有企業帶動，中國大陸走向巿場化最主 要是因為政策自由化，而非如「北京共識」論點中所指的是國企部門帶動。　　　在「中 國崛起」之際，「北京共識」似乎成為各發展中國家競相學習的模範，但作者提醒，「北 京共識」與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軌跡並不完全相符。事實上，中國大陸經濟奇蹟的出現是奠 基在自由化政策之上，而非國家的介入。況且各國國情及所處理的環境不同，「北京共識 」是不是值得各國視為圭臬？不無疑義。　　　1990年代中國大陸運用政府介入方式，吸 引外資，發展出口工業，1980年代原本以內需為主的經濟發展模式驟然轉向，造成當前中 國大陸經濟嚴重地區發展差距，個人所得增長有限，貧富差距擴大，通貨膨脹壓力升高， 社會內在緊張正逐漸蘊釀。而國際環境也越來越不利於中國大陸繼續目前的經濟模式，美 國等主要消費國正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中國大陸依賴出口的策略勢必將受到影響。作者 認為，中共此時最佳策略是回到1980年代時的做法，加速經濟自由化，擴大內需，提升個 人所得，以及加強規劃社會福利政策的具體落實。 　來源：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大陸情勢雙週報1593期 -- 《易經》第四十四卦姤　天風姤　乾上巽下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天下有風，姤﹔後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踟躅。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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