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用“儒學”嫁接的“國體論” http://www.zgscph.org/html/2018/jxd_0528/963.html 【摘要】“國體”一詞從日本明治時期開始，作為顯示日本國家正統性的詞語被頻繁地使 用。日本近代的“國體論”，要求實行“萬世一系”的皇統，是一種強調國民對天皇絕對 效忠支撐著“國體”的理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國體論”與中國的儒學有密 切的關系，因為日本近代采用了儒學的某些詞匯嫁接了“國體論”。例如日本近代“國體 論”嫁接了中國儒學的“天意”、“天道”之詞，以此說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 天道”“萬世一系”地實行統治。嫁接中國儒學的“仁義忠孝”之道，形成的“忠孝一本 ”是日本近代“國體”的精華，是國民道德的要義。日本學者也肯定了中國儒學“仁義忠 孝”對日本近代“國體論”的影響。隨著歷史的发展，嫁接了中國儒學的日本近代“國體 論”，後來被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利用，滑向了軍國主義，演變成了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 偏離了中國儒家思想的主旨。 【關鍵詞】“國體論”，嫁接，儒學 “國體”一詞從日本明治時期開始，作為顯示日本國家正統性的詞語被頻繁地使用，但 “國體”一詞所指的內容又各有差異，正如日本學者指出：“‘國體’一詞自明治以來開 始使用，但關於其內容莫衷一是。”[1] “國體論”顧名思義即關於“國體”的理論。“ 國體”之詞深受日本明治時期的漢學家矚目。“國體”之詞早在《管子》中就有論述：“ 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2]意思是說君臣父子的五行之官，基本 上具有組成國家的要素。《春秋轂梁傳》中就有：“大夫，國體也”之語，《晉書》、《 漢書》中也有“國體”之詞，日本的漢學家早就中國書籍中的“國體”一詞有所接觸，後 來，日本的漢學家把“國體”解釋為“君民同祖”“萬世一系”的國家觀，並且強調日本 的國體、政體，強調國君對臣民的慈善之心，並且對臣民愛撫、盡懇切之情；也強調臣民 對君父盡忠盡孝，不惜犧牲生命。日本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 與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頒布“教育敕語”成了體制方面的“國體論”，要求實行“萬 世一系”的皇統，是一種強調國民對天皇絕對效忠支撐著“國體”的理論。1935年（昭和 十年）岡田內閣发布《關於國體明征聲明的政府聲明》（日文：《國體明徴に関する政府 聲明》），在“國體明征聲明”中明示“天皇”統治權是主體，宣言日本是“天皇”統治 的國家。1937年日本文部省发行了國民教育的出版物，根據神話，闡述了國體的尊嚴、臣 民對“天皇”的絕對服從。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近代的“國體論”與中國的儒學有密切 的關系，原因是日本近代用中國儒學的詞匯及思想嫁接了“國體論”，具體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國體論”嫁接中國儒學的“天意”、“天道”之詞 日本近代“萬世一系”的“國體論”，是以“神話”作為支撐的，而日本學者在追溯日本 固有神話的時候，采用了許多中國儒學的詞匯。 在《日本變政考》中曰：“明治元年正月元日，舊皇禦紫宸殿，率公卿、諸侯、藩士、貢 士、征士祭天神地袛畢。……國民一體，無分別失望。”[3] 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久 米邦武曾在《史學會雜志》上发表了“神道乃祭天之古俗”的論文，批判了神道家認為“ 神道”是日本獨有的宗教，認為以“國體”為基礎學說的錯誤，他指出：“為保持值得誇 耀的國體，順應時運，依次進化，皇室方能更為尊貴、繁榮，國家也更為強盛。但世上亦 有人終生只講神話時代，言無益處，主張國體創於神道，希望永在其繈褓之中，棲息於祭 政一致之國。”[4]當然久米邦武的學說很快遭到了神道國學派的還擊，並且也发表論文 《質問久米邦武氏》，繼而久米邦武被帝國大學停職，於是久米邦武轉到了東京專門學校 （後來的早稻田大學）。 然日本近代“天皇”地位的強化，是借助於嫁接了中國儒學“天意”、“天道”詞匯構建 的“國體論”。日本近代的“國體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大日本帝國憲法》、《教育敕語 》中，並且通過頒布施行《大日本帝國憲法》以及《教育敕語》而使的日本的“本體論” 得到強化。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日本公布實行了“大日本帝國憲法”，“大日本帝國 憲法”也稱為“明治憲法”，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開始施行，“明治憲法”的第一章 明確了：“第一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第二條皇位，依皇宗典範之規 定，由皇族男系子孫繼承之。第三條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四條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 治權，依本憲法規定實行之。”[5]根據“皇祖”的“神意”，依據“天意”，“天皇” 繼承“國家統治大權”的旨意，於是“天皇”被置於統治權的總攬者的地位。而“國體” ，則是規定了“天皇”統治日本的基本體制，從而這部憲法具備了立憲主義與“國體論” 的要素。“明治憲法”的“告文”中有“惟此皆紹述皇祖皇宗貽賜後裔之統治洪範” [6] ，而“洪範”之詞就是嫁接了中國儒學中“洪範”之詞語。而“洪範”之語出自於中國戰 國時期的儒學家著作，《洪範》舊傳是箕子向周武王陳述的“天地之大法”。現在有學者 認為《洪範》是中國戰國時期的儒學家著作，但也有學者認為《洪範》是春秋時期的著作 ，其中闡釋了大禹治水有功，於是“上帝”就賜予大禹“洪範九疇”，於是治國的法理就 制定下來，這一切都是“天道”，遵守了“天意”，即因為大禹到得了上帝賜予的“洪範 九疇”，繼而《洪範》提出了“五行”說，主張天子建立“皇極”，實行賞罰，使臣民順 服。而日本“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告文中出現“洪範”之語，嫁接儒學詞匯於其“本體論 ”中，試圖以此說明“天皇”也是按照“天意”“天道”，而“萬世一系”地實行統治。 1890年10月，明治天皇在日本頒布“教育敕語”，這是針對全盤西化，決心振興皇權主義 的國家綱領。可以說“教育敕語”是日本全盤西化到日本開始重新提倡儒學的背景下而產 生的。雖然在日本被冷落多年的儒學，看到了覆興的曙光，但是儒學已經很難回到日本江 戶時代的崇高地位，只是被日本的統治者利用、嫁接到他們的“國體論”中與日本固有文 化相結合，認為日本國是依照“天照大神”之意而形成，此後代代相傳，至到“神武天皇 ”創立帝國。之後數千年皇統延續，皇威遠播，淩駕萬國，強調天皇的血統系於神，並且 綿延不斷，因而日本稱為“神國”。從此“天皇萬歲”的口號也盛行起來，其實在日本的 古代，也模仿中國喊過“天皇萬歲”，大概由於天皇沒有實權，後來“天皇萬歲”就沒有 人喊了。而“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教育敕語”頒布後，強化了“天皇”的地位，故而“ 天皇萬歲”在日本就響徹起來。《教育敕語》草案中也采用了中國儒學的 “天意”“天 道”等很多詞匯，例如：“不忠不孝於君父將得罪於天，盡忠盡孝則達天意，幸福可期。 ……以吾心為神居之所，乃通天者。畏天敬神，必先靜心誠實。心不靜不誠，則無可偽裝 為通天意。……天道者，福善禍淫，好善惡惡乃人性自然……，不問所奉之教，凡誓言護 國盡忠義者，皆為我之善良臣民。”[7]通過使用“天道”、“天意”這些儒學詞匯，使 日本帶有神話色彩的故事作為歷史而實體化，把日本天皇作為始祖，使得天皇政治體制獲 得神授而合法化。正像日本學者小森陽一分析：“通過朗讀‘奉讀’《敕語》這一行為， ‘國體’這種僅僅是觀念的東西在對師生的身體性動員的形式中得到實體性顯現，從而使 皇國的意志在每一個‘臣民’的精神中反覆得到確認。”[8]通過神話敘事，根據“天意 ”，順應“天道”，使“天皇”神格化，使皇統綿延正當化，凸顯“天皇”的政治權威， 從而彰顯日本近代“天皇”萬世一系的“本體論”。 二、日本近代“國體論”嫁接中國儒學的“仁義忠孝”之道 1890年10月日本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將中國儒學融入了日本的“國體精華”之中。 《教育敕語》實際上是以日本思想為核心意識形態，嫁接了中國儒學的“忠”、“孝”等 倫理條目，《教育敕語》中寫到：“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 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 於兄弟、夫婦相合、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发智能、成就德器。 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尊國法。”[9]可見，將中國儒學中的“仁義忠孝”融入 到了其國體精華之中。之前在日本特別推崇儒學的團體也紛紛轉向，轉到利用儒學為日本 “國體論”辯護的軌道上來，例如1880年成立的“斯文學會”於1918年解散，並且在原有 “斯文學會”的基礎上的成員與漢文學會、研經會、東亞學術研究會合並，成立了新的“ 斯文會”，會則中規定了“斯文會”成立的目的就是利用儒學讚譽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語 ”，发揚日本之“國體”精華。例如《斯文會趣意書》中指出：“獨我日本帝國巍然卓立 其間，不僅奉戴萬世不易之皇室，維持金甌無缺之國體，更有发展伸張之勢。蓋維新以來 ，上下一致，以我國體之精華為基礎，廣求知識於世界，力革舊來陋習，故能盛行經綸。 ……仔細想來，明治天皇所宣示之教育敕語，固然源於吾邦固有之道德及皇祖皇宗之遺訓 ，亦幾乎完全與儒道精神相符合。蓋列聖始終以儒道作為修齊之具、治平之法，其與我德 教融合渾化，固其所也。是以教育敕語之聖旨籍儒道亦可闡明，儒道之本義益由教育敕語 可增其權威。此乃我同志相謀、同憂相會以斯大大振起儒道、宣傳教育敕語之聖旨之故。 ……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著力於精神文明之振興，使得能與彼之发達的利用厚生 之物質文明相伴以行。果能如此便足以永昌國運，揚我國體之卓越光輝於戰後世界之萬邦 矣。”[10]可見，日本的學者也確信近代“本體論”融入了中國的儒學，故而實現其 “ 以儒道鼓吹本邦固有之道德”，揚日本“國體”之“卓越光輝於戰後世界之萬邦矣”的目 的。 日本近代“天皇”等同於國家，“天皇”有絕對的權威與至高無上的權力，認為“天皇” 和日本臣民都是“天祖”的後裔，並且皇室是國民的宗家，臣民對“天皇”盡忠盡孝是應 盡的本分，認為 “忠”與“孝”是互相聯系的，並且日本學者認為天皇家長制的“國體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教育敕語》草案中就采用了中國儒學的“忠孝”“仁義”等很 多詞匯，例如：“忠孝者，人倫之大本，其原實出於天，生我國者，皆是朕臣子也。…… 對於為其君父的萬世一系之帝室，須常存忠孝之心，各應盡其職分，務合天意。父者，子 之天也。君者，臣之天也。”[11]並且井上毅也認為：“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以為國之光， 此乃國體之美，實為教育之本源。”[12] “教育敕語”頒布後，日本許多學者進行解讀 ，日本著名學者重野安繹在帝國大學《敕語》拜讀會上說：“敕語的大意……即五倫五常 之道。假如說五倫五常是儒教的名目的話，那就不能不說這也是儒教主義的。”[13]研究 中國哲學的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1855—1944）指出：“《敕語》的主旨，是修孝悌 忠信之德行，固國家之基礎，培養共同愛國之義心，以備不虞之變。……孝悌忠信與愛國 之主義，乃國家一日不可缺也。無論時之古今，不問洋之東西，凡組織國家者，必欲實行 此主義也。”[14]並且井上哲次郎堅信，如果日本用《敕語》教育民眾，懷有孝悌忠信以 及愛國之心，則日本國民不出數十年，一定會大改其面貌。上哲次郎教授利用日本傳統中 的儒學觀念，結合國家主義學說闡釋“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的兩大德育綱目，說明 臣民對天皇的“孝悌忠信”與“共同愛國”是應盡的義務，並且井上哲次郎教授認為日本 國民的道德教育，不僅僅是國民性的道德，也是日本國體的道德，進而提出了國體教育的 標準，從一定意義上講，井上哲次郎也從他的視野闡釋了日本主義精神。 “忠孝一本”是日本近代“國體”的精華，是國民道德的要義。日本學者不否認中國儒學 “仁義忠孝”對他們的影響，1880年在日本東京成立的儒學團體“斯文學會”，是日本近 代史上最大的儒學團體，1880年2月在報紙上刊登的《斯文學會開設報告文》中有：“本 邦之所以文物具備、風俗淳厚而有君子國之稱，雖基於固有之美、源於太古之風，但古來 中國之文學之傳入，所謂道德仁義之說，制度典章之儀為歷朝所采納，舉世所崇尚亦不可 否認。”[15]十九世紀的日本明治時期，建立了“一君萬民”並且臣民絕對天皇權威的“ 國體”。日本把中國儒學的忠孝倫理納入了其“國體論”，日本國體上是日本天皇“萬世 一系”，要求臣民無條件地效忠天皇，甚至用殺身成仁，以報答君恩。日本近代的“國體 論”，是以忠孝為“國體”之要義，全體國民對“天皇”絕對地盡忠盡孝。 三、嫁接了中國“儒學”的日本近代“國體論”滑向軍國主義 在日本，“儒學”因為幕藩體制的崩潰喪失了國家學術的權威地位，日本明治維新初期， 日本通過“神道”國教化政策取代了儒學。與日本著名學者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有關， 歐化主義成為19世紀80年代末的日本上層社會的主流，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論》為代表 的啟蒙主義的文明觀，很快成為日本維新變革的一種主導性思潮，日本社會於是形成了自 上而下的崇拜西方近代思想的風潮。隨著日本歐化主義的風靡一時，也出現了批判歐化主 義的熱潮，於是日本國粹主義隨之興起。近代日本國粹主義的興起，也意味著日本軍國主 義萌芽。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志賀重昂、杉浦重剛、三宅雪嶺、井上圓了、辰巳小 次郎等組建了“政教社”，並发行出版了《日本人》雜志，志賀重昂在《日本人》刊物的 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日本人’胸懷之志的告白”的論文，明確提出了“國粹”一詞，並 且提出了“保存國粹”，他指出：“吾輩所抱的主旨大義，實際在於以日本的國粹為精神 、以之為精髓，然後能夠臨機而進退去就。然而，吾輩雖以國粹為進退去就的標準，但力 求與宇內大勢不相抵觸，能隨正流對待各種境域。猶如生物臨機應變，以自己的身體適應 外界的影響……大和民族也不可不在有形、無形中順應這些變革，但是順應這些變革的標 準應歸因於保存國粹，這確是顛撲不破的大法。”[16]三宅雪嶺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 ）发表了《真善美日本人》、《假醜惡的日本人》，通過反省日本人的優點與缺點，進一 步闡述了國粹主義。日本近代國粹主義者的思想中，都顯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萌芽，例如 三宅雪嶺主張把充實國力以“发揚善和正義”的觀點轉到擴軍備戰方面去。中日甲午戰爭 後，高山樗牛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先驅人物之一，明治三十年（1897年），高山樗牛與井上 哲次郎等人創見了“大日本協會”，創辦了刊物《日本主義》，以刊物為陣地，大力宣傳 其主張，極力鼓吹國家至上，原本日本“國粹主義”中的一些積極成分，也在高山樗牛的 思想里已經消失殆盡了。 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的形成是在明治十八年（1885年）為起點，“經1889（明治二十二） 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和1890年帝國會議的設立，形式上完善立憲制，但采取了包 括政界、官界人士任免的軍隊統率權在內的國家主權集中歸屬天皇的形式，強調以‘天皇 的神聖性’和‘萬世一系’的天皇為依托的‘國體優越性’是國家至上的法則和價值觀在 這一框架內。《治安警察法》（1900[明治三十三]年由舊法令修訂而成）、《治安維持法 》（1925 [大正十四]年）、《軍機保護法》（1899[ 明治三十二]年制定，1937[昭和十 二]年大幅度修改）等使得國民的人權、思想及信仰自由受到嚴格限制，以特別高等警察 和憲兵為代表的國家‘暴力’維系著這種體制。這一體制不僅限於國內，甲午戰爭和日俄 戰爭以後，對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來說也是不可缺少的條件。……在久米邦武事件時，國學 —神道派露骨地主張‘軍事與皇室之事乃國家最重要之秘事。’”[17]可見，當時日本用 國家的“暴力”機器，維系著“天皇”的絕對統治。 日本“於1925年（大正十四年）制定了治安維持法，進而於1928年規定，對主張批判‘天 皇制’、變更‘國體’的人最高可處以死刑。特別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发，在軍部的 主導下，日本撞入了‘15年戰爭’，政府的壓制也隨之趨於極致，當時有不少人在被捕、 拷問之後慘死於獄中，還有非常多的人由於無法忍受這種折磨，被迫发誓‘轉變’思想（ ‘轉向’）。” [18]明治政府宣揚日本是優等的大和民族，“天皇”是“神”的子孫， “天皇”為“天孫降臨”，日本是太陽底下最優秀的民族，乃“天降民族”，並且日本人 受“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平泉澄（1895—1984）於 1932年出版的《國史學精髓》 具 有明顯的天皇主義色彩，並且於1932年還成立了“朱光會”，“朱光會”的綱領中有“信 奉天皇主義”、“誓將大日本精神遍布宇內”等主張，可以說“朱光會”天皇制與帝國主 義意識集團。“1932（昭和七）年的《國史學精髓》中明確提出皇國史觀。……1935（昭 和十）年國家成立了‘教學革新評議會’，平泉澄與山田孝雄、西晉一郎、紀平正美以及 軍部代表人物杉山元等人一同成為其成員，他們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日本精神主義者。因為 這一組織標榜‘以國體概念和日本精神根本，謀求學術、教育的手段’，所以以不僅將教 育甚至學術都置於其影響控制之下。”[19]此時的日本的“國體論”已經滑向了軍國主義 。 1933年10月山田孝雄出版了《國體本義》（日文：《國體の本義》）；1935年西川貞一出 版了《國體本義與皇道財政》（日文：《國體の本義と皇道財政》）；1936年日本國體宣 揚普及會出版了《國體本義》（日文（日文：《國體の本義》）；1936年全國神職會也出 版了《憲法與國體的本義》（日文《憲法と國體の本義》）；1936年阪谷芳郎出版了《我 國國體的本義》）（日文《我が國體の本義》）。1937年（昭和12年），當時日本的文部 省召集了學者編纂了《國體本義》（日文：《國體の本義》），並且很快將《國體本義》 分发到教育的第一線，強調神的“詔命於萬世一系，信奉萬世一系的天皇皇祖的神敕的永 遠統治，是日本千古不易的國體，以此大意為基礎，作為一大家族的國家，奉行億兆一心 聖旨，发揮“忠孝”的美德是日本“國體”的精華。” [20]《國體本義》（日文：《國 體の本義》）中論述了“建國”、“聖德”、“臣德”、“和與誠”，其核心就是臣民必 須絕對服從神聖性的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日本昭和十六年（1941年）決定的“《國史概 說編纂綱要》這樣歸納道：a明確建國之由來，闡明國體之本義，把握貫穿於國史之國民 精神精髓。B.詳細敘述我國文化发展之狀態，以此明確我國於世界之歷史使命。C.綜合歷 史諸事實，解明各時代之特色，闡明國運发展之狀況，明確與現代之關聯。”[21]《國體 本義》第一章列舉了“‘大日本國體’的四項內容：‘建國’、‘聖德’、‘臣德’、‘ 和與誠’。” [22]《國體本義》第二章論述了在“國史”中“國體”的體現，其內容有 ：貫穿於國史的精神、國土與國民生活、國民性、祭祀與道德、國民文化、以及政治、經 濟、軍事。其核心認為是具有神聖性的天皇萬世一系的統治、天皇的絕對性君德、臣民對 天皇的絕對服從與忠誠，並且認為對日本歷史的描述是日本“國體”精神的體現。 1941年（昭和十六年）日本文部省教學局刊发了《臣民之道》（日文《臣民の道》），其 中闡述了建立亞洲共榮圈，抵制西方文化，振興東洋文化的目標，試圖建立世界新秩序。 並且要求日本的臣民，排除自我功利的思想，貫徹“國體”的本義，以為國家奉獻為第一 要義、不屈不撓、堅韌持久地踐行臣民之道。《臣民之道》列舉了三章，第一章論述了世 界新秩序的建設，分為：世界的轉換、新秩序的建設、國防國家體制的確立。第二章論述 國體與臣民之道，分為：國體、臣民之道、祖先的遺風。第三章論述了臣民之道的實踐， 分為：作為皇國臣民的修煉、國民生活。尤其在第一章中，彰顯了對我們中國的侵略擴張 的企圖，軍國主義理論更加完備與成熟。1943年（昭和十八）年日本文部省又編纂了《國 史概說》向國民灌輸所謂的“正史”，在《國史概說》中是以日本為中心，灌輸日本優越 於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皇國史觀。日本學者永原慶二認為：“這里皇國史觀不僅表現為國內 的天皇主義，同時也表現出帝國主義和反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特點。這里所說的‘法西斯 主義’是指皇國史觀試圖全盤否定‘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等……最終完全構 成西洋近代思想基礎的個人主義之思想’，是完全無視歷史中民眾主體性、民眾作用的根 源。即使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與自以為是，權力型的歷史觀密不可分。”[23] “明治 前期日本史學主流以‘編篡國史’的形式服務於確立國家正統性的事業，但當時對外的課 題依然是作為近代國家的獨立。”[1] 日本近代的“國體論”後來也遭到了日本學者的質疑與批判，日本從大正時期開始，就不 斷有日本學者對近代“國體論”中的神話要素進行批判，逐漸喚起國民的主體性。一九四 五年十月五日，以日本戰敗為契機，體現日本近代“國體論”的教科書《國體本義》《臣 民之道》《國史概說》停止使用，並且絕版，並且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正式頒布禁 止指令。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九日，日本眾議院通過“關於廢除教育敕語等的決議”、參議 院通過“關於教育敕語等失效確認的決議”，從此支撐日本近代“國體論”的“教育敕語 ”被廢除失效。當時在日本，這種“國體論”通過教育、軍隊、媒體等得到普及，特別是 以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為契機，這種“國體論”被日本的更多人所了解，成為了當時 日本統治者的思維定勢，影響了各種運動，例如日本大正時期以後的新宗教，即以日本近 代“國體論”為教義，把“國體論”納入到了新宗教的核心內容，而進行的新宗教運動。 日本借用了中國儒學的“忠”、“孝”“天意”、“天命”等詞匯，嫁接到日本的“國體 論”中，其實質是維系近代天皇權威主義的“忠孝”之道，其目的就是讓臣民效忠於其軍 國主義。日本近代“國體論”被日本法西斯者利用，滑向了軍國主義。 結語 日本近代的“國體論”，與中國的儒學有密切的關系。日本的漢學家早就中國書籍中的“ 國體”詞匯有所關注，到了近代，日本的學者又對“國體”一詞進行了新的闡釋，並且利 用中國的“儒學”中的“天意”、“天命”、“天道”、“仁義”、“忠孝”等詞匯及思 想嫁接了日本的“本體論”。 在日本近代的“國體論”中，闡釋了《日本書紀》中的“ 天照大禦神”為日本的“皇祖神”、日本皇譜是“萬世一系”的諸多觀點，雖然貌似以日 本傳統文化的《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的日本“神話”為依托，構建了符合“神意” 的日本近代“萬世一系”“天皇獨尊”的“國體論”。但我們深入分析就會知道，不僅《 日本書紀》中處處明確顯示了中國的儒家思想，而且就連《古事記》中也有蘊含了中國儒 家的思想。日本近代學者，借用中國儒學的“天道”、“天意”詞匯及思想，嫁接了日本 近代的“國體論”，采用中國儒學的“忠”、“孝”等倫理條目，以臣民對“神聖性的天 皇萬世一系的統治”的絕對“效忠”為支撐，闡述 “忠孝一本”是日本“國體論”的精 華，是國民道德的要締，從而使“萬世一系”的天皇專制統治合法化。隨著歷史的发展， 嫁接了中國儒學的日本近代“國體論”，後來被日本法西斯主義者利用，滑向了軍國主義 ，演變成了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偏離了中國儒家思想的主旨。日本的軍國主義不僅遭到 了中國學者的批判，而且也遭到了日本一些有良知學者的批判。最近，日本安倍內閣通過 了一份國會答辯書，宣稱不排除在學校教材中采用日本二戰前的《教育敕語》，而《教育 敕語》正是日本近代“國體論”的思想產物，《教育敕語》其內容闡釋的是明治天皇對臣 民的訓誡，鼓吹的是對“天皇”的絕對“效忠”，對國家的絕對忠誠，與日本軍國主義密 切聯系，故而安培內閣的行為遭到了日本共產黨及日本人民的一致反對與抗議。 注釋： [1][日] 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44頁。 [2] 黎祥鳳：《管子校注˙中》，北京：中華書局，2005，第585頁。 [3] 康有為著，姜義華、張榮華編校：《日本變政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第7頁。 [4][日] 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31頁。 [5][日]文部省編纂：《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二十三年，第3頁。（日本國立國會図書 館[資料]）。 [6][日]文部省編纂：《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二十三年，第4頁。（日本國立國會図書 館[資料]）。 [7][日]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敕語渙發五十年紀念資料展覽図録》，東京：內閣印 刷局，1841，第89-91頁。 [8]劉岳兵：《明治儒學與近代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88頁。 [9][日]阪田吉雄編：《明治前半期のナシヨナリズム》，未來社，1958，第286頁。 [10][日]斯文會編：《斯文六十年史》，第三十六章斯文會，1929，第317-318頁。 [11][日]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敕語渙發五十年紀念資料展覽図録》，東京：內閣印 刷局，1841，第89-90頁。 [12][日]教學局編：《教育に關する敕語渙發五十年紀念資料展覽図録》，東京：內閣印 刷局，1841，第90-91頁。 [13][日] 山住正己：《教育の體系》，太空社，1987，第383頁。 [14][日] 山住正己：《教育の體系》，太空社，1987，第364頁。 [15][日]斯文會編：《斯文六十年史》，第三十六章斯文會，1929，，第168頁。 [16][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會著，馬采譯：《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務印書館， 1991，第20頁。 [17][日] 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101頁。 [18][日] 網野善彥，劉軍、饒雪梅譯：《日本社會的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第322頁。 [19][日] 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106-107頁。 [20][日] 日本的文部省：《國體的本義》，東京：日本早稻田大學內部印刷資料，2011 ，第 7 頁。 [21][日]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107頁。 [22][日]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108頁。 [23][日]永原慶二 著，王新生譯：《20世紀日本歷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第108-109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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