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敏蘭：史實證明儒家文化難以制約專制權力 http://jds.cass.cn/ztyj/zl/201605/t20160506_3322902.shtml 文章來源：《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1期 更新時間：2012年02月23日 當下隨著“國學熱”的升溫，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優越性”被一些人不斷發掘出來，以 至新論叠出，其中比較突出的一種觀點是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約了專制權力。 例如方朝暉說，儒家以賢能政治制約君主制。[1]金春峰說儒學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 積極意義的，沒有儒學的轉化和教育，中國的王權更不知會成為什麽樣子。[2]陳啟雲說 ，兩宋時期，儒學士人們對朝廷君主專權保持了相當的制約功能，而在宋之前這項功能更 強，在東晉時達到巔峰。[3] 王瑞來的說法更為獨特，他說，士大夫以先秦限制君權的理論成功地限制了秦以後的 君權。“君德成就責經筵”，通過對皇子和皇帝的正常制度化教育，使君主自律。王瑞來 甚至說，士大夫設置了種種規範，對皇帝層層圍堵。其中“天”、“道”、“法”這三道 “緊箍咒”可以說是威力無窮，將皇帝束縛得規規矩矩，就像《西遊記》中“唐僧一念緊 箍咒，頑皮的猴子孫悟空便會頭痛得滿地打滾，頓時老實起來”。他還說，歷史上的無道 昏君會被群臣推翻，而按照他們的意願另立新君；皇帝政事有失便要主動禪讓，讓位給被 認為是賢者的人。[4] 秋風的《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5] 定性道：“儒家就是憲政主義的。”秋風還寫作《 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絕對權力》，說透過董仲舒的天道憲政主義規劃，儒家構建了士大夫與 皇權共治的體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憲政主義性質，並一直持續到清末。[6]雖然一直 以來有不少人一般地認為儒家文化具有制約專制權力的意義，但是像這樣明確肯定其功效 的說法尚屬罕見。 對於這些“新論”，已有不少學者（如袁偉時、易中天、劉澤華、王也揚、張緒山等）從 學理上提出批評，筆者在此謹根據史實來論證這一觀點是否成立。 一、專制統治者操縱儒家文化和儒者的命運 應該看到，儒家文化具有兩重性：一種是制約王權的層面，如先秦的“民本”思想， “民貴君輕”思想和“公天下”主張。另一種是加強王權的層面，既有尊君抑臣的思想， 也有法律、禮儀等各種制度。然而，對儒家文化如何取舍，主要不取決於儒家士大夫，而 是取決於皇帝。文化是軟的，權力是硬的；無論如何，是權力決定文化的運行，並決定文 化人的命運，而不是儒家學說或學者決定皇帝的思想和行為。由於制約王權的那部分文化 嚴重違背君主的意志，而加強王權的儒家文化非常符合統治者的需要（不僅是皇帝個人的 需要，也是專制政權的需要），所以歷史的結局是，制約王權的思想往往不能起作用，加 強王權的思想和制度卻能發揮極大的作用。 最典型的是朱元璋對儒家經典的兩種態度。在打天下時，朱元璋對孟子說的“五百年 必有王者興”十分欣賞，因為這一理論可以為他改朝換代提供合法性依據。朱元璋還以孟 子的“仁義”思想作為贏取民心的手段，不讓手下人濫殺百姓。但是他當了皇帝後，即對 《孟子》“民貴君輕”、“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仇”之類的話十分反感。一次他邊 讀《孟子》邊罵說：“使此老在今日，寧能免耶！”意思是非殺了他不可。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朱元璋下令刪除《孟子》中85條不合他意的論說，規定這85條不能用於科舉考 試。在中國古代，經被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可是朱元璋竟然能刪除經文，充分說明專 制權力的威力遠遠大於儒家文化。朱元璋更多地是利用儒家文化來加強王權，引用《尚書 》、《詩經》、《春秋》中的話，警告大臣們謹守君臣之分，“毋擅作威福，逾越禮分。 ”[7] 在中國古代的政權更替中，儒家文化起了極大的作用，為奪取政權者提供合法性依據 。除外族入主中原外，古代的改朝換代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全社會起來造反奪權，即 人們所說的“農民起義”，這種改朝換代幾乎都是以“湯武革命”為招牌。另一種則是由 王莽開啟的上層權力更換。劉起釪說：“王莽處處用《尚書》加讖緯來文飾其陰謀活動， 把自己打扮成周公的化身，一步步篡位活動都以《尚書》文句為標榜。就使大家覺得他的 行動是合於‘經義’的，因而順順當當地像演戲法似地篡奪了漢家天下。這是漢代經學中 最大的一次成功的通經致用，也就是《尚書》之學在漢代所起的一次有特效的作用。” [8]王莽是以“周公輔成王”為借口奪權，從曹魏時起，權臣奪取皇位則多以堯舜為例， 逼迫皇帝“禪讓”。雖然是強權逼迫，但表面文章一定要做足。漢獻帝三次下詔表態禪位 ，曹丕則三次上書“辭讓”後才接受玉璽。趙翼說，曹丕“假禪讓為攘奪。自此例一開， 而晉、宋、梁、北齊、後周以及陳、隋皆效之。此外尚有司馬倫、桓玄之徒，亦援以為例 。甚至唐高祖本以征誅起，而亦假代王之禪；朱溫更以盜賊起，而亦假哀帝之禪。至曹魏 創此一局，而奉為成式者，且十數代，歷七八百年。”[9]兩種改朝換代亦都打著“受天 命”的旗號。曹丕手下的大臣，侍中辛毗說：“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10] 儒家文化包括思想和制度兩方面。以往人們多重視思想，而忽視制度。秦以後無論是 皇帝制還是官僚制，在很多方面都參照儒家經典而建設，包括禮儀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 制度三個方面。 人們通常認為秦朝靠法家建立起專制統治，卻忽視了儒家文化所起的作用。司馬光介 紹說：“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漢初劉邦登上皇帝 的寶座，卻難以樹立起皇帝的威權，因為功臣們對他這個昔日的同伴沒有絲毫的敬畏，整 天在大殿上喧嘩，飲酒爭功。叔孫通便毛遂自薦，參照古禮和秦禮制定禮儀，他所參照的 秦禮正是秦朝所選擇的尊君抑臣的那部分。等到長樂宮建成之時，諸侯王和群臣前來朝賀 ，叔孫通便指揮他手下的禮儀官引導大家按照禮儀向劉邦依次行禮和敬酒。凡行為不合禮 儀的，就要被驅逐出去。威武的武士手持兵器列隊站立在兩旁，起著威懾的作用。人們“ 莫不振恐肅敬。”整個慶典儀式上“無敢喧嘩失禮者。於是帝（劉邦）曰：‘吾乃今日知 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司馬光由此感嘆禮的作用之大：“ 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序）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 綱正焉。”[11]此外，歷代的多次“禪讓”，無不是通過演習一套儒家的禮儀來完成的。 由於儒家禮儀制度是王權合法性的重要支柱，《三禮》之學成為顯學，其特點是註重禮的 應用。唐代還特別根據《三禮》制定《大唐開元禮》，頒行於國中，作為開科取士的標準 。[12]朱元璋在開國之初即與宋濂等文臣依照《周禮》等文獻，通宵達旦地制訂大明王朝 的禮儀制度，並在車制、官制、服制、喪儀等制度建設上引據《周禮》和《儀禮》。[13] 在行政制度方面，古代“三禮”之一的《周禮》是一部龐大的官制體系。彭林說：“ 《周禮》對古代中國的官制產生的影響，罕有其匹。自南北朝時期開始萌生的吏、戶、禮 、兵、刑、工‘六部’之制，就脫胎於《周禮》六官，其後沿用千年。此外，《周禮》的 許多規制，也為後世所遵奉。”[14] 法律制度方面，從漢代起儒家即以“春秋斷獄”，禮與法共同起著司法的作用，成為 專制國家的重要支柱。魏晉時期則正式“以禮入法”，使古禮具有與法律同等的效力。尤 其是依照《孝經》，把“不孝”列為最嚴重的一項罪行，對其懲罰及其嚴酷，甚至毆打和 辱罵父母的都要被處死。[15]統治者提倡“孝道”，是與推行“忠君”觀念分不開的，是 “三綱”原則的具體體現。正如古人所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16] 《尚書》中有“誥”這一文體，是先秦君主對臣下的訓話，其中也有《大誥》的篇目 。朱元璋制定的法典取名為《大誥》，就是依據經典之義。值得指出的是，朱元璋的《大 誥》是皇帝以個人名義頒布的成文法典，與皇帝平時靠“金口玉言”形成的不成文法和任 意法不同，也和一貫由國家頒布的成文法典明顯不同。古代經典幫助朱元璋成功地確立了 皇帝個人的威權。這種威權不僅嚴厲地掌控全體臣民，也淩駕於國家權力和國家法之上。 君主出於專制的需要決定對儒家文化的取舍，最典型地表現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關 鍵人物董仲舒身上。徐覆觀說，董仲舒一方面肯定大一統專制統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依 然守住“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希望用“天意”來制約君主的行為（這就是秋風所說的 “天道憲政主義”）。不過他的前一種努力，適應了專制政治自身的要求，當然會收到很 大的效果。而他後一種努力，實際上是與前一努力不能相容的，所以必然落空。“可以說 ，近代對統治者權力的限制，求之於憲法，而董氏則只有求之於天。……但結果，專制政 治的自身，只能為專制而專制，必徹底否定他由天的哲學所表現的理想。”[17]史實充分 證明了這一點：董仲舒試圖用“天遣論”來恐嚇皇帝，制約皇帝：“國家將有失道之敗， 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皇帝對他的這套 說教並不感興趣。恰逢皇家的兩處廟堂發生災異，董仲舒想借此機會進一步宣揚他的“天 遣論”，不料上書的草稿被嫉恨他的大臣主父偃上報給漢武帝。朝廷將他逮捕下獄，本該 判處死刑，幸而皇帝發慈悲赦免了他。從此“仲舒遂不敢覆言災異”，出獄後謹小慎微地 度日，生怕再生不測。[18] 既然“天”都難以制約“天子”，那麽儒家又何為呢？王瑞來說，群臣可以推翻無道 昏君，另立賢明君主，此說與錢穆的論點相似。錢穆將《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 而不聽則易位”發揮為全民都可以推翻君主：“天子和君不盡職，不勝任，臣可以把他易 位，甚至全國民眾也可以把他誅了。這是中國傳統政治理論之重點，必先明白得這一點， 才可以來看中國的傳統政治。”[19]實際上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重點並不是孟子的理論， 而是君尊臣卑論和皇帝家天下論。況且孟子的理論沒有、也不可能付諸實踐，我們從未看 到歷史上哪個君主被臣民合法地易位。至於歷代“農民起義”引起的改朝換代則是以暴易 暴，並不是依照孟子的理論行事。歷史上確有少數權臣廢立皇帝，例如漢代大將軍霍光立 昌邑王，隨即又將其廢黜；董卓廢黜劉辯，立劉協，即漢獻帝。但那是權臣對傀儡皇帝的 處置，展示的仍是專制權力。此外，我們看不到哪個皇帝因昏庸無道而被群臣所廢，更看 不到失政的皇帝主動讓位給賢者。 史實也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漢昭帝時，議郎眭弘援引其師董仲舒“公天下”的主張 ，要求皇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結果被認為是“妖言惑眾，大逆不道”，於是眭弘 與代他上書的大臣都被處死。[20]漢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援引《易傳》向皇帝上書：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 則不居其位。”也是主張皇帝應該讓賢。此舉當然觸怒了皇上，蓋寬饒也被指控為“大逆 不道”，被迫自殺身亡。[21]這兩則都是主張儒家“公天下”論而失敗的案例。試想，身 處皇帝淫威之下、面對險惡官場，連自身性命都難以保障的儒家學者，又有何能力來制約 皇帝呢？ 且不說制約皇帝不可能，即便是制約皇帝的近親和寵臣也難以做到。漢高祖為大漢皇 朝制定了制度：無功者不得封侯。周亞夫為了阻止漢文帝給無功的國舅爺（皇後之兄）封 侯得罪了皇帝，被冠之以“謀反罪”逮捕入獄，並在獄中屈死。漢哀帝寵信佞幸董賢，欲 封他為侯，丞相王嘉因極力反對而被捕下獄，在獄中被迫絕食自殺。[22]東漢士大夫反對 宦官專權，遭遇“黨錮之禍”；明代“東林黨人”也有同樣的下場。這類事件在歷史上比 比皆是。 二、儒者的人格對文化的作用 士大夫的素質和個人目的也是儒家文化如何起作用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知道，古代 士大夫在人品上有很大的差異。有些人忠於理想，尊重學問；例如董仲舒這類人格高尚的 學者是關心民生，主張一定程度限制君權的。但還有不少人是以學問作為謀求功名利祿的 手段。例如叔孫通先靠諂媚秦二世而得到獎賞，又因為幫助劉邦樹立皇帝威權而取得高官 厚祿。徐覆觀指出，叔孫通為劉邦治禮，是他投機，即投君主之所好的個性的發揮。古禮 中固然有尊君抑臣的成分，也還有君臣友好和相互尊重的部分。因為封建制是按照宗法原 則建立的，封建時代的君臣多有血統關系，君臣或是親屬，或是朋友。然而秦代把反映君 臣和諧的部分全都拋棄，只采用了尊君抑臣的古禮。“秦儀是根據法家尊君抑臣所定出來 的，是要以人臣的卑微，顯出人君的至高無上所定出來的。這是政治發展方向的一大關鍵 。”徐覆觀認為，假如叔孫通能稍微采用一些君臣相通的古禮，劉邦也未必不可以接受， 因為此時他對這個問題沒有一點知識。但是叔孫通為了迎合劉邦“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的潛意識要求，以便為自己取得最大的現實的利益，當然不能有任何公正之舉。結果 ，叔孫通個人的需要與皇帝的個人需要以及政權需要相結合，產生了對中國政治有著極大 影響的禮儀制度。“由叔孫通所定的朝儀，在使皇權專制，取得了更明確的形式。使皇權 對臣民的壓迫，在此形式下取得‘非禮之禮’的地位，因而成為此後無法改易的死結，這 在中國政治史中是頭一件大事。”[23] 在漢武帝之前，儒士追求利祿尚屬個人行為，而漢武帝以後，這種行為就開始制度化 了。漢武帝“獨尊儒術”，在朝廷中設“五經博士”，並規定如不能通一部儒家經典，就 不能出任官吏。“祿利之途一開，儒家各派都弛鶩奔競，力爭在朝廷所設博士中占有一席 之地，並力圖排斥異己。”[24]有時候這種競爭是十分殘酷的，甚至要以相互迫害、殺人 為代價。 董仲舒和公孫弘都是漢代的著名大儒，都以精通《公羊傳》而入朝為官。公孫弘在學 術上的成就不如董仲舒，他的惡劣人品在朝中屢遭士大夫們的非議。但是公孫弘通過諂媚 漢武帝而步步高升，不僅當上了丞相，而且破例地被封侯。從此丞相封侯形成了制度：“ 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公孫弘只是以儒學作為取得官職利祿的手段，其步步高升則在於 “儒表法裏”，以法家權術博得漢武帝的歡心：“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悅之。” 不僅如此，他還極力迫害他所忌恨的大臣：借皇帝之手殺死主父偃，還試圖害死正直的董 仲舒和汲黯，幸而沒能得逞。[25]至於那位被公孫弘害死的主父偃，也是一個投機取巧之 徒。他因在家鄉齊地受眾儒生排擠，不得不到京城尋找出路，終於靠上書而得到漢武帝的 重用。主父偃一旦得志，專以攻擊、陷害他人為業，曾將董仲舒送進監獄，甚至將某諸侯 王逼迫致死。人們議論他太殘忍，主父偃辯解說，我一生窮困潦倒，到老了才出人頭地， 不趁此時建功立業，更待何時？所以要“倒行逆施”。受到主父偃嚴重威脅的趙王揭發他 收受諸侯王的賄賂，為諸侯子弟討封。在公孫弘的力主下，主父偃被處死，並被滅族。 [26] 這種儒家學者所起的作用就可想而知了。一些人非但不能、也不願冒著生命危險去制 約專制王權，反而要投君主之所好，去盡力加強王權。 三、儒家教育難以使君主自律 那麽，對皇子和皇帝的教育是否能像王瑞來所說的那樣，使君主自律？ 西漢昭帝死後無嗣，大將軍霍光立昌邑王為帝，隨即又因昌邑王荒淫無道而將其廢黜 。除了幾位曾經向昌邑王進諫的大臣外，大部分王手下的官員被關入監獄並將被處死。他 的師傅王式也在論死之列。在法庭上主審官責問王式說，你當時為什麽不諫阻昌邑王的不 軌行為呢？王式辯解說：“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 覆頌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沒 有）諫書。”主審官見他的確是用教育的方式向昌邑王“進諫”，便上報朝廷，免除了他 的死刑。[27] 張居正的事例更能說明問題。劉志琴說：“在歷代君主教育中，張居正擁有教育小皇 帝的條件最優越，可失敗也最慘重。”“他為父子（穆宗、神宗）兩代君王授課，對小皇 帝有為師和顧命的情誼。作為首輔又得到皇帝和太後的充分信賴，這是他放手教育小皇帝 的極好機會和條件。”張居正對神宗的教育非常嚴格。不僅如此，他還親自編寫了一部帝 王教材，名為《帝鑒圖說》，書中講述了117個古代帝王的故事。其中81個故事命名為“ 聖哲芳規”，介紹聖明君主勵精圖治之舉；另外36個故事為“狂愚覆轍”，闡述昏君、暴 君倒行逆施之禍。每一篇故事都配有插圖，生動活潑，很適合對小皇帝的教育。張居正為 培養聖明君主真可謂用心良苦。劉志琴說：“按理說，皇帝自小就受到他嚴格的教育和訓 練，本應成長為一名他所期望的聖主，事實上神宗是歷史上最貪婪、昏暴的皇帝之一。這 一失敗，證明依靠道德自律來約束君主根本行不通，促使人們丟掉對君主自律的幻想。” [28] 結語： 方朝暉、王瑞來、秋風等人為什麽會認為儒家文化“成功地制約了王權”呢？這恐怕 是以為，儒家文化是制約皇權的，儒家士大夫也都是主張制約皇權的。而實際上儒家文化 具有兩重性，儒家學者也有正義和非正義兩種。大量史實表明，古代帝王正是在叔孫通、 主父偃、公孫弘這類追求功名利祿的儒家士大夫幫助下，利用儒家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那 部分成功地加強了皇權，並且運用手中強有力的大權，成功地抵制了儒家文化對他們的制 約。 司馬光曾熱情謳歌漢代那些敢於對抗黑暗勢力的士大夫們“觸冒斧鉞，強仆於前，而 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但是無奈漢桓帝、漢靈帝之類的昏君“殄 滅忠良，甚於寇仇。”終於“積多士之怨，蓄四海之怒。”[29]歷代士大夫的命運與漢代 的是相同的，他們制約皇權的努力往往要付出血的代價。 中國專制政治奠基於韓非、商鞅，粗成於秦始皇，大成於漢武帝。獨尊儒術就是因為 儒術比其他學術具有更多和更有效的強化皇權的作用。這也就是為什麽與秦始皇同樣專制 的漢武帝要采取與秦始皇不同的文化政策去尊崇儒術，也是這項政策為後代帝王普遍遵奉 的重要原因。古代帝王絕不會將一種主要制約自己的文化奉為至寶的，正像孫悟空不會自 願給自己戴上一副緊箍咒。按方朝暉的話說，除非他們是傻子。 還應該看到，漢武帝不僅僅是“獨尊儒術”，還在政治實踐上充分利用法家的學說以 強化專制統治，尤其在刑法的嚴酷方面超過了前代。徐覆觀指出：“刑法，是統治者最重 要的統治手段。史公《酷吏列傳》中，深痛漢代刑罰之酷烈，從正面提出了政治中與人民 的生命財產直接關連在一起的最嚴重的問題。此一最嚴重的問題，成為中國歷史中最黑暗 、最殘酷的一面。……由漢初起，凡是像樣的儒生，莫不以漢承秦代根據法家所制定的刑 法，太違反人道，皆欲把它翻轉過來，而終未能做到。”漢儒主張“尚德不尚刑”，以禮 治代替法治等等，在政治實踐上基本上沒能起到作用。[30]如此看來，儒家制約皇權和反 對法家的努力均遭到失敗，而法家文化與儒家文化中強化皇權的層面則有效地結合，使中 國古代的專制愈演愈烈。 參考文獻： [1] 方朝暉．走出迷霧，重鑄中國文化價值．中華讀書報，2010.5.26． [2] 金春峰．儒學和王權主義問題．中華讀書報，2010.6.9． [3] 陳啟雲．王權、君道與國學．中華讀書報，2010.5.12． [4] 王瑞來．皇權再論．史學集刊，2010（1）． [5] 秋風．儒家憲政民生主義 ．開放時代，2011（6）． [6] 秋風．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絕對權力．南方周末，2011.6.30． [7] 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禦制全書·序．合肥：黃山書社，1995：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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